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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大家谢国桢


吕美颐 黄天弘
2008-05-08 23:00:47 阅读
《中州今古》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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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桢,号刚主,1901年4月出生于河南安阳,1982年9月4日病逝。我国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及版本、目录学专家。
  谢国桢生长在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从祖母诵学《诗经》、《唐诗三百首》等,稍长从家庭塾师学习。1919年春,18岁的谢国桢与胞弟从家乡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汇文学校大学预科。连续三年报考北京大学文科,未中。后承吴北江(桐城派大家吴汝纶之子)教督,学习古文诗词,并兼做家庭教师,半教半读。1925年夏,谢国桢以头名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在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教诲、指导下从事史学研究,对明清史和目录学用力尤多。同学有刘盼遂、吴其昌、刘节、王力、徐中舒等。清华园的学习,对其一生教学与科研影响极大。其间他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明季奴变考》一文。
  1926年谢国桢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结业,列名第一。之后随梁启超先生到天津,于其家教授梁氏子女读书。次年,经梁启超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任中文教师。梁启超逝世后,谢国桢到北京图书馆担任编纂兼金石部收掌之事,先后与赵万里、刘国钧、王重民、向达、谭其骧等同馆共事,长达十余年。前在梁启超家中之时,他曾在梁指导下研究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搜集明清之际的资料,饱览了“饮冰室”藏书,并经梁启超介绍,披阅了朱希祖、伦明、傅增湘等名家藏书。到北京图书馆后,不仅大量阅读馆藏及故宫博物院、东方文化会等处藏书,还南下江浙,北上大连、沈阳,甚至东渡日本访求书籍,“凡历公私藏书之所约十余处,费时阅四年”,上海函芬楼及一些私人藏书处,都留下了他的寻书足迹。在此基础上,终于1931年完成了80万字的《晚明史籍考》20卷,1933年由北京图书馆铅印出版。
  1932年,谢国桢经胡适、傅斯年介绍,到南京担任中央大学专任教师。还在北京北海琼岛之滨时,谢国桢已着手收集明季党争和社盟的材料,在南京期间,教课之余著成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1933年中央大学介绍谢国桢到河南大学任教,谢虽未去,但答应协助河南大学方面编纂《河南通志》,因之返回北京图书馆供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谢国桢来到长沙,于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供职。1938年春,应中华文化基金会之邀,回北平典守北平图书馆的金石图书。此前谢氏还曾为中日庚款基金委员会所办的东方图书馆编写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后因受周作人延聘到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之故,北平图书馆方面令其辞去了馆职。无奈之际经傅增湘介绍到川邦私营大中银行(上海)司笔札,同时协助傅增湘编纂《绥远通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此时谢国桢正在北平临时大学任教。1946年春,其父在河南安阳病危,经周扬介绍通过解放区回安阳省亲。途经邯郸,遇旧识范文澜,又结识杨秀峰,二人委托谢到上海时为华北大学购买图书。处理完父亲丧事之后,谢赴上海为华北大学购书,经周公馆运到解放区。谢在上海仍往大中银行供职,并为开明书店编写稿子,校辑《鲒埼亭集校注》,因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役展开,又为开明书店编著《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一书,1947年成书,次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单行本。1948年秋,谢国桢由钱穆介绍到昆明云南大学和王华书馆讲学。1949年2月北京解放后,他由昆明回上海,又潜渡长江回到北京,遵范文澜之意见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未及结业,1949年10月被推荐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谢国桢更加勤奋教书、著述。初在南开大学教授明清史、目录学、历史文选等课程,郑天挺来到南开大学后,两人共同讲授明清史。1957年底,谢国桢调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去世为止。1957年谢的旧著《顾亭林学谱》再版,并出版了《南明史略》和《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1960年又出版了专门介绍明清笔记史料的《明清笔记谈丛》。
  “文化大革命”期间,谢国桢受到残酷迫害,1966年7月被隔离停职反省,后被送到五七干校。但他仍未放弃明清史研究,在艰难的条件下编成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初稿,并从汉代石刻画像中受到启发完成了《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初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谢国桢以更大的热情投入资料整理和明清史研究工作,他将书斋命名为“瓜蒂庵”,表示要“拾得瓜蒂报君情”。在垂暮之年,他不辞辛劳带领助手和学生两下江南访书,写成30万字的《江浙访书记》。1980年他编辑的《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82年他的《明末清初的学风》经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书中集中体现了谢国桢一生研究明清史的重要成果,涉及了明清的学术思想文化史、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还阐明了自己“平生研究学问的旨趣所在”,为明清史研究作出了新的,也是最后的贡献。
