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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萌生


何龄修
2007-06-03 11:42:29 阅读
《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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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前后几年内,在中国史坛上曾集中涌现一批清朝断代史著作,如陈怀著《清史要略》(北京大学出版部1910年版)[1]、吴曾祺等著《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汪荣宝等著《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刘法曾著《清史纂要》(中华书局1914年版)、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文明书局1915年版)等[2]。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多种同一朝代断代史的现象,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非常独特的。它们中除有少数继续沿用传统的史书体裁外,大多采用当时最新的分章节的综合体裁。这是中国最早的分章节的综合体断代史,比同样体裁的清以前各朝断代史早出世十多年、几十年[3]。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独特的现象。现象的独特性,说明社会对它们的紧迫需要。它们在一段时间里曾经很流行,也证明这一点。当时,它们多次再版、重印;其中《清史要略》除初版外,至少还有1920、1925等年的铅印线装本,1931年又发行中华书局铅印平装本;《清史纂要》出版的次年冬即印行第三版,至于1940年已印至九版[4]。可见它们在史坛上很时兴过一阵子。
  七十多年过去,它们现在倍受冷落,很少有人再提起,甚至在后起的清史专门研究者中都不大有人知道了。科学的发展,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这些清朝断代史著作,由于自身的弱点,较快被后起的更优越的同类著作取代和淘汰,是不可避免的,完全正常的。
  然而,在中国史学史上,它们无疑占有自己的地位,不容忽视。它们是中国史坛上的新事物。它们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萌生;它们是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第一批作品,属于中国近代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即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断代史著作,是从清史开始的。
  近代史学,在政治立场、指导思想、学术内容、体例形式等方面,都与传统史学不同。两种史学属于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系。这是一种质的区别、变化。这批清史断代著作在这些方面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检查这批著作,在政治上思想上是站在反对清朝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的。这是它们的第一个特点。
  资产阶级革命派激烈反对清朝政府,反对这个政府用所谓立宪收揽人心,苟延残喘。这批著作对清廷为救亡图存所做的种种挣扎,玩的种种花样,没有说什么好话。《清史要略》一再严厉揭露和批判清廷的假立宪,断言所谓立宪,“其名虽是,其实则远甚!观所行之新政,类皆枝枝节节而为之,而又大率徒改易其形式,而绝乏精神,此不过聊以粉饰观听,迁延岁月耳!”认为“以是而言立宪,非所谓羊其质而虎其皮者哉”?又斥宣统初元摄政王的所谓宪政,“徒具文饰而无诚心”、“世人至目之为伪立宪”、“更有乖违立宪之原理者,为亲贵之擅权。……以一国之政权,而私之一家之亲贵,犹自命曰立宪,其谁信之哉?”[5]《清史纂要》也谴责清廷“无立宪之实意,只以张皇形式迁延岁月为惟一之目的。”它就清末亲贵擅权问题进行了与《清史要略》同样的抨击,指出:“以一国之政权,私于一家之亲贵,此东西各国所无也,而清廷竟悍然为之,其防制汉族而弁髦宪法也如此。”[6]《清史纪事本末》也认为,立宪不过是“为掩饰中外耳目计”,“粉饰观听,非真有公天下之心也。”它还设置题为《假饰立宪及组织贵族内阁》的专卷,又引外国人的“姗笑”语,讥清廷立宪为“非驴非马之立宪”[7]。
