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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为学 博通经史 兼擅文理 著述宏富——纪念历史学一代宗师、《清史论丛》首任主编杨向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李尚英
2010-01-07 22:05:58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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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月10日,是历史学一代宗师、《清史论丛》的创建者和首任主编、我们敬爱的的导师杨向奎[①](我们都尊称为杨向老,或向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想,在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日到来之际,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并使之发扬光大。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选、陈祖武等学者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杨向奎集》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学习杨向老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我虽然对先生的博大学问了解不深、知之甚少,但还是不揣冒昧地把自己学习《杨向奎集》的一点心得体会写于下面,以表达对慈父般的老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情。

             一、博闻彊记,勤奋为学,著述丰富,成果卓异

  我国历史学一代宗师、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杨向奎先生,字拱辰,河北丰润人,生于1910年1月10日,逝世于2000年7月23日,终年91岁。先生1931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受业。1935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和山东大学,任甘肃学院文史系讲师、教授(时年28岁,成为青年教授),西北联大副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作育人才,桃李满园。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1958年与第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后改任清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立后任该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墨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杨向老一生孜孜不倦地勤奋为学,广泛涉猎于经学、史学、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数学,博古通今,著述宏富,为学术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早在1943年,先生即已发表名著《西汉经学与政治》,受到学术大家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称赞。60年代初,《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下两册先后问世,成为学界的畅销书。先生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学界的大师地位。此后十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先生的学术成果问世较少。“文革”结束后,先生以耄耋之年,精进不已,奋笔疾书,结撰专著《中国古代史论》、《清儒学案新编》、《大—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绎史斋学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主持编纂《中国屯垦史》和《百年学案》等15部,论文200余篇,还有为友人和学生作书序数十篇。“文革”时期,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又以一业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高峰,相继发表《熵和引力》、《论时间空间》等多篇重要论文。环顾四海,古往今来,皆属罕见。先生曾对笔者说:“我的学术成果主要在70岁以后(完成的)”。这是很符合实际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杨向老一生为学坚忍不拔的执著精神。
  杨向老一生文理兼通,恐怕与他为学经历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深刻认识有关。
  杨向老早在中学读书时,教务主任王先生曾对学生说:“在经学问题上,今文学派说《左传》是一部假书。”还有一位物理教师王硕儒先生也曾对学生说:“我懂得‘相对论’,那是四维。”两位老师的话可能只是随便一说,但幼年的杨向奎听后,心情却很不平静。他想,自己儿童时代只读过一部《左传》,原来还是一部“假书”,心里惊讶不已,总想解开这个谜;他在学习物理时,知道三维,现在老师说有四维,那一维是什么?也想来个刨根问底。总之,这两句话确实影响了杨向老一生。
