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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述感


刘梦溪
2011-06-21 07:50:21 阅读
《 光明日报 》2011年6月20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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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11年,是张舜徽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他1911年8月5日生于湖南省沅江县,没有进过学校,完全靠刻苦自学,成为淹贯博通、著作等身的一代通儒。我曾说章太炎先生是天字第一号的国学大师。章的弟子黄侃,也是当时后世向无异词的国学大师。章黄之后,如果还有国学大师的话,钱宾四先生和张舜徽先生最当之无愧。

                   一代通儒  

  钱和张为学的特点,都是学兼四部,而根基则在史学。但同为史学,钱张亦有不同,钱为文化史学,张则是文献史学。古人论学,标举才学识三目,又以义理、考据、辞章分解之。义理可知识见深浅,考据可明积学厚薄,辞章可观才性高下。学者为学,三者能得其二,士林即可称雅,兼具则难矣。盖天生烝民,鲜得其全,偏一者多,博通者寡。三者之中,识最难,亦更可贵。无识则学不能成其大,才亦无所指归。张先生的识见是第一流的,每为一学,均有创辟胜解,这有他的《周秦道论发微》可证。
  道为先秦各家泛用之名词,但取义各有界说。儒门论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性与天道,孔子罕言。韩非论道,则云明法制,去私恩,而以儒家之圣言为“劝饭之说”(《韩非子·八说》)。管夷吾论道,无外无内,无根无茎,万物之要。老聃论道,强名曰大,道法自然。庄生论道,无为无形,可生天地。先秦诸家之道说,异同异是,释解缤纷。而《荀子·解蔽》“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一语,尤为历来研究心性之学者所乐道。《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虽出自“伪古文”,亦堪称中国思想的语词精要,至有被称作“十六字真传”者。
  然张舜徽先生别出机杼,曰:“余尝博考群书,穷日夜之力以思之,恍然始悟先秦诸子之所谓‘道’,皆所以阐明‘主术’;而‘危微精一’之义,实为临民驭下之方,初无涉于心性。”(《道论通说》)经过博考群书、日夜思之,而认为先秦诸家之道论,乃帝王驭民之术,亦即统治术,这是张先生对于先秦思想文化史的一项极大判断。此判可否为的论?思想史学者必不然。但在张先生,足可成一家之言。因为它的立说,是建立在精密比堪抽绎诸家文本基础之上的,以诸子解诸子,旁征博引,巨细靡遗。即如道和一的关系,老云“抱一”,庄云“通一”,韩非云“用一”,管子云“执一”,《吕览》云“得一”。此何为言说?张先生写道:“皆指君道而言,犹云执道、抱道、通道、用道、得道也。‘道’之所以别名曰‘一’者,《韩非·扬权篇》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韩非此解,盖为周秦时尽人而知之常识,故诸子立言,率好以‘一’代‘道’之名,无嫌也。”(同前)不能不承认纂解有据,而绝非腹笥空空之贸论也。
  张舜徽先生的独断之识,见于他所有著述,凡所涉猎的领域与问题,均有融会贯通之解。以本人阅读张著之印象,他似乎没有留下材料之义理空白。他的学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固有典籍烂熟于胸,随手牵引,无不贯通。如果以考索之功例之,则张氏之学,重在典籍之文本的考据比堪。义宁之学的诗文证史,古典今情,宜非其所长。但二百万言的《说文解字约注》,又纯是清儒《说文段注》一系的详博考据功夫。《约注》一书,可见舜徽先生积学之厚。至于文法词章,置诸20世纪人文大师之列,他也是可圈可点的佼佼者。他文气丰沛,引古释古,顺流而下,自成气象。为文笔力之厚,语词得位适节,断判出乎自然,五十年代后之文史学人,鲜有出其右者。这既得力于他的学养深厚,也和年轻时熟读汉唐大家之文有关。他尝着意诵读贾谊《过秦论》、《陈政事疏》等长篇有力之文,以培养文气。虽然,张先生长于为文,却不善诗词韵语,或未得文体之全,但亦因此使张学无纤毫文人之气,实现了《史通》作者刘知几说的“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宏愿”。

