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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清史学科发展报告


清史室
2006-06-08 11:51:18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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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度的清史研究,依然沿着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健实而有序地向前稳固发展。尽管在整体趋势上清史研究处于较为平稳的发展态势,但在此平稳的态势之中,亦呈现出诸多令人欣喜地新的学术生长点和亮点,从而为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开拓增添了更加广阔的视域。学如积薪,先河后海,本年度清史研究演进的总的特征,是既稳健而又不乏新意。



                一  学术会议



  学术的发展,是诸多综合因素的体现。其中,学术会议的召开,不仅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交流思想和研究心得的机会,同时也为相关问题的推进奠定了不断深化的基础。以下一些学术会议,即体现了本年度清史研究的新的突破。

  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  作为人文渊薮之区,江浙地区学术的因蕴,一直以来即是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深入揭示,既有利于总结传统学术的辉煌成就,又可借此来观照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2005年3月16日-17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的有关专家及浙江省各地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提交了60余篇论文。大会围绕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浙东学派的功利主义传统与浙江精神的关系、浙江精神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其间,浙东学派、浙学及其浙江区域文化,浙东学派及其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浙江传统学术文化的传承机制与途径,浙江区域文化与浙江经济发展,浙江精神的创新与发展等问题的阐发,为历史与现代的对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2005年10月28日-31日,为纪念清代大儒黄宗羲诞辰395周年、逝世310周年,以及全祖望诞辰300周年,在宁波召开了“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更以浙东学派与实学的关系为着眼点,积极畅发了传统向现代化转进的路向。大会围绕着“要努力弘扬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要努力弘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要努力弘扬‘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要努力弘扬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等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对“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宁波精神,予以了颇具时代感的揭示。

  中外文化交流  2005年8月18-20日,由中外关系史学会、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比较研究所、沈阳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延吉举行。本次会议以一种广阔的世界视野,对中外关系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涉及清代中外关系史问题的论文,如李迎春《明末清初的中朝外交关系——以朝鲜使臣的记录为中心》、吴伯娅《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评介》、段琦《从<花甲忆记>看丁韪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耿升《孟斗班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新公布的档案文献看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窦坤《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项新成果——读<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一八八七年海外游历使研究>》、陈才俊《马礼逊与早期中英外交关系考析》、王政尧《<燕行录>:17—19世纪中朝关系史的重要文献》等,体现出学者们对清代中外关系史的致思路径。此外,2004年11月12-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举行。80余位来自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从宏观上以及文化、经济等层面,对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展开了多方位的探究。2005年7月30日-8月1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茨坦莱布尼茨编辑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莱布尼茨政治哲学思想与《中国近事》学术研讨会”。其中,吴伯娅《耶稣会士白晋与莱布尼茨》、张西平《莱布尼茨与礼仪之争》、孙小礼《莱布尼茨、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曹增友《康熙朝基督教起落及传教士所为》、余三乐《北京的天主教南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见证》等论文,皆涉及到了清代相关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

  清代灾荒史研究  为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的研究,以及广泛征求专家对《清史·灾赈志》撰写的意见,2005年8月22-24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共同举办了“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德、英、法、澳、日等国以及国内的51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大会提交学术论文31篇以及《中国荒政全书总目》,27位专家就各自的研究成果做了论文陈述。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内容广泛,除了从社会、人文、历史的角度对灾荒进行探讨外,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参与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他们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对灾荒问题提出了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而作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清史·灾赈志》的撰写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兴趣与高度重视。专家们在肯定了《灾赈志》大纲的整体设计的同时,还就灾情篇的写法、灾情篇在《灾赈志》中的比重、抗灾人物是否单独成篇、档案史料的利用、资料长编的编写,以及自然灾害究竟应该包括哪些灾种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本次会议是几十年来清代灾荒史研究成果的一次全面展示,它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也为学者们今后的深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庆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  由故宫博物院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6-28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清史及相关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的40余位海外学者,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在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就清代政治制度、典章制度、礼仪规章、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文化经济政策、皇室与宫廷文化以及重要人物等诸多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次研讨会堪称迄今规模最大的有关清史的国际会议,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科举制与科举学  2005年9月2-4日,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委员会、天津教育招生考试院《考试研究》编辑部、《湖北招生考试》杂志社、《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协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美、日、韩、俄罗斯、越南、巴西等国代表150余人,提交论文125篇,围绕“纪念中国科举制度废止一百周年”、“科举制的政治、社会、教育、文学视角”、“韩国、越南、日本的科举制与海外的科举学”、“科举考试、科举教育及对现代的影响”等问题,对科举制与科举学作了多学科、全方位的研讨。而引人注目的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门崭新而独立的研究领域,“科举学”成为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的一大亮点。所谓“科举学”,其宗旨即在于“促进科举研究的学科整合及理论化、系统化,探究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为现实考试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张亚群:《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此一理念,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且也具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无疑将有力地促进科举研究的长足发展。