  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杨向老逐渐认识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是探索和研究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就是历史哲学。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是探讨和研究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自然本身是无知的浑沌,人类对自然的研究,使自然有了透明度,自然的透明度又增加了人类的知识,这样相互推进,我们才知道,自然是无限而有界的。当然,每—个星球每一个天体都有它的起源与衰老,黑洞理论的提出,更可能证明空间与引力的关系,黑洞不过是—个熵洞。[②]所以,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杨向老就以一位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潜心地研究起理论物理学和数学,直至生命终结。他在晚年时说:“现在也很难说,我是以学历史的身份业余地搞物理,还是主要搞物理兼搞历史。因为我有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物理学上,有时又集中精力研究历史或哲学。这种多元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到我研究项目的进展,不能集中精力搞一方面,就分散了力量。但我即使知道这种多头研究有许多不利的地方,也不想改变,这是多年养成的兴趣,多年的嗜好。……我对这几门学问都很喜欢,丢不开这个,也丢不开那个,只好三头并进,四头并举。”[③]实际上,杨向老在这里表达了他的一个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运用、相互借鉴的深邃的而又十分重要的思想,代表了现今科学发展的趋势。
  总之,杨向老在他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学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与理论物理学的高峰的,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卓异成就的。

            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史学资料的完美结合

  上世纪前期,孟森、邓之诚、陈寅恪等旧型的历史学家,拒绝唯物史观,在史事论述和资料考订上,比较过多地注意表面的、孤立的、片段的事情,不重视或忽略了从全局和本质上分析、论述问题,因而往往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杨向老早在解放前就已接触了唯物史观,解放后又十分自觉而认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杨向老是中国史学界中较早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学术问题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史学界中获得学术成果最大、最多的学者之一。
  杨向老多次教导他的学生说:“研究社会科学,一定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必须懂得自然辩证法,掌握了这种方法,再学习有关物理学的基础知识,然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进行提高,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当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学者不相信这种哲学、这种方法,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科学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可克服的难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承认自己成就的取得是运用了自然辩证法,但他们成就的获得,往往是、或者是他们的方法符合自然辩证法,如果完全违背自然辩证法,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④]
  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曾掀起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虽然轰轰烈烈,但由于对唯物史观认识程度的不同,得出的看法大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有鉴于此,杨向老先后发表了《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学习笔记》等理论文章,力图运用唯物史观以解决历史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其内部如何分期?杨向老在学习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等有关理论文章后,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时,必须关注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的特点。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论述,杨向老指出: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的特点,首先是氏族制度和农业公社制度的长期存在。但古老的农业公社制度是否也保存在封建社会内呢?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初期的奴隶社会内,也表现在封建社会内,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前期,显著地保留有很多的自由的农业公社成员”。以往史学界有一种机械的看法,认为奴隶和农奴是互相排斥的,“有奴隶是奴隶社会,有农奴是封建社会;如果有奴隶又有农奴,那就变成一种使史学家迷惘的社会了”,而马克思的“现代家庭”论既包含着奴隶制,也包含着农奴制,“正好解释古史学家迷惘”了。(《杨向奎集》第23-24、12页,以下引用本书时只注页码)
  杨向老在《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文中指出,《周礼》一书在学术上极有价值,它提供了古代东方社会的许多有用材料,我们通过这些材料既可以了解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同时又可了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杨向老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不足,而往往是以部分代全体,甚或以后来的发展情况说明古代。他还指出,必须对史料加以认真考订,并说:
  在战国以前,就黄河流域上下游各国的社会结构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对于史料加以严格甄选的话,会发现它们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向前发展的。过去我们对于史料的运用太粗疏了,根据西周某一地区的铜器文字而概括地说明当时所有地区的社会性质;或者是对于某一种材料的时代还弄不清楚,而用以判断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色,这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第99页)
  杨向老在本文中还以大部分篇幅论述了春秋时代的齐国社会,认为“《周礼》是齐国的产物,而《周礼》的制度,在其它齐国文献中是可以得到证明的”。齐国根据《周礼》和其他典籍的记载,至少在齐桓公时已是一个封建国家,但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制度;从统治者内部来说,也还保存着奴隶制度。但是,这些奴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不是农业奴隶;当时有私人奴隶,但不从事农耕。由此先生指出,我们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的认识所以统一不起来,往往在于掌握了某一地区某一种材料,就用来笼统地说明各国的社会性质。先生建议,我们应该划分开来研究,要一个地区—个地区地解决问题,认清了齐国,认清了三晋,认清了宋、郑,认清了秦、楚,认清了吴、越,然后再说明哪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样,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才易于获得圆满解决。(第108-109页)
  具体到西周社会性质问题,杨向老认为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先生在《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解决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是解决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关键;而要解决西周社会性质首先应当解决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地位变化问题,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的问题。先生认为,西周初年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统治者和“殷民”的矛盾上,这大批“殷民”是剥削者主要的剥削对象。先生指出,在《周礼》一书中,千言万语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处理这些“民”的问题,而不是“士”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说,《周礼》所反映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自西周至春秋,凡是记载中的“民”、“甿”、“庶人”、“众人”或者是“农人”,全是指当时被剥削的广大农民阶级而言,他们领有一小块土地,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例如“甿”,就是从事于主要生产事业的人,但他们的地位是农民,他们由领主授田,成为领主剥削的对象;《周礼》中讲的井田制度,实际上“附着于土地上的奴隶和贫困的公社成员,逐渐变为农奴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压迫奴隶和管理农民的方式不同,西周出现了以“德”为代表的新的社会意识。“德”字在西周是一个新字,它所代表的也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也是新基础的反映。“德”是用以“和民”的,这“民”也是一种“新民”,“以德和民”是西周以至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口号。(第124-125页)先生在1980年11月写的《绎史斋学术文集·前言》中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我仍然主张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开始,除了古文献的材料外,近年来云南的史学工作者在作了傣族田制与农奴制和周秦社会的比较研究后,同样得出了西周是封建社会的结论。”[⑤]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很多同仁的支持。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杨向老认为可以分为下列三个阶段:—,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二、封建社会成熟期,后汉至晚唐(公元1世纪到9世纪);三、封建社会后期,北宋到鸦片战争以前(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即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1840-1949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是领主经济居主导地位的时期,领主通过公社对农民取得超经济剥削。战国时期以后,地主阶段已经抬头,不过领主的势力并未全肃清。秦与西汉还是领主与地主交哄的时代。王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摧毁了领主阶级,社会向前发展了,中国才走上成熟的封建社会。具体而言,这—时期正是在东汉到北魏时期。先生这些观点同样得到了学界不少同仁的支持。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是史学界争论激烈的—个问题。杨向老在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和其他一些论文中,多次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而言,他不同意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土地国有制一说。杨向老认为,战国以前,我国存在着以井田(村社)为主干的土地国有制;此后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宋以后更成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他还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土地制度方面曾存在过的“种种迷人的假象”,诸如拓跋魏的均田制和唐代均田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拓跋魏的均田制,杨向老指出,“均田令实际是对于无主土地再分配的政策。