                   学兼四部

  古人为学所谓通,或明天人,或通古今,或淹通文史,或学兼四部。诸科域博会全通,则未有也。张先生于通人和专家之分别,规判甚严。他说以汉事为例,则司马迁、班固、刘向、扬雄、许慎、郑玄之俦,为通人之学;而那些专精一经一家之说的“博士”们,固是专家之学也。对清代乾嘉学者,他也有明确分野,指戴震、钱大昕、汪中、章学诚、阮元诸家为通人之学;而惠栋、张惠言、陈奂之、胡培翚、陈立、刘文淇,以治《易》、《毛诗》、《仪礼》、《公羊》、《左氏传》等专学名家,则为专家之学。即以张先生界定之标准,我也敢于说,他是真正的通儒,所为学直是通人之学。
  张先生为学之通,首在四部兼通。他受清儒影响,从小学入手,即从文字、声韵、训诂开始,此即清儒所谓“读书必先识字”。再经由小学而进入经学。先生所治经,以郑学为圭臬,可知其起点之高。汉代经学发达,有五经博士之设。然家法成习,碎义逃难,终至经学为经说所蔽。逮汉末大儒郑康成出,打破今古文之壁垒,遍注群经,遂为“六艺之学”立一新范。故张先生之《郑学丛著》一书,未可轻看。此书正是他由小学而经学的显例。书中《郑学叙录》、《郑氏校雠学发微》、《郑氏经注释例》三章,尤为后学启发门径。但张先生虽治经,却不宗经,以经为史、经子并提,是他为学的习惯。要之许(慎)郑(玄)二学,实为先生为学之宗基,故能得其大,积其厚,博洽而涯岸可寻。张之洞《书目答问》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已由张先生为学次第得到证明。至于子学,《周秦道论发微》为其代表,前已略及。明清思想学术,亦为先生所爱重,则《顾亭林学记》、《清代扬州学记》两书,是总其成者。集部则《清代文集别录》(上下册)、《清人笔记条辨》,识趣高远,宜为典要。
  当然张先生学问大厦的纹理结构还是乙部之学,也可以说以文献史学为其显色。斯部之学,其所著《汉书艺文志通释》,《史学三书评议》、《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等,均堪称导夫先路之作。所以然者,因先生一直自悬一独修通史之计划,终因年事,未克如愿。晚年则有创体变例之《中华人民通史》的撰写。一人之力,字逾百万,艰苦卓绝,自不待言。仅第六部分“人物编”,政治人物21人、军事11人、英杰12人、哲学19人、教育15人、医学15人、科学18人、工艺技术10人、文字学7人、文学16人、史学12人、文献学8人、地理学8人、宗教4人、书法12人、绘画12人。各领域人物共得200人,逐一介绍,直是大史家功力,其嘉惠读者也大矣。而史标“人民”,复以“广大人民”为阅读对象,用心不谓不良苦。但以舜徽先生之史识史才,倘不如此预设界域,也许是书之修撰,其学术价值更未可限量。