  此外,如本年度9月在北京举行的“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以及由清华大学与美国密执安大学联合举办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对明清档案的发掘与利用、十九世纪中国面对的危机与引发的问题等,皆进行了既宏观而又具体而微的深入揭示。



               二  清史研究概览



  本年度清史学界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学术思想史、教育与科举、边疆史地、中外关系、晚清史和对清史的总体评价等领域。兹择要加以绍介,以观其发展走势。

  政治史  本年度清代政治史的研究,主要涉及明清易代、历代帝王、政治制度、遗民、档案整理等问题。

  在《清史研究与政治》(《史学月刊》2005年第3期)一文中,冯尔康先生以颇具学术反思的忧患视野,对20世纪以来清史研究与政治,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独具个性的问题意识。冯先生指出:清史研究自始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反满革命、反帝爱国、反修(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革命与继续革命,都在影响着它的研究进程、学术质量。这一局面,有着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即政治可以创造条件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然而它的指导思想也可能让学术研究偏离学术轨道,造成研究领域的失衡。面对这一困境,冯先生认为:学术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可取,而更好的取向应该是:“史学研究,排除政治干扰,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以历史经验的总结服务于社会。”

  关于明清易代问题,王家范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360年前的“甲申之变”,当时有人称之为“天翻地覆”,其实不过是又一次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作者秉着“记忆史”的思路,以叙事的风格,欲将引起这一历史事变的各种侧面展示于读者面前。其所感慨的是,一个政权的崩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运”、“人事”一齐奔来,终究说明“合法性资源”的丧失,是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深层因素,而事变的发生则往往带有偶然性。

  作为最高权力的握有者,皇帝的思想和行为在权力运作、决策实施、社会行为等方面,皆有一定的关系全局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成积春《从“皇天眷佑”到“天命靡常”——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天命思想的演变》(《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分析了清前期满族两位领导者从敬天、信天到疑天的思想变化过程,最终完成儒家天道观的转化,并指出每一次演变都与后金政治内容与运作方式密切相关,两次演变的天命思想都或推进或制约了后金及清代社会的发展。李景屏在《顺治与传教士汤若望》(《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汤若望对世祖的种种引导都是以传教为出发点及归宿的,但世祖从入主中原的大局考虑则始终未接受洗礼,这对以传教为终身事业的汤若望来说是个天大的遗憾,但令汤若望始料未及的是,一个传教士竟然能对顺治的重大决策起作用,进而影响到清初的政治格局。杜家骥《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指出,每年冬春二季,清初太宗、世祖二帝均将躲避天花视为大事,专设避痘所并积极发展种痘技术,这不仅关系到前人多有关注的社会影响,且对日常行政、外交礼仪、重要典礼、军事活动等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吴兆波《康熙帝与佛教》(《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一文,从康熙朝佛教政策的制定、圣祖出巡对寺庙的影响、优礼藏传佛教为基本国策三个方面,探讨了圣祖对清代佛教发展所起的作用及所采取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对巩固边疆地区稳定、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常越南《试析乾隆翻政治成案与治道之变》(《明清论丛》第6辑),就清初遗留下来的主要成案及高宗对这些案件重新处理的成因和翻案动因进行了剖析,并由此透析乾隆朝与康、雍两朝治道的不同及高宗统治思想的变化。张国骥《清嘉道时期的人才危机》(《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庸才、奴才得志,出现人才危机。之所以会导致如此局面,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酷压迫和为专制服务的传统道德、纲常名教的严重桎梏,即专制的外压和道德的内伤,则是两个导致人才危机的重要因素。