对于无主土地的分配,并不涉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而唐朝的均田制,是唐朝政府为了“搜括脱漏户口和土地,为了恢复生产和增加税收”所实行的一种土地制度;况且实践说明“均田并没有按法令贯彻实行,各人各户的土地,许多是本户的原来所有”。杨向老认为,农民为地主干活,实际上就是交纳地租,如果对他们不实行强制,如果农民对于地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是不会干的。所以,“地租表现了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形态,只有结合人身依附关系,才能完整地说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他还说:“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这种垄断的根据是土地私有制。”[⑥]

            三、勇于创新 永不停步 不断将学术研究推向深入

  杨向老在历史学、经学、哲学、红学、小学等领域均有许多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略述如下:
  先生在历史学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上古史的重建上。杨向老的多年助手吴锐先生曾说,杨向老贡献最大的“还是对上古史的重建”,“杨派上古史是有成立的基础的”,除了“它的两大支柱即神守、社稷守和炎黄文明”外,还有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中国封建社会的迄始等。
  谈到上古史的研究,不能不涉及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是上世纪20-30年代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该派着眼于一个“破”字。如杨向老所说:“《古史辨》的功劳主要是对于传说中的古史的‘破’,这一破对于后来建立科学的真实的古代史是有积极作用的,我们不能把盘古开天当作历史!”同时它也有“冲击某些封建权威、某些封建道统的权威”,继承“‘五四’精神的传统,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但也必须看到,他们在古史问题上多“重复过去的老路,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指责汉代刘歆等人伪造《左传》和《周礼》,伪造虞夏商周的古史系统。(第372、388页)先生认为,这种观点“是今文学派的偏见。儒家托古改制的说法,只是把他们的理想放在古代,并没有伪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至少虞、夏、商、周的时代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体系。但今文经学派后来演变成疑古派,他们怀疑虞,怀疑夏,对商、周的许多历史也持怀疑态度。这就未免太过火了,玉石俱焚,这样一来,硬把中国的四五千年的历史变成两三千年历史,这种看法是武断的、没有根据的。无论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上,还是从考古发掘上,这种理论都是难以成立的。[⑦]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杨向老以极大的精力重塑上古史。首先,他研究了神守和社稷守的问题。
  神守、社稷守是有关中国上古社会实体统治形式的关键问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杨向老继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后,发挥了神守、社稷守的理论。他以大禹杀防风氏为例,指出,“防风国”名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在4000年前,曾经存在着神守国与社稷守国。社稷守即后来的阶级社会国家。而神守国时代,即神的时代。防风国以夏禹杀防风氏说,上古之天子居山宾天与人间之媒介,这种媒介在古代称之曰神。先生在60余年前曾经叙述过夏代南迁的史实,后来多次说明神、巫、史的发展过程。夏是社稷守国,防风是神守国。  
  杨向老指出,在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属于炎帝系统的姜姓国,齐、许、申、吕虽然在建国规模中比不上黄帝系统的夏、周,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逊于“郁郁乎文哉”的周,或者说,他们的成就是“郁郁乎文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代,楚申文化曾有过辉煌的表现,代表着我国当时的南方文化。楚、申、吕都是曾经称王的国家,它们都是重黎后。重司天属神,后来为申;黎司地属民,后来为吕。于是申为神守国,而春秋时楚之太史都为“申公”或“王子申公”;吕后为社稷守。申司天而吕司地,申司天蓬以圆丘祭上帝,吕司地遂以方丘祭四方。《吕刑》即用以司民者,齐出于吕。2    
  杨向老在有关炎黄文明的探讨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继承和发展了顾颉刚先生关于远古民族的分合,炎、黄不同族,炎是炎,黄是黄的观点。认为姬、姜原不属于一个部落,他们分属两个氏族,各有来源,都是源远流长,各有各的族姓,各有各的图腾崇拜。黄帝、炎帝来源不一,而姬姜两姓原来也并不是一个氏族。华夏族诚然是中华民族中最重要的集团,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但不能说华夏族仅由炎、黄两族构成。东夷集团,尤其是殷商,在构成华夏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夏、商、周三代,或者是虞、夏、商、周四代,共同融合成华夏族。在四代中,虞、商代表了东夷集团,而夏、周代表了华夏集团。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华夏族的形成当先夏而后周,姜羌之与华夏结合也当先夏而后周,这样我们才能析源解流,使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各得其解。