  资产阶级革命派前赴后继,坚决打倒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现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高理想。这批著作竞相呼应,批判专制,拥护共和。《清史讲义》许国英序,揭露清朝“专制之祸”、“变本加厉”、“其故由于种族之畛域者一,而利禄之囮阱又其一也。”[8]它们宣扬革命党和民军的活动。《清史要略》在叙述黄兴和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的革命活动后,赞道:“于时革命党之事虽屡败,而革命党之志弥坚忍不少衰。”[9]《清史纲要》记载清末革命党人的历次活动,如谋刺摄政王、刺杀署广州将军孚琦等,特别是革命党人和民军的武昌起义[10]。《清史讲义》断言,到了清末,封建统治更加腐朽,“民党稔此情势,知非实行革命,不足以建新国而谋自存,义旗屡起,卒以辛亥八月大举于武汉,越四月而南北统一,民国政府成立,于是改革之事告终而建设之局方始,盖历史所未有也。”[11]《清史纪事本末》把“破除……崇拜君主之习惯”作为重要原则之一写进《例言》,赫然标于卷首,树起鲜明的政治旗帜;又设题为《光复军之顿挫》的专卷,热情洋溢地歌颂徐锡麒、秋瑾等革命烈士的志向、胆识、权略和壮烈革命活动;又有题为《民军起事及下诏辞位》的专卷,铺叙武昌起义经过和中华民国诞生[12]。《清史纂要》以叙述过清帝退位的情节后,做一总结,宣告:“在吾国历史上,一方面,四千余年专制政体于此告终,亿万斯年共和政体于此开幕,亦可谓至荣已!”[13]
  是共和,还是立宪、甚至专制?在当时政治、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非常激烈。这批著作坚定地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是紧跟时代前进步伐的,是很了不起的。它们的论述完全适应资产阶级的要求,体现出在当时条件下资产阶级史学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它们论证了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清朝必然灭亡,共和国必然诞生和欣欣向荣地成长。
  这批清史断代著作,在观察、研究和概括清代历史时,有自己的新的指导思想。这是它们的第二个特点。
  它们接受进化论作为历史哲学的指导,强调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14]。《清史讲义》批评传统的公私史籍,“历史之著述”,“事实散漫,略无系统,可以为史料,不可以为历史。”它显然已经理解,历史作为科学,需要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其根源:“历史之要义在以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明确表示,“是编眼光直注于世界进化之公例。”[15]进化论是当时刚从西方引进的新理论。历史家的耳鼓在被传统的“五德终始”说、“三统”说、“天人感应”论之类陈词滥调磨起一层老茧后,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出现理论的饥饿状态。强调演变、进化和发展等观念的进化论传进来,真是吹进了一股非常清新的空气,填补了真空。进化论学说一经被中国新史学吸收,就使史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清史纪事本末》从更广泛的角度阐述这个变化过程道:“吾国人之思想,受束缚者几二千年矣。龚魏崛起,以今文治经,导人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实为后此开辟新学界之一征兆。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复有严氏者,负笈越海,历数十寒暑,转输泰西新学而归,我国人之思想,遂日以大进化而不已。”[16]根据历史进化的观点,所有综合体清史断代著作都将清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一为崛兴(或开创)时期,二为隆盛(或极盛、或全盛)时期,三为衰弱(或忧患)时期,四为灭亡(或改革及灭亡、或改革)时期。其中特别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清史讲义》,还将清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观察,引进日本桑原骘藏的观点,划分“清朝之兴亡为近世史”[17]。这种突出事物起源、演化、衰亡的全过程,即清朝兴起、发展、灭亡的全过程的时代、时期划分,比起传统史学仅有政治、军事事件堆积并受历史循环论指导的叙述来,是史学的一种重要的进步。它多少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向。《清史讲义》将嘉庆到咸丰间概括为“忧患时期”,认为这一时期内外交讧,“西力之东侵遂如洪水猛兽,一发而不可制,而革命潮流亦与之俱长,专制帝国之命运盖骎骎告终矣。”又将清末同治、光绪、宣统间五十年概括为“改革时期”,指出“本期内为专制恶果成熟之候”[18]。专制恶果成熟,就要掉落,历史要翻开新的一页。这样的写法显然更能给人以启迪和激励。
