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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如一根思想的芦苇


刘文嘉
2009-12-17 08:09:26 阅读
《光明日报》2009年12月11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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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华园西南角的老楼中找到何先生的书房。一壁是历史书籍,一壁是哲学原典,一壁是西洋音乐磁带,是斗室,也是个小世界。
  何兆武先生呢?窗前一榻,闲对青山。

                    颠沛记行

  祖籍湖南,生于北京。何先生研究历史理论、历史哲学,而五四后风起云涌的现代史,却不过
是他的人生回忆。
  1935年,何兆武上初二。12月9日早晨,北平胡同里的积雪没过了膝盖,他上学路上听到两个车夫谈话。
  “西直门关了。”“怎么又关了?”“今天闹学生。”
  其时日军已控制察哈尔,逼近京畿,北平城头却仍在“变换大王旗”。何兆武感到“一定出了大事”。
  在历史上,这次“闹学生”被称作“一二·九”运动,实际包括前后连带相关的四次大游行。到了次年的第三次游行,何兆武也参加了这件“大事”。
  1936年,何兆武上初三。他和同学一起喊着口号游行,走到西单就被军队截住了。军警先是朝空中放枪威吓,然后就持大刀、警棍殴打学生。学生手无寸铁,队伍一下被冲散,何兆武和两个同学拼命冲到路边一家照相馆洗照片的“暗室”里,躲过了这场暴行。
  这是他第一次“聚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十五岁,古人说的“志学之年”。读过丰子恺、朱光潜、谢冰心、徐志摩,以及梁启超和顾颉刚的学术性著作。
  1937年,何兆武在北平师大附中读高一。“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他和家人先到天津、再乘船到青岛、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从济南倒车到徐州,然后转郑州到汉口、转武昌回岳阳,一路颠沛辗转到湖南老家。其实也可以留在北平,并不至于有杀身之祸,但他“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
  书还是要读,何兆武选择了刚刚搬到长沙的中央大学附中继续求学。只可惜刚刚读了一年,日军就攻占徐州,逼近武汉,长沙形势告急,中央大学附中又搬到了贵阳。
  人说贵阳“天无三日晴”,何兆武深以为然。“我在贵阳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个晴天。”糟糕的是日军飞机也趁着这万里晴空出来轰炸,天天响警报,学生天天往山洞里跑,跑来跑去,学校干脆直接搬到了山里。
  1938年末到1939年秋天,何兆武就呆在贵阳的山沟里上学,心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苦恼。中央大学附中意识形态性很强,学术氛围远不如当时北方学校那么自由。何兆武每天早晨被军号叫醒,由教官带着跑步、训练、喊口号;晚上听着熄灯口令睡觉,睡前也是点名、唱歌、喊口号。所谓口号,就是“蒋委员长万岁”。
  再有,就是没书读。山沟闭塞,炮弹炸不着,人也出不去。没有书籍、没有报刊、没有电影。在北平读书时,何兆武每周都要去北平图书馆,“每次借五本,差不多一星期都能看完”;时不时就去逛书店、逛琉璃厂、看电影、看京剧。《大公报》、《国闻周报》,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林语堂创建的《论语》杂志,他几乎每期必读。在贵阳马鞍山,这样丰富的文化生活简直不能想象。
  何先生一生,对大部分事情都能宽容忍耐,唯独不能忍耐两件事,就是“不自由”和“没书读”。他一生很多重要选择,说到底,都会和这两点扯上关系。这次也一样,读高中二年级的何兆武最终选择了跳级参加高考,提前结束这种闭塞的生活。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重要选择,所以也很郑重的。”何先生说,“那时候我们也填志愿,和现在一样,按照分数分入不同的学校。”当时,由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成立的临时大学也因战火逼近而搬到了昆明,何兆武在自己的三个志愿栏中都填上了这个大学的名字——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记趣