  谢国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致力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其一生对明清史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方向,论著有《明季奴变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专著及论文多篇;其二在学术文化方面,论著有《顾亭林学谱》、《黄梨洲学谱》、《孙夏峰、李二曲学谱》、《清初东北流人考》等十余种。
  《明季奴变考》系谢氏25岁时撰成的一部重要论著。文章指出,“奴变一事是在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明季奴变有索卖身契,和只许一代相流的事,这显然含有民族阶级运动的意味的”。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对奴变的地位和性质作了一个初步的科学规定。并对明清蓄奴之风转盛的原因及其奴变的种种史实作了分析和叙述,呼吁历史学家不仅要注意庙堂,而且要研究社会。这在当时是一种带有方向性的意见。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是谢国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中赞扬该书“钩索文籍,用力甚勤”。该书详尽地分析了党社运动的因果,叙述了各地党社活动的历史情况,着重表彰了正直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对黑暗的专制势力的抗争。谈到写作宗旨时,谢国桢说:“我觉得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其间又可以看到明季社会的状况和士大夫的风气,是研究吾国社会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写这篇文字,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
  《清初东北流人考》是谢氏以前的学者未曾措意的问题。作者钩玄发微,揭露了清初许多淹没不彰的实行残酷思想统治的历史事实,论述了当时许多谪戍东北的地主文人对发展东北文化事业的作用。
  由于谢国桢曾较长时期在图书馆工作,因此于版本、目录学及史料学情有独钟,成为他毕生研究的着力点之一,贡献也颇多。
  他承继了朱希祖的治学传统,特别重视野史笔记稗乘的史料价值。他认为:“研究明清以及近代史迹,从这些野史稗乘的记载中,可以揭露历史上各方面的情况,丰富历史的内容。这种资料的价值,也就如研究殷商时期之有甲骨文字,研究两周历史之有铜器铭文,研究两汉之有西北出土的简牍和汉代石画,有同等的重要性。”谢氏数十年孜孜不倦地在野史稗乘之林中发掘、爬梳、整理、研究,获得了累累史学硕果。
  谢国桢年轻时便写出《清开国史料考》,著录已知和未见清开国史料约230种(中外近人著作除外),后研究清开国史所使用的资料,很少越出该书范围。其后编纂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收录明代边防史乘12种,也是颇受研究者重视的目录学著述。影响最大的还是《增订晚明史籍考》,该书的出版奠定了谢氏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是谢国桢对明清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书中著录各种有关明末清初史事的书目1140余种,未见书目620余种,标举其书名,确定其作者,罗列其版本,开载其庋藏,说明其内容,疏证其源流,辨别其异同,评介其价值。凡研究明末清初的党社活动、农民起义、抗清斗争、郑氏、三藩、史狱、文学、人物和南明诸政权,都可以按图索骥,获得所需要的资料,为研究明清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柳亚子先生在《怀旧集·续忆劫中灰的南明史料》一文中曾评价此书道:“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新中国成立后,谢国桢陆续完成了《明清笔记谈丛》、《明清笔记稗乘所见录》、《江浙访书记》等论著,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一把又一把新钥匙。此外,谢国桢还在搜集和整理明清社会经济史资料、明清农民起义资料等方面,以及保存明清史籍、汉魏拓片方面,有着卓越功绩。
  谢国桢一生曾编撰了大量资料辑刊和史学专著,并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可谓著作等身。他在《自述》一文中,对自己的治学方法做过一个概述,包括三个要点:一是治史应有灵魂。他说:“我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它与政治有联系又有区别,而总的说是与政治分不开的。因此,要研究历史必须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二是论从史出。他说:“又因为历史是一门科学,那就要有一套研究的程序和方法。‘论从史出’,掌握了足够而可靠的资料和证据,然后才能得出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所谓研究的程序和方法,首先要具备某些历史学的基本常识,所谓‘胸有成竹’然后才能识竹,这样才能具有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考证、鉴别、辑佚和辨伪的功夫。也就是说,对史料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供史学界探讨。”三是要学习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历史。他说:“我认为光是运用这些形式逻辑的的方法还是不够的。还要采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古人说得好,‘读书得间’就是从空隙间看出它的事实来,从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问题,读正史外,还要从稗官野史中搜集资料从事补订考证,这犹如阳光从树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驳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观的现象,从而可以得出事实的一个侧面,然后取得内在的联系。积累了许多的专题研究,然后才能写出不是陈陈相因、抄撮成书的作品。”
  谢国桢一生勤奋治学,始终随着时代在前进,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早年,他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的影响,解放后,也能比较自觉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25岁一直到年垂八十,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跌跟斗,头上跌了包,抚摩着伤痕,爬起来再往前走。”这正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谢国桢正是以这种顽强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给学界留下了一部部力作,推动了明清史的研究,也影响和培养了一批优秀史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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