  这批著作诞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其时帝国主义的侵略仍很严重。因此,它们无一例外地非常重视关于对外关系的叙述、分析。外交被提到与内政同等重要的地位,不再像传统史籍那样成为人物传记的附庸。《清史纪事本末》的《例言》写道:“内政外交,关系重要。……至于康乾以来之边方用兵,道咸以后之对外交涉,凡关于国际边事者,尤必元元本本,悉著于篇。”[19]这是这批清史的新指导思想之一。它们不仅由于丧权辱国,详记清末外事经过,而且痛定思痛,探讨清初以降、甚至追溯清朝以前对外关系的历史陈迹。在这个关系近代中国国运的重大问题上,这批著作的内容较之传统史籍有非常重要的突破。例如,《清史要略》由于慨叹沙皇俄国在清末掠夺去中国的大片领土,就特别注意清初沙皇“俄罗斯之于黑龙江沿岸”的侵略,将它列为三藩叛乱和郑氏割据消除后“中国境外大敌”之一,叙述了雅克萨战争、尼布楚订约经过,指出《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接壤自此始。”[20]又如,《清史讲义》目睹“自基督教入中国,而宗教问题常为近世国际上纷争之要点,故其传来之次第,亦吾人所欲知也”,于是追溯盛唐时斯德利安宗之传入、元初时加特力宗之传入,明末时耶苏伊德社之传入等经过。《清史讲义》为倡言“中国国民有以匹夫之势力,与欧洲雄国为敌者,后则郑成功之与荷兰,而前则李马奔之与西班牙是也”[21],竟追述明万历二年(1574年)“李马奔”(林阿凤,[22]即林凤)进攻盘踞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的战争过程,显然是要通过表彰林凤,激劝国人受国反帝斗争的精神和勇气。《清史讲义》还有关于中英两国最早接触的描述。它把英国兵船初次来华即炮击虎门的事件,称为“虎门之役”,指出:“中英之互市,自崇祯十年(1637年)虎门之役始。”[23]令人惊讶的是,林凤马尼拉之役、中英崇祯十年虎门之役,在中国史籍上都没有明确记载,而《清史讲义》能说得比较详细、准确,说明这批清朝断代史为充实有关对外关系的内容,曾就外文资料下过一番工夫。因此,它们在这方面的指导思想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著作虽然追随革命,反对清朝,但并非对清朝一概骂倒。它们继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要求“纪实”,“据实直书”[24],“总以得失彰乎众目,毁誉当乎人心。”[25]这是它们的又一重要指导思想。一般说来,它们既批判清朝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也阐述其文治武功中的光辉表现;既汇录清代学者“大节足称而学有益于人国者”,又论述“其以曲学阿世为社会风俗人心之害者”。[26]《清史讲义》提出,清朝“二百六十八年间,岂无所谓号称极盛,重熙累洽者”?[27]《清史纂要》把抹杀清朝历史上的善政的偏激态度,列为著作的失误之一,说:“白山入主,亦宏善政,尔其版图式廓,威棱遐震,天山南北,卫藏东西,总总外族,喁喁内向,载在青编,至今称美,删削不录,岂曰至公?若斯之流,或失则偏。”[28]通观这批著作的具体论述,它们对清朝历史总的说是采取较全面的有分析的看法的。
  在史学著作的体裁、形式上,辛亥革命前后正处在一个改造和创新阶段。传统史籍到那时发展已经烂熟,在著作形式即体裁方面百彩纷呈,五光十色。但此时的历史家在对历史的内涵的理解上已大大进步了。1902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给史学规定了全新的界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因此,历史家在千万遍利用传统体裁著述后,也深刻地感到它们的缺陷,感到形式与内容的冲突,不能比较完满地表现历史家对历史的新的理解。《清史讲义》批评,“纪传之属,详于状个人而疏于谈群治;编年之作,便于检日月而难于寻始终。”[29]他们开始寻求改善著作体裁的方法,寻求较纪传、编年等更优胜的著作形式。当时,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西方和日本史学著作传到中国,甚至翻译出版的也大大增加。辛亥革命前,单单由上海镜今书局、山西大学堂译书院、上海官书局、商务印书馆、金陵江楚编译局、上海文明书局、上海新民译印书局、广智书局、东亚译书会等出版的汉译德、日、美、英等国学者所著世界史书籍,种类和数量已颇有可观。这些书籍也就把分章节论述的综合体裁引人注目地传进中国。分章节论述大体上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重点,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相似的地方。