  在上古史的重建上,杨向老还有—个重要观点不应忽视,那就是有虞氏是我国阶级社会的开始。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史上,虞、夏两代是应当大力研究的对象。杨向老在《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考察了虞、夏两代的世系和当时的生产方式。他认为,有虞氏时代虽然“还是石器时代”,但“已经有了奴隶制的萌芽”,“有关于私有动产的传说”,“在生产上是畜牧业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因此,“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历史时代,应当在中国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第133-134页)
  黄河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夏禹治水的故事广为人传。但夏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多少年来没有人能说得准确无误。有的国学大师认为,夏在中国的西方,杨向老在《大禹和夏后氏》一文中指出:“夏代中世以前,政治中心在今山东省,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期则移居河东及伊、洛流域,然而东方仍有其孑遗。”(第148页)
  杨向老在金文、甲骨文研究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郭沫若先生曾对《国语·周语》中“我姬氏出自天鼋”一句解释说:“天鼋即轩辕也。”轩辕即黄帝,也就是姬氏出自黄帝。杨向老同意这种解释,并从青铜铭文中认出了“玄鼋”这两个字。先生说,天鼋即玄鼋,天、玄古音相同,(第218页)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郭老的正确看法,对探索炎黄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商朝武丁时的卜辞习惯用语中有三个字,这是自甲骨文字出现以来,聚讼数十年而未解决的问题之一。先生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三字应是“不玄冥”,即指兆舋之不昏暗、不模糊。这一解释,得到了著名文史专家郭沫若的赞同:“其言至确”。
  乾嘉学派历来是中国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个重要研究课题。以往学界总是按地域把乾嘉学派分作吴派和皖派,没有触及到该学派的实质。杨向老早在60年代初就写出《谈乾嘉学派》,提出将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的主张,并认为,考据学派的奠基者顾炎武关心政治,以考据作为工具以“明经”,既“通经致用”又阐明“经学即是理学”。但到了考据学派的大师惠栋、戴震时期,发生了变化:与顾炎武相比,惠栋“没有那种爱国主义的热情,没有积极的政治思想”,而戴震更是“干脆丢掉了政治主张,于是考据学派三种内容——政治思想、反理学、考据,变成两种了”。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学风已变,他们既不谈政治,也不反对理学,只是考据,清初以来的汉学遂逐渐失去精华,形成一个偏枯的学派”。先生的上述观点,理清了乾嘉学派的源流、发展变化过程及其性质,堪称乾嘉学派研究方面的杰作。(第295-300页)
  杨向老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也是卓著的。经学分为今古文,今文以《公羊》为主,而古文经的重点则是《周礼》和《左传》。
  杨向老自1946年进入山东大学工作后,在经学研究上重点研究《周礼》。先生在《〈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一文中指出,“自从《周礼》得到表彰以后,这部书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存在问题”,今文学家视其为王莽、刘歆的“伪造”。杨向老在阐释了《周礼》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和体系、成书的时间与地点以后,指出“《周礼》可能是一部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大戴礼》曾经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而且王莽为达到篡夺西汉政权的目的而引用、效仿过“周礼”,同时他本人对《周礼》“还有许多误解”。(第190、198页)杨向老的《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一文,更是通过精彩而深入的论述,彻底推翻了今文学家视《左传》为“伪书”的臆测,受到当时著名学者莫非斯“精当绝伦”的赞誉。
  在今文经学研究方面,《杨向奎集》选编了杨向老撰著的《〈公羊传〉中的历史学说》、《论刘歆与班固》、《〈白虎通义〉的思想体系》、《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论何休》、《清代的今文经学》等论文。上述论文集中论述了公羊学的缘起、内容、发展演变过程。先生认为,《公羊》和荀子属于一个学派,他们是儒家而接近发家。在政治理论上既主张改制,又提倡复古,这未免进退失据而不能自圆其说;思想体系上一方面要维护诸侯割据的旧制度,另一方面又提倡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仍然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但《公羊》具有进步的历史观,能适当地反映时代要求,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最主要的一点是强调大一统。这有助于中国的统一,但在春秋战国时中国并未统一,因此《公羊》只能说是为后王立法。至汉武帝时真正出现了大一统,《公羊》的理想才得以实现。司马迁也是著名的公羊学家,他继承了公羊学的传统,为后王立法:大一统;为后人立法:反对暴政,肯定农民起义,并歌颂货殖和游侠。汉武帝在完成大一统事业后,需要一个导致礼乐升平的具体方案。可是,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对策都是不着边际、冠冕堂皇的言辞,而无实际内容,这可谓整个公羊学的悲剧。此后,地主阶级由于其政权已经巩固,不再需要讲求多变的公羊学,于是公羊学也就倒退了一步而接近正统派儒家,并参与了儒家宗教化的过程。东汉时,史学家班固撰集《白虎通义》,首先抛弃了大一统使儒家更进一步宗教化。直到东汉末年,经师何休为公羊学作总结,虽然这总结是纸上谈兵,但究竟保存了公羊学原有的义法和理论,才使公羊学重新发皇。先生还对“古史辨派”的“五行相生是刘歆一派的伪造”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五行相生说”先于“五行相胜说”,而这两说均来自邹衍,刘歆当时还不具备伪造这种体系的水平,况且五行相生的历史法正是刘歆的历史哲学。先生还指出,此后,公羊学沉寂了千余年之久。直至清中叶以后,当地主阶级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又想到了公羊学,于是找到了《公羊》,找到了何休的总结。