  魏影《清入关前宗室罪罚制度及其特点》(《兰州学刊》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在清初两代汗(君)王灵活运用刑事法律手段严惩宗室犯罪的过程中,宗室的地位常常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既被赋予一定特权加以荣宠和劝勉,又被运用严刑峻法给予约束和鞭策;既被用来实现阶级剥削和压迫,又被严厉压制以防其过度科敛骚扰民众;既被视为国家政权的左右辅弼,又被列为颠覆汗(君)权统治的重点防范对象。也正是如此,对满洲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有效解决,才能最终完成统一天下的帝王之业。高翔《清朝内阁制度述论》(《清史论丛》2005年号)一文,鉴于史学界对清朝内阁之沿革、职能,及其权力嬗变,均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而此一问题的研究,则是全面、准确认识清朝官僚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央行政体制的重要前提,故从内阁形成与建置、职掌与运转、权力之演变三个方面,对此问题重新加以考索,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认识,推进了此一问题的研究深度。而暴景升《军机处与清代皇权》(《明清论丛》第6辑)一文,则对军机处与清代皇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龚小峰《清前期督抚关系管窥——以清官张伯行的仕宦生涯为个案》(《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通过对张伯行仕宦生涯欲进取而又时时受掣肘困境的个案考察,力图揭示清代督抚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而李春梅《试探清朝前期督抚的陋规收入》(《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则对学界较为忽略的督抚“陋规”收入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李景屏《八旗与清初政局》(《文史知识》2005年第3期),从八旗与军事民主制、最高权力更迭与八旗推举新君、集权趋势与天子自将三旗三个方面,指出在清初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八旗制度既影响着政局,同时也在政局的演变中改变着自身。王云松《清初翰林院研究》(《清史论丛》2005年号)一文,从明清两朝翰林院设置沿革及其职官建制概况、翰林院与清初政治、翰林院与清初文化三大方面,对清初翰林院做了系统研究。作者指出:清初翰林院并非是对明朝馆阁旧制的简单模仿和照搬,其官员亦不是无足轻重的闲曹冗员,而是对当时社会秩序重建、学术文化发展、政府文化工程诸方面,皆做出了贡献巨大。而邸永君著《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一书,则以社会群体研究与制度史研究相结合的视角,对清代满蒙翰林群体做了专深探讨。作者不仅阐述了这一群体的形成过程,提出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还讨论了满蒙翰林在有清一代政治、文化和行政等方面的作用与贡献,这为我们认识士大夫群体在清代的特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李留文《清代则例初探》(《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一文,认为清代则例是清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通过与会典的对比,归纳出则例的两大突出特点:内容互有不同,则例重视微观的具体操作规则的表述,而与此无关又备载于《大清会典》、《赋役全书》等典籍的内容载入则例的相对较少;及时删除过时旧例,增入新案,所增新例按门类叙述,一般很少标注年代。基于此,作者还就利用则例进行清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孔定芳《清初遗民的“云游”行为及其意蕴》(《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清易代,对于汉族士人尤其是明遗民来说,不仅意味着民族政权的移易,而且象征着汉文化面临严峻挑战,甚至中断之虞。作为明朝的孤臣余绪、汉文化的代言人,明遗民的漂泊人生因此而肇始。“游”,遂成为一种生存常态。只是在遗民那里,“游”的意味殊为繁复:或为灵魂流浪、精神漂泊,或为凭吊仪式,或为悲情宣泄,或借以暗结豪杰、图谋再造。杜桂萍《清初遗民杂剧的主题建构与叙事策略》(《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2期)指出,在由明入清的杂剧作家中,活跃着一个遗民创作群体。他们的杂剧创作表现出深切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或借助于历史时段的选择和对汉家皇帝的反思,或借助于对现实政体的认识和女性形象的托举,或借助于对遗民人格的肯定和人物形象的自喻性等,力图通过叙事策略的运用达到关怀现实的主题,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档案整理方面,线装书局编辑出版的《清代吏制史料》(2005年版)一书,分吏制改革、官员铨选、官员管理、官员礼仪及官员庶务五个专题,对清世宗吏治改革的原始档案进行了厘析。此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学者对清朝典制的了解和掌握,而且对深入研究清朝典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历史档案》(2005年第1、2期)连续刊载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乾隆朝武科举史料续编》(上、中),详细介绍了从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中选辑的部分资料,涉及乾隆朝武科举四级考试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这对研究武科举的有关问题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其他如潘俊英的《清代内务府奏案及其内容介绍》(《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八旗官兵红白事赏赐银两史料》(《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等,则为我们了解内务府和八旗官兵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而张新、王晓春《一宗县衙档案  半部清史写照——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掠影》(《中国档案》2005年第2期)、李红娟《聊城山陕会馆碑刻分类及其史料价值》(《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赵生玲《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等,则对地方档案的利用,做出了积极的学术探讨。