中国学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梁启超说:“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为袁枢创之。”[30]但是,分章节的综合体裁不像纪事本末体那样把历史事件平列起来,缺少内在的联系和统摄,而是讲求“进化次第”,讲求“因果毕呈”,因而比纪事本末体更高明。于是,感觉到传统体裁的缺陷,又理解“夫人类之进化,既必有其累代一贯之关系,则历史亦不能于彼此之间划然有所分割”[31]的理论的历史家,就自然地吸取和利用分章节的综合体裁作为自己的著作形式。从1904年起,历史家夏曾佑在三年内分三册出版了他用章节体写作的中国通史《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即《中国古代史》,只完成到隋止)。夏曾佑是中国学者中将分章节的综合体裁应用于中国历史著作的第一人。
  除《清史纲要》沿用编年体,《清史纪事本末》继承纪事本末体外,《清史要略》等都紧跟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之后,采纳分章节的综合体,表现出中国史学体裁的重大革新。这是它们的第三个特点。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史纂要》。它的革新表现得更加充分:一,设《清史概论》为第一章,论清史的特点,论清朝发展的全过程、时期划分和转折关键,集中体现出关于发展、进化、演变等观念的进化论理论;二,设《结论》为最末一章,总论“清室勃兴之缘起”、“清运极盛之由来”、“清祚覆亡之原因”,探寻清朝重大历史现象和结局的原因,是重视研究历史因果关系的思想的反映;三,在论述清室灭亡之后、《结论》之前,设置《清世文明史》专章,分别论述“地理之沿革”(研究疆域的变迁)、“对内对外之关系”、“文化之变迁”,“风俗礼教之概略”、“民生之状况”、“制度之变更”(概述政体、官制、学校和选举制度、赋税制度、兵制、刑法制度等)。三个专章的设置,综合和集中的论述,在传统史学体裁中是完全没有的(纪传体史书仅有关于文明史中部分问题的专志)。这些专章表现的内容,有助于说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和程度,探讨发展的原因,在史学上当然是一大进步。因此,革新的体裁更能适应史学理论进步后编写历史著作的需要。
  这批著作,在内容上比较幼稚、单薄。这是它们的第四个特点。内容的幼稚性、单薄性,对萌生期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来说是必然的,反映出它作为新事物的重要特征。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做些分析。
  它们是从传统史学土壤中萌生的新事物,虽受进化论指导,但理论能力仍然很薄弱,因此在观点上不免受传统史学的深刻影响,对许多问题无力分析、解释时,就搬出天老爷来。《清史要略》最为典型。它说,明清之际,“清兵南下,万众土崩”,有“天命”和“人事”两方面原因。郑成功未能复明而死,它感叹说,“呜呼,天之所废,人莫能兴!不信然欤?”太平天国为什么失败呢?它回答说,他们骄傲,内讧,“孽由自作,天夺其魄也!”它甚至将清室灭亡简单地归结为两个女人,然后又从传说扯到“天”上。传说,建州灭亡叶赫部时,叶赫部长布扬古临终含愤设誓,“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以复此仇”,以此清朝祖制规定“宫闱不选叶赫氏”,咸丰、光绪违背祖制选慈禧、隆裕两代叶赫女子,“清室遂由是而灭亡,其殆天欤?”它还对一些偶然的巧合大惊小怪,认为清朝“以(多尔衮)摄政始,以(载沣)摄政终,先后一辙,岂非天哉!”[32]《清史纂要》同样不能摆脱天命论的阴影。它认为,“清之灭明半由天幸。”它在探讨三藩之乱荡平的原因时,既做了一些实际问题的分析,又说什么吴三桂“复不得天眷。或传三桂始起事时,奉舆图卜之龟,龟蹒跚环走,不出长沙衡水间,卒行至贵州云南而止。岂事固有天定欤?”[33]这类传说,是徹头徹尾的封建迷信,在传统史籍中是司空见惯的一类内容,而它居然出现在历史科学书籍上,并作为三藩之乱荡平的原因之一加以肯定。理论能力的软弱程度,封建天命论在这些著作中占有的位置,实在令人惊讶。《清史要略》、《清史纂要》的例子,说明这一批清史断代史会从自己的前辈那里继承多少东西。