清代公羊学派首倡者庄存与是企图巩固旧秩序的公羊学家,其理论缺乏崭新的内容。他和孔广森都没有发现公羊学的关键所在,也没有找到何休的总结,而刘逢禄发现了它。刘呼唤一个新的权威来充当新王以维护大一统,但他没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想法,一直到龚自珍方跳出封建社会的樊笼。龚自珍的思想超出了他的时代,他具有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观点。龚歌颂了封建社会还不存在的实体,发现人民群众是创造一切的第一人,还歌颂私有。这是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理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完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羊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面貌到本质都不能不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第367页)
  杨向老对“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始终持赞扬态度的。先生多次说过,公羊学派的改革精神,由他们所发挥的公羊学所提倡的民族团结大—统的思想,在我国文化之现代化方面以及国家民族在极度衰危的情况下能够坚挺下来,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入中国以前他们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
  《杨向奎集》中还收有一篇《墨子的思想与墨者集团》。杨向老有关墨子及墨家自然科学成就的论文结集为《墨经数理研究》一书,该书充分体现了杨向老学术研究的一个十分鲜明而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我们知道,墨学自西汉以来的历代统治者执行的一种独尊儒术、排斥其他各学的政策(加之墨学自身的原因)以后,就湮没在儒学的海洋中,一直处于衰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墨经》也就随之衰弱而年久无人治理,错简、失简处甚多,本身残缺不全。到了清末,有一位学术大师孙诒让出。他是乾嘉学派最末的的一位大师,学问渊博、厚实,著了一部《墨子閒诂》,被誉为清朝三百年来研究墨子的集大成之作。但孙不懂近代科学,只能在校勘上用力。到了近现代,训诂大家谭戒甫、高亨先生分别撰著《墨辨发微》、《墨经校铨》。杨向老正是在三位大师的基础上,结合训诂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墨学进而取得卓异成就的。由此,也可以说,这些成就的取得,完全是先生继承乾嘉学派的考据精华,同时又发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与时俱进,运用自然科学进行研究的结果,宣扬爱国主义。杨向老在研究墨学时特别强调说,齐鲁大地,古多圣人:孔子是“大成至圣”,孙子是“武圣”,而墨子则是“科圣”,也就是“科学之圣”。墨子在二千多年前,在时空理论、数学、力学领域,均有极高造诣和伟大的科学成就。杨向老在逐一阐述了这些成就之后说:
  西方人艳称古希腊,以为后来西方文明的正统;我们亦艳称先秦时代之百家争鸣,这种争鸣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的四大发明,我们的张衡、祖冲之及僧一行不是没有光辉背景的,墨家是这光辉背景中最光辉的一组。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知己知彼,他们并不骄傲,但有自豪感。他们曾经说:“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的确一直到现在,子墨子之言的《墨经》仍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辉。[⑧]
  杨向老还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墨学没有中衰,而是像儒学—样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那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将更为发达;中国甚至也可能会免于近代鸦片战争这样的历史悲剧。

              四、熵的引入――理论物理学研究的创新

  杨向老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上。说到这里,人们也许要问,一个当代历史学宗师为什么要踏进理论物理学的研究领域呢?
  先生生前在多种场合说过:
  我是搞社会科学的,解放后又逐渐地研究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理论物理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研究哲学而不懂宇宙、时空等问题,不可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没有伟大的思想就很难有杰出的科学成就。[⑨]
  杨向老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中,首次引进了熵,这在当时国内外理论物理学界是没有先例的。具体而言,先生在研究时间与空间、引力的问题时引进了熵。时间与空间,这既是理论物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又是一般人关心的切身问题。先秦墨家在世界科学史上是最早将时间与空间相连的学派。杨向老指出,墨家思想体系中有恒有变,恒是主体,变是方法。墨家运用恒量变量相关问题,最先注意到物体运动决定时间空间问题。1905年,近代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他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两者是联系在—起的。这就把人们以往所说的三维世界变成了四维世界。从此,时间、空间结合在一起而有了空一时概念。不过,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大科学家,并没有能解决空间和时间的物理实质问题。