                  沾溉后学

  张舜徽先生一生为学,无论环境顺逆,条件优劣,从未中辍。每天都早起用功,又读又抄。抄是为了加深记忆。小学的根底,得其家传,是自幼打下的。十五六岁,已读完《说文段注》。中岁以后益增自觉,竟以十年之功,将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二十四史”通读一过。晚年,学益勤。至20世纪八十年代,先生已年逾七旬,仍勤奋为学,孜孜不倦——
  天热,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把湿毛巾垫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檫一下再写。天冷,手冻僵了,就在暖水袋上捂一下,继续写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每晨四点起床,晚上睡得很晚。就是这样,经过十年苦干,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张君和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选》,页635)
  意志、勇气和毅力,是张先生为学成功的秘诀。他认为“才赋于天,学成于己”。识则一半在天,一半在己。勤奋努力与否,至为关键。为将己身之经验传递给后学,1992年初冬,当其八十一岁之时,还撰写《自学成才论》上下篇,交拙编《中国文化》刊载,此距他不幸逝世,仅两周时间。
  《自学成才论》之上篇写道:“自隋唐以至清末,行科举之制达一千三百余年之久,而事实昭示于世:科举可以选拔人才,而人才不一定出于科举。以高才异能,不屑就范,而所遗者犹多也。清末废科举,兴学校,迄于今将百年矣。而事实昭示于世:学校可以培育人才,而人才不一定出于学校。以出类拔萃之士,不必皆肄业于学校,而奋起自学以成其才者济济也。”又说:“自来豪杰之士,固未有为当时制度所困者,此其所以可贵也。”更标举孟子“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义,提出“虽无学校犹兴”才是廓然开朗、有志有为的“伟丈夫”。
  张舜徽先生本人,就是“虽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也是廓然开朗、有志有为的“伟丈夫”。《自学成才论》下篇,叙列王艮、汪绂、汪中等孤贫志坚的学术大家,开篇即云:“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值其尚未得志之时,身处逆境,不为之动,且能顺应而忍受之。志不挫则气不馁,志与气足以御困而致亨,此大人之事也。盖天之于人,凡所以屈抑而挫折之者,将有所成,非有所忌也。其或感奋以兴,或忧伤以死,则视所禀之坚脆,能受此屈抑挫折与否耳。”所陈义固是先生一生为学经历之总结,深切著明,气势磅礴,字有万钧。“自来豪杰之士,固未有为当时制度所困”、“自来魁奇之士,鲜不为造物所厄”,屈抑和挫折预示着“将有所成”。试想,这些论断,是何等气魄,何等气象!真非经过者不知也。
  张舜徽先生为学的这种大气象和真精神,垂范示典,最能沾溉后学。所谓学问之大,无非公心公器也。学者有公心,方能蓄大德;视学术为公器,才能生出大智慧。我与先生南北揆隔,未获就学于门墙之内。然我生何幸,当先生晚年董理平生著述之际,得与书信往还,受教请益,非复一端。八十年代末,《中国文化》杂志筹办之始,即经由先生弟子傅道彬先生联系,函请担任学术顾问一职,蒙俯允并惠赐大稿《中华人民通史》序,刊于《中国文化》创刊之第一期。九十年代初,拙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启动,尝以初选诸家之列目呈请教正,先生很快作复,其中一节写道:
  细览来示所拟六十余人名单,搜罗已广,极见精思。鄙意近世对中国文化贡献较大者,尚有二人不可遗。一为张元济,一为罗振玉。张之学行俱高,早为儒林所推重,实清末民初,大开风气之重要人物,解放前一直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著述多种,商务印书馆陆续整理出版。罗于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探究广博,其传布、搜集、刊印文献资料之功特伟,而著述亦伟博精深,为王国维所钦服。王之成就,实赖罗之启迪、资助以玉成之,故名单中有王则必有罗,名次宜在王前。罗虽晚节为人所嗤,要不可以人废言也(六十余人中,节行可议者尚多)。聊贡愚忱,以供参考。闻月底即可与出版社签下合同,则选目必须早定。此时合同未立,暂不向外宣扬。如已订好合同,则望以细则见示。愚夫千虑,或可效一得之微也。京中多士如云,不无高识卓见之学者,先生就近咨访,收获必丰,亦有异闻益我乎?盼详以见告为祷。
  张先生对罗振玉和张元济的推重,自是有见。我接受他的意见,罗后来列入了,但张未能复先生命。张先生此信写于1991年5月23日。至次年1月16日,仍有手教询问《丛书》之进展情形。而当我告知近况之后,张先生喜慰非常,又重申宜包括张元济的理据。现将张先生这封写于1992年4月13日的来示抄录如下,以资纪念,并飨读者。

梦溪先生大鉴:
  得三月二十五日惠书,藉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之编纂,布置就绪,安排得体,以贤者雄心毅力为之,必可早望出书,甚幸事也!承嘱补苴遗漏,经熟思之后,则张菊生先生(元济)为百年内中国文化界之重要人物,而其一生学问博大,识见通达,贡献于文化事业之功绩,尤为中外所推崇。其遗书近由商务整理出版甚多,可否收入,请加斟酌。往年胡适亟尊重之,故中央研究院开会,必特请其莅临也。承示《中国文化》第五期即可出书,此刊得贤者主持,为中外所瞩目,影响于学术界者至深且远,我虽年迈,犹愿竭绵薄以贡余热也。兹录呈近作二篇,请收入第六期,同时发表。好在文字不多,占篇幅不多,并请指正!专复,即叩
     近安
    张舜徽上
    四月十三日
  此可见张舜徽先生对《经典丛书》的悉心关切。可惜他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于1992年11月27日遽归道山,终年八十一岁。他其实还在学术的盛期。他走得太早了。张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时间为1992年11月9日,距离他逝世仅十八天。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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