  它们的史料来源很单薄,缺乏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当时,近代人文科学严格的学术研究工作在中国刚刚开展,清史作为政治上敏感的禁区的情况也刚开始消失,甚至有志于此的历史家都还来不及涉足。因此,社会上可吸取的现成的专题研究成果极少。《民报》、《国粹学报》、《东方杂志》、《新民丛报》、《小说月服》、《地学杂志》、《雅言》、《进步杂志》、《文艺杂志(扫叶山房)》等刊物上刊载的清史文章,有的是为配合资产阶级革命活动而写的有关清先世、明满关系、南明史、清廷丑闻秘史等带有明显宣传性的文章、资料,有的是宫闱史等供谈助的文章,此外,有一些有关民族、地理、学术、文艺的文章,经济史方面最先进到学者视野的限于财政和盐业,其余的都还没有登上神圣的学术殿堂。在这种条件下,这批清史断代著作所据以生长的,就蓄积的史料说尽管可以算得肥田沃壤,但却是一片未经近代科学方法耕耘过的荒漠,它们不可能成长得很丰满、茁壮,是先天决定了的。它们的史料来源之单薄就使人吃惊。除前面提到它们显然曾就清朝对外关系从西方史籍中吸收过不少史实外,其余大体上即以《东华录》、《圣武记》为依据,《清史纂要》自述史料来源说:“本《东华录》为根源,参各家书而甄采,……至于宣统一朝,必取诸公牒之详确可征者。”[34]《清史纪事本末》也在《例言》中做了类似的自述,说:“本书大旨均取材于《东华录》而酌删其繁文,汇参以诸家通行可信之书,以成实录,宣统一朝则就近事之彰著耳目者据实直书之。”[35]其他各书虽没有自述所依据的史料,但大体上也与《清史纂要》等差不多。就专题举例说,山海关石河之战是清军入关的首战,这是当时各种矛盾在这里聚焦总爆发,对参战各方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场大战,战前政治纷纭杂乱,波诡云谲,战争景观惨酷激烈,瞬息万变,可称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精彩的专题。由于后来战争主角之一多尔衮在政治上大起大落,另一主角吴三桂成为叛乱头子,又由于清朝开国初客观条件的影响,摘录《清实录》成书的《东华录》的有关记载很不可信,大大歪曲和简化战争醖釀、展开的全部进程。这就需要进行专题研究,才能恢复真相,丰富内容。但是,这一批清朝断代史都还提不出这样的科学任务。它们把问题更加简化。《清史要略》写吴三桂许降李自成,后因刘宗敏夺走自己的爱妾而被激怒,乞师降清,范文程决策进取,清“遂大发兵从三桂攻自成,薄山海关,传檄远近,所向效顺,群寇溃散。自成败,尽屠吴襄家,辇辎重西去。”[36]《清史纂要》连范文程决策都精简掉,写多尔衮许三桂投降后,“三桂引清兵薄山海关,传檄远近。自成迎战,大败。走京师尽屠襄家,辇辎重仓猝西奔。”[37]这样描绘山海关石河之战,显得多么瘦骨嶙峋,索然寡味。《清史纪事本末》虽设有《顺治入关》专卷,但除“三桂悉众出战,无不一当百,奋击,杀寇数千”[38]等个别地方为《东华录》所无外,整个战争论述仍不能突破《东华录》的框框,战争一方的主角李自成率农民军浴血奋战一天多,击败吴三桂关宁铁骑和山海关士绅武装,清军以逸待劳,乘隙突出,残酷屠杀的情节,一概不见。这是这批著作内容单薄的明显事例。
  同前一点相联系,这批著作中保留许多耳食之谈。当然,在这点上它们的情况也轻重不一。这决定于各自作者对待历史问题的见识。《清史纂要》竟相信郑成功前锋万人“金火不能入,雄视海上”。在叙述雍正“防制臣下之严”,“其广布侦探,察及闺闼,殆达君主专制之极点已”时,它写道:“相传廷臣某方退食,与家人为叶子戏,忽失其一,遍觅不得。次日入朝,帝偶询及。某以实对。帝笑而还之。”它还宣扬康雍授受之际雍正靠改皇十四子为皇四子登基的传说,以及和珅拥有家资“八亿两有奇”的估算,诸如此类[39]。问题最严重的要推《清史要略》。它吸收了不少无根据的、荒诞不经的野史材料,其中以宫闱史为最多。不用说世祖出家、吕四娘刺雍正、乾隆为海宁陈氏子之类,它一概照录不误,还可举出两例,以见其撷采荒谬内容的程度。著名的明臣、投降派金之俊,当李自成、多尔衮相继率军入京师时,没有来得及逃出。金之俊很害怕,连续屈膝投降。这是一个毫无气节的软骨头。《清史要略》竟称,金之俊降多尔衮时,先使人要挟多尔衮说:“我有十事,当与尔要,尔能悉从则我降,否则有死而已!”当多尔衮召问时,他乘机提出“十不从之纲”,即所谓“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摄政王皆允之。”其实无论就当时满汉地主的力量对比,还是金之俊、多尔衮的为人说,这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所谓的“十从”都是实质性的,“十不从”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或清廷正希望的(如婚姻不从),或清廷只能如此的(如语言文字不从)。但《清史要略》不仅硬那样写,而且还颂扬金之俊之流“有功于汉族”[40],真是令人费解。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此外,雍正继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清史要略》是持改诏夺嫡说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它怎样描述准备夺嫡的胤禛及其党羽。它说:“胤禛自少颇无赖,好饮酒,击剑,不见悦于圣祖,出亡在外,所交多剑客力士,结为兄弟十三人,技皆绝妙,高者能炼剑为丸,藏脑海中,用则自口吐出,夭矫如长虹,杀人于百里之外,次者能炼剑如芥,藏于指甲缝,用时掷于空中,当者皆披靡。”[41]这里描绘的剑客力士的“妙技”,完全是剑侠小说作者任意驰骋其思维的野马才得的结果,其荒谬绝伦显然可见,以之娱悦黄童白叟是可用的材料,作为真实历史写进科学著作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清史要略》在内容上的幼稚可笑,此二例业已表露无遗。