  1939年,何兆武以贵阳地区第二名的考分进入西南联合大学。他很快就发现,联大很对自己的“胃口”。
  生活是自由的。你可以是激进,也可以是保守,可以民主,也可以守旧,随你左狂右狷。“我宿舍有位同学,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布鞋不提后跟,讲笑话,爱抽烟。”一副疏狂做派。这人是汪曾祺。
  选课是自由的。何兆武入学时的专业是土木,但文学、史学、哲学、外文的课也随时向他敞开大门。他去听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偏赶上那一年外文系男生都调去做美军翻译,上课的都是女生。整个教室只坐着两个来旁听的男生,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杨振宁。
  读书是自由的。联大有个大图书馆,各个系还有自己的小图书馆,所有图书馆一律开架,学生可以自由入库,呆一整天也没人管,殊为难得。“解放后我在历史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得在外面填条,然后交给图书管理员去拿。”何先生不喜欢这样,“图书馆又不是藏珍楼。”
  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毕集,河汉灿烂。史学有陈寅恪、姚从吾、傅斯年、钱穆、吴晗;文学有沈从文、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数学有陈省身、华罗庚;哲学有冯友兰、金岳霖。这些大家的课,何兆武至今难忘。
  “钱穆先生开什么课?”
  “他讲中国通史。钱先生讲课自己的想法很多,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动容。”
  “钱钟书先生如何?”
  “他讲课是启发式的,他不告诉你结论,总是在提示你,有些机锋。所以聪明的人才能跟得上他。”
  “陈寅恪先生呢?”
  “陈先生呀,他开的是高年级的课,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资格选这样的专业课。”
  但他还是去听了,趴在教室窗户外听的。几十年之后,何兆武在著作《历史理性批判散论》的自序中回忆了陈寅恪讲课的情形:“经常身着一袭布长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学者,一点看不出是曾经喝过一二十年洋墨水的人。授课总是携一布包的书,随时翻检;但他引用材料时却从不真正查阅书籍,都是脱口而出,历历如数家珍。”何兆武后来转向史学研究,确实有赖这些前辈史学家风采的感染。
  何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了四个专业,本科是土木、历史,研究生是哲学、外文。“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他的校友邹承鲁院士曾说过,西南联大之所以出了那么多大师,原因就在“自由”二字上。何先生深有同感,“我没有想到将来做什么,毕业以后做什么工作,哪一年读博士,都没想。觉得这个好玩,就学这个,那个有意思,就读一读。”真的是为读书而读书。
  自由开放,让人如鱼得水。但当时自由之联大,不过是桎梏之中国的一隅。事实上,从1940年开始,这些泰斗级的老师和后来大师级的学生,一直过着每天躲避轰炸的生活。
  “你知道,1937年先是‘七七事变’,然后是淞沪会战,日本人把我们的海岸线都封锁了。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国外的物资都从河内运进来。可是1940年法国溃败后呢,越南这条线也被日本封锁了,只剩下滇缅公路是中国和外界唯一的联系。日本人就天天轰炸,我们从1940年到1941年就天天‘跑警报’。”
  何先生对此已经颇为“习惯”。在重庆要进山洞,在贵阳要进山沟,昆明无山,有也是低矮的山坡。所以“二十分钟就能跑出去很远啦”,言下之意,已经比之前强多了。
  空袭每天来得都很准时,“大概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响警报,半小时后飞机来了,来了炸,炸完了走。半小时后解除警报,大概是三点钟左右大家又都回来了。”
  “那您吃饭怎么解决?”
  “有时候自己带点吃的就跑了。后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上午十点下课,下午三点再上课。中间那几个小时就给大家‘跑警报’。”哈哈一笑。
  别人形容这样的生活,说狼烟四起、战火纷飞。他形容这段生活,却用“战火芬芳”。即便联大曾经被轰炸过两次,图书馆、宿舍都曾经被炸过,其实每天都有性命之忧,他仍不愿把生活形容为惨烈艰难的。“芬芳”之意,大概是珍视那废墟上开出花朵的生活。