  经济史  经济政策方面,柳岳武《康乾盛世下清准贸易与清准关系研究》(《人文杂志》2005年第4期)一文,认为康乾盛世时期清廷灵活地利用清准贸易政策以及对准噶尔部贸易角色的转变最终瓦解了准噶尔势力,成功地收复了天山南北,但清廷对蕃部贸易的以夷制夷政策,也具有很大缺陷,即导致在国家贸易中内外政策使用上的混淆。龚汝富《清代保证商旅安全的法律机制——以〈西江政要〉为例》(《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以《西江政要》为个案,分析了清代保障商旅安全的法律措施的运用情况。吴海波在《清代国家生息资本——盐业帑本考》(《晋阳学刊》2005年第2期)一文中,考察了清政府除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盐业利税获取财富以外,还尽力利用盐业帑本这种国家生息资本榨取盐商,获得强制性的高利贷收——帑息。陈桦《清代的河工与财政》(《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指出河工的兴作始终以政府财政为基础,清朝建立了相应的财政管理体制,而河工的兴作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具有密切的联系,晚清政府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度增加,却未能改变河工经费紧缺、水利工程日渐废弛的现状。刘彦波《论清代的摊丁入地与地方基层组织的变迁》(《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认为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措施,导致人户与税源离而为二,从而动摇了里甲制度存在的基础;而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清政府遂推行保甲制度。雍乾之交,在州县以下基层组织中,保甲组织已取代里甲而成为主流。伍跃《清代报捐研究》(《明清论丛》第6辑),对捐纳制度的最初环节——“报捐”,即没有任何官职和功名的报捐者是如何按照政府规定的程序进行报捐、取得监生身份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与地方捐纳相关的地方财政问题,以及代办“报捐”的商人以及商人的社会组织——行会等问题。冯贤亮《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一方面详细分析了城乡地区疆界错壤不合理现象及其所引发的各种负面影响和危害,另一方面也指出,在清末以地方自治为主题的疆界改正工作中,上述错壤大多得以重新厘定。