  1913年,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其中最重要之处是他的新引力之说。爱因斯坦将引力学说引进了他的相对论,这就在牛顿的基础上将引力的认识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这正是爱因斯坦的伟大之处。但是人们必然就会问:引力是什么?引力与时间、空间有没有关系,两者间会存在一种什么关系?杨向老认为,“物质能量的存在形式决定时间”(第413页),时间“只能是能量流的表现形式,能量大则时间膨胀”,“空间则由引力场强决定,……引力场强又决定空间的几何度规”(第419-420页)。由此,杨向老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中引进了熵。对于熵,虽然许多科学家,包括在近代世界学术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维也纳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德国著名物理学家石里克在内,都曾研究过它,但他们并不知道熵的物理实质是什么。由于“不知道(熵)是什么,只就其表象作论,所以出现‘热寂说’”,于是有所谓“世界末日”的来临。杨向老认为,“仅仅说熵是量子状态数目的自然对数还是不够的”(第421页)。他强调指出,熵就是引力,就是引力的作用,是惯性质量的引力作用;同样,引力发生的作用也就是熵。概言之:熵是热物理学中作用质量的引力作用。[⑩]
  杨向老还认为,在宇宙中充满了量子,也就充满了熵。熵是引力作用,但它不起“引力”的作用,而起“重力”的作用。熵重是构成大块物质的基础,以此在未来的理论物理学中,“量子熵力学”或者“熵物理学”,应当是其核心内容。这种力学的数学表达式,应当是二进位制。天体或者星球的构成,应当从熵重讲起,而不必在“大爆炸”中去索取什么!这一理论是很重要的,符合事务发展过程中“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原理。这里的“内因”即指“熵重”;“外因”即指“大爆炸”,如果“大爆炸”能起作用,那只能是在“熵重”的基础上起作用。
  按笔者理解,杨向老关于熵和引力的理论是:“熵是引力作用。引力与能构成空间与时间的基础。引力是惰能,通过速度变化,惰能化为动能,遂成为时间函数,因之而有四维空、时(Space-Time)产生;没有引力、能量就不会有空间,不会有时间。所以空间、时间构成的四维空间,也就是引力与能量的四维空间。”[11]

           五、“从不当空头主编,甚至不当他认为自己出力不够的主编”

  杨向老在他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除了自己撰写专著、论文外,还与同事、学生办刊物、出书、编资料。与先生合作的同志鉴于先生以身作则和身先士卒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以及在学术界享有的崇高名望,都无例外地希望和要求先生能当主编。但正如著名清史专家何龄修先生所说,杨向老“从不当空头主编,甚至不当他认为自己出力不够的主编”[12]。
  杨向老自学生时代就受到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顾颉刚的影响,喜欢办刊物,认为这对发展、普及文化和培养人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1932年,杨向老与同学高去寻、孙以悌、张政烺、胡厚宣、王树民举办读书会时,就办了一本名为《潜社史学论丛》的学生刊物,在学界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响,受到胡适、郭沫若的注意。1951年,杨向老和山东大学同仁创办了哲学社会科学刊物《文史哲》。当时,他们困难重重,既无经费,又无专职编辑。作为主编,杨向老和几位同仁,承担了所有的约稿、收稿、定稿、编辑、校对,甚至发行等工作,没有交通工具,先生经常步行去印刷厂,有时还到车间去校对。如今,《文史哲》已成为全国高校著名的有影响的刊物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由此产生。这其中凝聚了杨向老众多的智慧和劳动。1978年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成立清史研究室,杨向老任主任。先生为了尽快培养人才和提高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决定创办《清史论丛》,亲自制定了办刊宗旨、方针及其具体实施办法,并主持审稿、退稿等事宜。《清史论丛》创刊后,迅速地在国内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几年后,杨向老鉴于自己年事已高,管的事渐少,萌生了“不再担任《清史论丛》主编的想法”。但正如著名清史专家何龄修先生回忆说“为了顺利工作,他这个主编实际上不能少。我向他详细说明。他说:‘啊,还有这么多事,那就做着再说。’不过,他仍然感觉不自在,想甩掉这个包袱。我知道他对《清史论丛》的热情丝毫不减,只是厌恶空头主编,每次都需要我费唇舌去说服他维持现状。”[13]
  杨向老在主编清代档案史料和研究论著时同样表现了一位长者从不利用属下、学生和晚辈替自己抄材料、写文章“掠人之美”的崇高风范。
  我在编写杨向老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一文(第392-400页)中,只谈了先生利用文献资料、甲骨文和金文,以及民俗调查的三重证,忽略了先生对档案资料的利用。实际上,杨向老的历史研究法应为运用文献资料、甲骨文和金文、民俗调查和历史档案的四重证。
  先生一向重视档案资料的运用。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先生大学毕业后留校文科研究所工作时,就首先发现了清朝强迫著名思想家傅山进京的材料。50年代末60年代初,杨向老广阔、深远的眼光,集中在孔府档案上。先生认为孔府档案就世界学术范围言,都是较为完整的贵族地主私家档案,对解剖明清贵族地主是很典型的史料,但当时无有利用,十分可惜。他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写作《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时,曾对曲阜孔府档案进行了短期研究。该书内容的十分之一,就是根据孔府档案撰著的。由此,杨向老进一步认识到这部分档案的史料价值,下决心开发、利用。1963年7月,先生亲自率领历史所几名青年研究人员,赴山东曲阜衍圣公府,与曲阜文物管理所、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合作,选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实际上,杨先生是这次整理、选编曲阜孔府档案的总负责人和总指挥,并且身体力行,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一部五六百万字的孔府档案精选资料出来了。1983年,这部500多万字共23大本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开始出版。据本书的编选者、组织者之一的骆承烈先生回忆:
  (本书)出版以前,六家(山东大学、山东省社科院、曲阜师院、齐鲁书社、曲阜文管会、中国社科院)代表商议共推向老为本书主编。我们和他商量一次又一次,他就是不答应。理由:以前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现在自己做的工作也不多。还是说“不愿掠人之美”,我们六人对向老的这一态度又感动,又着急,实在没办法,只好请山东大学一位老教授当主编,请他当顾问。但向老又表示:顾问是指导这项工作的,指导这项工作的不止我一人。他一口气说出来七八位,最后说“我不过和他们一样,当本书的顾问吧”。向老坚决的态度我们不好违,只好请他和所说的几位先生均当本书顾问。在排名时,将他排在前面。
  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二十三本大型资料集,谁能当上主编,定会名垂青史。这部作品集自始自终都在向老指导、领导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而他却让出了主编的头衔。这种不为个人名利、只为发展学术的高风亮节,一直为人所传颂不已。[14]
  在选编档案的同时,杨向老还认为,大家还应合作写一本书。先生说:“我们是研究组,不是资料室。”亲自指导何龄修、郭松义等撰著了《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审阅定稿时,何、郭等人都要求署杨向老为主编,但先生还是坚持说,全书没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由他亲自起草,决不署主编之名。
  1963年,杨向老还派历史所刘永成、许曾重等人去明清档案部,与该部合作、选编和研究乾隆朝刑科题本。此次选编了近4000件档案,内容十分丰富,“对研究土地占有关系、租佃关系、佃农抗阻斗争、雇佣关系、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等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15]。
  前几年,在一场学术讨论与争鸣中,一些学人提出了“名家挂名主编应三思而后行”的意见,这对于维护学界和学术尊严,清除学界的腐败现象是有利的,值得提倡。历史学一代宗师杨向奎先生在这方面所作所为,值得提倡和学习。我想,我们的名人主编们,如都能像杨向老那样,我们的学术尊严将会得到维护,学术腐败将会被根治。
  由于篇幅和本文内容所限,杨向老的著作均未作介绍,例如《清儒学案新编》,即是先生在学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贡献。该书洋洋400万字,内容极为丰富。正如著名思想史家陈祖武先生所说,《清儒学案新编》是杨向老晚年的—部代表著述,也是他留给学术界卷帙最大、内容最多的重要著述。[16]该书作为—代学术史,以清代学术源流为纲而列出子目,其人或减于前,而文或繁于旧,从而避免“庞杂无类”,起到了学术思想史及学术思想史料选编的双重作用。[17]
  再如,杨向老在哲学上的贡献也是不可泯灭的。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先生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究哲学,写出了许多诸如《哲学与科学》的著作和有关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些著述中,他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线索、“理”的概念、“中庸”思想、儒学、“宋学”和“汉学”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
  杨向老在他60余年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生涯中,著述宏富,专著、论文集十余种二十余册,还有大量尚未结集出版的论文、文章、日记等,可渭学识博大精深。浅学如我,实不能识解百之一,兹谨述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大略,切盼学界同仁及后来者以杨向老百年诞辰为契机,学习杨向老的风范和著述,将其学术思想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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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做清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是杨向奎教授。
[②]杨向奎师:《我对人文科学的看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杨向奎学术文选》,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5、226页。
[③]杨向奎师:《杨向奎学述·前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④]杨向奎师:《杨向奎学述·前言》第2页。
[⑤] 《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页。
[⑥] 《杨向奎学述》第78、79页;参见《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0、111页。
[⑦] 《杨向奎学述》第9-10页。
2参见《杨向奎教授论“基础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
[⑧] 《杨向奎学述》第216页。  
[⑨] 《杨向奎学述·前言》第2页。
[10] 《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篇》,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11] 《杨向奎学述》第145页。
[12]何龄修:《风范长存——悼念杨向奎先生》,《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12   月,第847页。
[13]何龄修:《风范长存——悼念杨向奎先生》,第847、850页。
[14] 《向老和孔府档案》,《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周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59页。
[15]周远廉:《基础扎实 成效显著――记杨向奎先生的施政及其成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
[16] 陈祖武:《杨向奎先生与《清儒学案新编》》,《清史论丛》2000年号。
[17] 见《<清儒学案新编>缘起》,《清史研究通讯》1982年第1期。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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