                   “文革”记困

  1949年,何兆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城,先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又在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教了几年世界史。1956年,何兆武调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师从侯外庐先生。
  刚参编《中国思想通史》,“反右”风潮就席卷而来了。科研秩序已然乱套,何兆武自己偷偷开起了“地下工厂”。
  他开始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平等;帕斯卡尔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皆是他心之所向。“每天晚上偷偷搞一点,得闲的话,一天能译几百字。”
  边翻译边查书,各个典故都落实,所以慢。“你的兴趣在工作里面,要偷工减料或胡编乱凑的话,兴趣就是在稿费上面了。”
  这是兴之所至,也有规定任务。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周恩来联名邀请哲学家罗素访华,罗素抱恙,未能成行,只把他的《西方哲学史》赠送给毛主席。这部书,最终被委派到何兆武手里。
  大概所有哲学、史学专业的后辈学人都读过何兆武翻译的《西方哲学史》,对学界的影响之大、之深,自不待言。但也恰恰是这部书,在“文革”中为翻译者本人招来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为什么“反革命”?罗素是“资产阶级”,翻译他的书就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我当时不知道这本书是毛泽东指示翻译的,我想给我戴这顶帽子的人也不知道,不然他也是反革命啦。”大概史学家已经惯见历史的可笑之处,说到此处,只是一笑,不再多着一字。
  还有一个罪名,是“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他不喜欢样板戏,觉得京剧是古典剧种,穿现代衣服演现代故事显得不对味。这个言论又被人告了密,两罪并罚,何先生不仅“反革命”,还是“现行的”。
  他和顾颉刚先生、谢国桢先生关在同一个“牛棚”里。他的名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谢先生的名目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顾颉刚先生算什么罪名?”
  “他是最早的一批,算老反革命,‘老资格的反共老手’。那时候凡是高级职称的几乎无一‘漏网’,是‘老反革命’。我是助理研究员,还不够‘老反革命’的资格呐。”
  “牛棚”是历史所的一间小屋,三人的活动空间不足十平米。其时,顾先生年事已高,晚年遭难,终日无言,总是默默地坐着,“好像参禅一样。”
  何兆武年少对史学感兴趣,就是因为读了顾颉刚的文章。少年时的偶像原来和自己还有这么一种缘分,人生之微妙,让人唏嘘。他多次想向顾先生请教学问,终是不敢扰其清静,只是在其吃饭时帮着端饭递水。
  谢先生倒是和他一拍即合。一个恬淡精神,一个放达做派,遭此劫数,都显得有些“没心没肺”。两人每天在“牛棚”里海北天南、高谈阔论——历史、文学、轶事、掌故,反正除了政治,什么话题都聊得津津有味。
  谢先生爱美食,话中多有涉及。何先生便问他:“您吃了一辈子,到底哪顿最好吃?”
  “要说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其时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到中国来,傅斯年在北海仿膳请客,谢先生也参加了。仿膳是按照宫廷的方式,每上一道菜都换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几道菜就换了十几遍酒,“确实好极了。”
  何先生又问:“您说现在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谢先生答:“西单商场有个峨眉酒家,那里的干烧鱼还不错。”
  何先生笑:“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请您吃一顿干烧鱼。”
  也谈治学。谢先生曾受教于梁启超,有时饮冰室主人谈自己的个人经历,话匣子一开,直说到天亮。何先生重视口述历史,一听到此处,就劝谢先生写点回忆录,保留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只是不待说完,就听见门外工宣队大吼一声“好好学习”!两个史学家赶紧低头念“小红书”。
  要挨批斗,也要干体力活——在北京时是拆城墙,背墙砖;在河南干校是下田劳动。他的家被抄过两次,大批珍贵的笔记遗失了,姐姐又因迫害而得了精神病。但何先生却不爱说这些。与他同时代的大家,经历万方多难的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青年时代、运命多舛的壮年时期,一生说来都有些凄楚苍凉,但他的人生却仍然显得从容适意,就因为他对那些悲苦艰辛的部分总不着意,也不较真。
  他的译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恰恰都完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这二十年间。著作《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中的重要观点与论述也形成于这个时段。政治气候复杂多变、个人命运沉浮不定,这大大小小的“困局”,似乎都没有困住他。
  很多年以后,何先生出了本随笔集——《苇草集》。书名因循帕斯卡尔的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但它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这根柔韧的芦苇,你只知道他身陷困水,却不知他心在万山。

                     晚年记道

  1985年清华恢复文科专业,何先生回到了清华园。“我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又是清华的研究生,对它感情很深。”
  还是讲授思想史。三五个研究生,一两个青年教师,围在他身边讨论——不是典型的授课方式,却是他最喜欢的方式。
  也给本科生授课,与其说授课,还不如说是谈话和演讲。谈“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近代化、“五四”与中国启蒙、共性与个性、关照与超越。这些谈话,都收在他的《文化漫谈》中。好多人说这本书好看,因为对于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作者曾身在其中,也置身其外。
  一个时代已经启幕,一代人已经走过,有些成果被重新正视,有些价值被再次估量。有人评他的《历史理性的重建》:“如果想了解当下中国学者对历史哲学的最高研究状态,就不能不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如果想通过中国学者的目光去审视西方的史学思想,然后反转身来,再去审视当下的中国史学,同样不能不去读何兆武先生的论著。”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2001年何先生八十大寿,清华大学历史系准备为他举办一个庆祝会,请一些学人来座谈,有北师大的刘家和先生,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皆与何先生相识多年,但他仍然婉拒了。庆祝会的早晨,学生去接他,他已锁好家门,飘然离开。
  一个人在九月的清华园里走了走,然后去了图书馆。
  “一个很普通的平凡的人有什么可祝寿的呢?”他觉得他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在采访中,他经常用“不配”两个字,连说起“文革”后期,工宣队让他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多“注意”罪名更大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事情,他也说,“我不配监视人家。”
  新世纪初,清华在“蓝旗营”盖楼,分给何先生一套新房子,比现在挤满书的斗室,条件要好许多,又被他拒绝了,笑称:“年纪大了,嫌麻烦。”这件事记载在由他口述、三联书店编辑文靖撰写的《上学记》后记里。文靖在那里写到,何先生欣赏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他说,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一面书写就一面消逝了。
  七十年前,何兆武从岳阳乘船到长沙读书。“我在湘江之上时刚好十六岁,想到了一个有点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怎样算是进步?怎样算是幸福美满?”坐火车要两个小时,坐船却要五天,从功利的角度讲,坐火车显然具有优越性。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船行沿途风景如画,让人毕生难忘,这不是幸福么?千水含月,万山带云,到底应该怎样衡量人生的幸福?
  他那时刚读过朱光潜的《慢慢走,欣赏啊》。觉得里面“无所为而为的观赏”深切内心。人生本来就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我宁愿这么慢慢走,一辈子对自己也没有安排。”何老说,又自嘲,“就是这么自由散漫。”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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