  区域经济是本年度集中探讨的主要议题,涉及的区域比较多,发表的文章亦相当可观。江南经济方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复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选取“早期工业化”这一视角,展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从而彰显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张海英《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内涵》(《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四通八达的江湖水路,形成了其特有的商品流通活跃频繁、自成体系的水上交通网络,并对各主要商路的分布走向、主要连接点或中转枢纽进行了剖析,进而指出江南商路对江南地区商品市场体系的形成及市场功能的运转,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体现了丰富的经济内涵。吴滔《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一文,回顾了以往大陆、港台和海外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主要脉络和学术取向,并对城乡界线及其运作机制等前沿问题作了必要的思考。吴海波《明清两淮盐商的资本来源、增值及其特点》(《兰州学刊》2005年第4期),探讨了明清时期盐商资本来源的四个方面(资本转移、资本继承、资本借贷和资本积累),并进一步分析了盐商资本的增值手段与方法。结合盐商资本的来源与增值的基本情况,作者指出:明清时期两淮盐商资本依然具有浓厚的封建特点,而且也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向新的生产方式演进。江巧珍、孙承平《徽州盐商个案研究:<疏文誓章稿>剖析》(《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根据《疏文誓章稿》的相关记载,从余氏盐店与当时地方官府及徽州商帮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康熙年间徽州盐商的资本来源、兴衰原因等几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山陕经济方面,殷俊玲《清代晋中奢靡之风述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清代晋中奢风甚炽,弥漫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风尚的形成,是商人直接导引的结果;同时它又进一步驱人于商途,促进了晋中社会区域性商业繁荣和区域商帮——晋商的发展,从而使清代晋中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流风久远。高春平《论明清时期晋中的中小商人》(《晋阳学刊》2005年第2期),认为中小商人是晋商研究中不可忽缺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中下层商人的利益,在明清两朝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许多寻常百姓的生活命运更为贴近。佳宏伟《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成因探析》(《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针对目前学者在分析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时忽视自然因素的缺憾,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对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基本成因予以新的解析,认为清代陕南秦巴山区生态环境恶化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还强调:以往为学界所忽视的气候变化、地质地貌等因素,值得重视和探究。

  华北经济方面,黄忠怀《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裂变分化与密集化过程》(《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华北平原部分地区同源村落成因的系统分析,动态地揭示了村落密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动力因素。作者指出,早期的村落主要通过结构型裂变、灾害型裂变、行政型裂变,以及村落的次生分化,使村落数量得到了迅速增长,并逐步完成了空间上的密集化过程。

  闽广经济方面,周琍《明清客家地区的经济开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客家是汉族中一个独特的民系,客民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垦荒辟地,开发物产,兴山利;积极发展纺织业、制瓷业和矿业等手工业;开展商业贸易,促进了市镇的繁荣,形成了客家地区的早期经济开发格局。王日根、卢增夫《清代晋江店铺买卖契约文书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以搜集到的清代福建晋江六十余份店铺买卖契约文书为依据,对晋江商业活动的若干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揭示。郭德炎所著《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中华书局05年6月版)一书,则系统地研究了巴斯商人在广州的活动和意义。冼剑民《清代广州城郊农业的模式与演进》(《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清代广州城郊农业的生产模式与演进规律,指出以城市市场消费为导向、以供求关系为机制、以产品价值为追求的农业生产方式,是清代广州城郊农业的特征。

  河南经济方面,余同元、王来刚《清代中原人口北移与农牧经济二元一体化发展》(《明清论丛》第6辑),对清代中原农耕人口北移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史进行了梳理,并以清代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迁入过程和影响为讨论重点,深入探讨了清代长城内外农牧民族社会经济的二元一体化进程。邓玉娜《清代河南集镇的发展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认为,清代河南省集镇的整体发展过程及其特征表现为:在康熙末年恢复了兴旺生气,先后经历了乾隆、道光、光绪三个高峰期和嘉庆、咸同年间两个低谷期,各区域在集镇数量的增长率、递增率、平均占有率诸方面均存在差异,但总体上看,全省集镇经济在清代处于波浪式前进,呈持续发展态势。又其《清代河南集镇的集期》(《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指出清代河南集镇的集期以间日集和每日集为主,在城集多每天开市,在乡集镇多隔天开市。尽管集镇拥有较高的开市频率,但集期时集镇内部只有少部分的起集地点参与了贸易交流,而整体贸易时间中集期与轮铺会的会期结合,形成了集期时商业规模小于会期时商业规模的贸易习惯,这就造成了集镇经济中商品交易量的有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许檀《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指出朱仙镇是清代著名商镇之一,其兴起约在明代中后期,康熙、雍正年间迅速发展,至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全镇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在该镇汇集的商品除相当部分供应省城开封外,流通范围大致可覆盖河南北部的开封、归德、彰德、卫辉等府。