  这些特点,决定它们属于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第一批作品,带有本学科萌生期的幼稚性,也就是说,它们只是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嫩芽。它们在辛亥革命前后出世,完全不是偶然的。当时,社会具备了孕育这样一个学科的充分条件。在政治上,清室灭亡、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诞生前后,资产阶级产生了抨击清朝封建统治,为自己开展政治革命和建立阶级统治进行辩护的紧迫需要,而写作清史是满足这样需要的一种良好手段;在传统上,中国形成了久远的易代修史的传统,鼎祚迁移的朕兆和事实常常唤起历史家的著作欲望,因而传统也自然地推动着著作新型清史的活动;在理论上,进化论思想通过1898年出版的严译赫胥黎《天演论》而传播开来,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刊出所著《新史学》一文,全面清算的批判了传统旧史学,首倡“史界革命”口号[42],提出新史学的功用、界说、书法等等一系列指导性理论,为资产阶级史学(清史自然包括在内)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在史料方面,从19世纪末开始,蒋、王二氏《东华录》陆续刻印,最后朱氏《光绪朝东华录》辑成,一代史料灿然具备(宣统朝只三年,很容易用报章公牒等材料补足),为撰著清朝断代史准备了资料基础。于是,一批著作家纷纷着手,将撰著清史的任务付诸实现。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断代史著作从清史开始,有它的深刻的社会背景、独特的社会条件。
  但是,这批著作在学术史长河中严格说来只是泛起几圈浪花。任何史学著作都要经受时间的考验。它的生命的久暂,决定于它的学术价值的大小,决定于从理论上、史实上阐述历史进程的广度和深度。这批清史断代著作,以其新的面貌(新的政治倾向、指导思想、内容和体裁)适应了当时社会对新的清史的渴望。但它们的幼稚和单薄,使它们较快就失去学术参考价值,很难撑持一个资产阶级清史学科巍然屹立于史学之林。面对发展烂熟、成就斐然的封建传统史学,这样新的近代的(资产阶级的)清史学显得过分不足。它们自身很快也变成史料,变成代表萌生期水平的清史学科的史料。大体上它们只在这一方面还有存在价值。
  因此,要使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牢固地立定脚跟,就需要产生更丰富更深刻更成熟的作品。社会能提供这样的作品,来为近代清史学科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进入本世纪20、30年代,史料的刊布增加。《清史稿》印行后,《清史列传》于1928年出版,《雍正朱批谕旨》以及《明清史料》甲、乙、丙编于1930年开始陆续出版,《清代文字狱档》于1931年开始陆续出版,《清三藩史料》于1932年出版,与清史关系重大的朝鲜《李朝实录》在30年代初印出并传到中国,卷帙浩繁的基本史料《清实录》也在30年代中印出。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各部有关清史的典籍,都引起了重视,被陆续发掘、利用。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具备了充分的资料条件。于是,一批优秀的清史论著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的专著,孟森关于清先世、清代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著作,谢国桢关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和思想史的专著等等,相继问世。主要根据研究成果写成的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孟森的《清史讲义》,反映出近代清史研究的新水平,成为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真正的奠基著作。中国近代清史学科发展史揭开了新的一页[43]。

                   1988年7月定稿。
             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3、14期合刊。



[1] 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清史要略》有1910年版本,但我迄今未见。
[2] 此外,还有许国英《清鉴易知录》,1917年藻思堂刊本。又江楚编译官书局《清朝事略》八卷,金陵江楚编译官书局1903年版(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第40页)以及华鹏飞《清史》,中华书局1912年版(据《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2页),此二书亦未见。
[3] 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有关各页,童书业《春秋史》,开明书店1946年出版;马元材《秦史纲要》,重庆大道出版社1945年出版;王钟麒《三国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等等。
[4] 《清史纲要》还在1934年印行国难后第一版,《清史纪事本末》有文明书局、进步书局诸本。
[5] 陈怀:《清史要略》,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版,第4编第8、9页。(以后省注作者、版本。)
[6] 刘法曾:《清史纂要》,中华书局1915年版,第163、164-165页。(以后省注作者、版本。)
[7]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545-546、573-576、551等页。(以后省注作者、版本。)
[8] 汪荣宝、许国英:《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许国英:《清史讲义序》。(以后省注作者,版本。)
[9] 陈怀:《清史要略》,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220页。失查1920年版本页码,只得以本年版本页码充数。
[10] 吴曾祺等:《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下册,总第594、598、602页。(以后省注作者、版本。)
[11] 《清史讲义》,《绪论》。
[12] 《清史纪事本末》,《例言》,第537-543、591-602页。
[13] 《清史纂要》,第167页。
[14]请参看陈其泰:《论近代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扬弃》,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7-10页。
[15] 《清史讲义》,《绪论》、《清史讲义序》。
[16] 《清史纪事本末》,第169页。
[17] 《清史讲义》,《绪论》。
[18] 《清史讲义》,《绪论》。
[19] 《清史纪事本末》,《例言》。
[20] 《清史要略》,第2编第1页。
[21] 《清史讲义》,第96-97、91-92页。
[22]李马奔为林阿凤之误译,林阿凤即沿海著名海盗林凤。30年代初有多篇论文发表在《燕京学报》、《东方杂志》上,展开讨论。
[23] 《清史讲义》,第96页。
[24] 《清史纪事本末》,《例言》。
[25] 《清史纂要》,《叙》。
[26] 《清史纪事本末》,《例言》。
[27] 《清史讲义》,《清史讲义序》。
[28]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47、249、250、251页。(以后省注作者,版本。)
[29] 《清史讲义》,《绪论》。
[30]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5页。
[31] 《清史讲义》,《绪论》。
[32] 《清史要略》,第1编第4、7页,第3编第26页,第4编第9、14页。
[33] 《清史纂要》,第6、34页。
[34] 《清史纂要》,《叙》。
[35] 《清史纪事本末》,《例言》。
[36]陈怀:《清史要略》,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6页。失查1920年版本页码,只得以本年版本页码充数。
[37] 《清史纂要》,第7页。
[38] 《清史纪事本末》,第25页。
[39] 《清史纂要》,第22、54、55、57、91页。
[40] 《清史要略》,第1编第9页。
[41] 《清史要略》,第2编第13页。
[42] 《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6页。
[43]承袁良义师给以热情帮助,王戎笙、陈祖武二同志对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在此致谢,此外,清史本身当然不能构成独立的学科,它不过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我在文中称学科,只是一种图方便的大概的说法而已。是否妥当,请读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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