  两江经济方面,钞晓鸿《清代汉水上游的水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选取清代汉水上游的汉中府辖区,以堰渠水利为切入点,将其置于当地自然、社会长期演变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探讨了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之间的整合关系,提示了基层社会的演变趋势及其生态环境与财政经济的根源。作者指出,清代以来,当地民办水利勃兴,官办水利日益具有民间化趋势,这与自然环境演变、赋役财政改革、水利组织管理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这些相互关联的多重变动,反映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官府对水利社会的控制更为间接。

  四川经济方面,周邦君《清代四川粮食亩产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研究》(《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四川农民以“过密化”为代价,使粮食总产大幅度增长,而清末粮食亩产急剧下滑,折射出重大的社会危机。当时四川余粮、粮食消费、农村基本生活情况,与粮食亩产、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并为后两者的合理估测提供了佐证。

  云贵经济方面,杨煜达、满志敏、郑景云《嘉庆云南大饥荒(1815-1817)与坦博拉火山喷发》(《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1815-1817年云南地区发生长达三年的大饥荒,是云南前近代有记载的波及范围最大、最严重的一次。其原因主要是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火山云减弱了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能,太阳活动可能也有一定影响。何伟福《清代贵州境内的外省商贾》(《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认为清代贵州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为外省商人进入贵州经商提供了条件;外省商人活跃于贵州各地城乡市场,主要经营盐、棉、布、丝、绸以及洋广杂货等业务,他们的活动对贵州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邓亦兵《清代前期竹木运输量》(《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以长途流通的竹木为主,围绕设立在流通主干线上征收竹木的各税关,利用多角度综合评估比较的方法,粗略估计了清代前期的竹木运输量。冯贤亮《明清时期的中国城乡关系——一种学术史理路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城乡关系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方面,但长期存在着研究上的许多误区。其中,最易引起争议的是明清两代勃兴的市镇,应该归属于城市还是乡村?这对明清城乡关系的评判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者指出:研究历史时期的城市、乡村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当时的情景和民众的认识与判定,不应该以现代的理念与标准来简单地评判历史时期城乡关系间难以形容的复杂性。

  社会文化史  该领域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区域文化、风俗习惯、戏剧文化和会党教门等。区域文化方面,吴光《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梳理了从朱熹到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有关“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之学”的论述,着重讨论了“浙学”的内涵,认为“浙学”有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并对浙学的基本精神等问题进行了阐发。段继红《清代吴地女学的兴盛与吴文化》(《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对女性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卑微地位抱以同情的态度,却忽略了她们牺牲奉献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价值。清代吴地女学的兴盛,培养了一大批多才多艺的知识女性,她们创造出的美仑美奂的艺术奇葩,构成了吴文化长廊中的独特风景;而她们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的社会作用,更成为吴文化传承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张永堂《方以智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认为方氏至湖南主要虽是当时外在时局变动所致,但也与他本人早年仰慕湖湘文化有关。方氏所到湖南之地虽然不多,但留下的史迹与传说却颇具意义。他交往的湖南友人除王夫之外,还有石溪、郭都贤等,皆值得加以系统研究。许苏民《从清初朴学看长江文化的特征》(《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认为长江文化的审美型特征不仅表现在文学领域的楚声与吴歌、哲学和宗教领域的庄禅风格之中,也表现在仿佛没有任何诗意的历史考据学领域。朴学家以性灵治学的“人的自觉”与“学问的自觉”,直觉的智慧洞观与鲜明的学术个性,超越实用功利的审美态度,赋予了“几为苏、浙、皖三省所独占”的清代朴学引人入胜的精神魅力。吴雪梅《乡村记忆与清初土民社会转型——对鄂西南景阳河社区口述史的解读》(《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通过景阳河社区口述史中的一个集体失忆现象,从土民的角度关注改土归流后的社会转型,揭示了国家权力对过去进行剥夺时,土民社会所呈现出的生存逻辑。李绪柏《清后期广东学术文化的奠定者阮元》(《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认为,嘉道之际阮元督粤开学海堂是广东学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从此朴学运动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广东社会文化的整体面貌,提升了广东的学术地位。此外,王卓《论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分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是沿着汉文学的发展路径并作为汉文学的一部分兴起并发展起来的,而民间文学则沿着满族文学的历史传统,主要以口传的形式传承,形成了二者的分立状态。其原因首先在于满洲民族入关的历史性迁移使满族在地域上分割为原驻地与迁徙地两大不同的区域,也使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成长变迁;其次,是在汉文化的涵化作用下,满族民族文化包括其传统文学被边缘化的结果。

  风俗习惯方面,萧放《明清时期祖先信仰与家族祭祀》(《文史知识》2005年第4期)一文,认为祖先信仰是维系家族社会的精神力量,人们通过家祭、墓祭、祠祭等系列祖先祭祀活动,经常性地强化着内部的家族关系,保持家族组织稳定传承,并以此显示家族延续的生命活力。肖倩《权力交换网络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清代江西育婴事业为实证的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运用交换网络理论来理解清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且以江西育婴事业中官府与精英、精英与民众之间的资源交换这一实证材料来检验该理论,认为该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宋立中《试论明清江南婚礼消费及其特点》(《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明中叶至清代,江南婚礼消费呈现的奢侈性、僭越性、时尚性、两极化和亚文化差异等特征,既具有从物质匮乏社会向物质生活相对丰裕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又表现出地缘性色彩。婚礼消费作为消费的主要方面,如过热就会造成社会财富的不合理浪费;但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江南商品生产,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周湘《清代尚裘之风及其南渐》(《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指出,明清易代,满人尚裘之风流播全国。尚裘之风不仅表现为裘服用料的多样性,也表现在款式的多样性上,甚至公然破坏了清初制定的服饰制度。这表明社会风尚的转变,反映了国家权力变化以及社会流动所带来的冲击。谭景玉《清前期鲁中农村的日常饮食习俗》(《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根据蒲松龄编撰的《日用俗字》和乾嘉年间临朐马益著编撰的《庄农日用杂字》二书,结合其他文献,从食品制作、菜肴烹调、饮食器皿和食制等方面,对清前期鲁中农村的日常饮食习俗进行了初步探讨。周正庆《清代广东民俗岁时用糖探究》(《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通过对清代广东民众岁时用糖的考察,揭示了民俗用糖背后的精神含义,进而指出清代广东民俗用糖风俗的形成,对广东社会民俗的形成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戏剧文化方面,王政尧先生所著《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一书,从满族入关与清前期戏剧文化、嘉道年间内廷戏剧文化的新发现、清初实学思潮与晚清戏剧文化的改革、档案与清后期内廷戏曲、关羽崇拜与“关戏”的发展、满族与清代包公戏、施世纶·“施公戏”·《施公案》、清代状元与状元戏、花部名家三说、《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等十个角度(另附录“外国人眼中的清代戏剧”),对清代的戏剧文化,进行了纵向和多层次的专深研究。这一切入视角,无疑对清代文化的推进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会党教门方面,潮龙起《清代会党整体结构的分散性及其原因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清代会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整体结构的分散性,其主要表现为:会党名目多,规模小,彼此间关联性不大,没有形成联合统一的组织体系。此一特性,既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有关,也与会党结社的简易性有关,也是它为逃避清政府的追捕而有意更改名目所采取的一种策略。正是这种分散性,一方面使它难以被清政府彻底剿灭,而有利于它的长期生存;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它的斗争水平,导致它在历次反清起事中难于取得最终的胜利。孔祥涛《历史与神话:天地会西鲁故事由来及天地会起源》(《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认为有关创教和起会的历史神话是我国民间教派和帮会共同的现象,合理解读这些神话,既是民间教派和帮会研究的任务,也是进一步探明民间教派和帮会历史的一把钥匙。作者抓住“戏剧化”这一关键环节,对明清民间教派和帮会创教、起会历史神话中的“昏(君)奸(臣)与功(臣)”故事结构模式进行探讨,进而用天地会的历史解析其起会历史神话“西鲁故事”的形成过程,力求廓清笼罩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的迷雾。

  学术思想史  本年度的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主要涉及到学派、学术流变、《四书》学、学术反思等问题。学派研究方面,龚书铎《清代理学的特点》(《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理学虽沿承宋、元、明,但有自己的特点: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鸦片战争后,理学受西学冲击,既抵拒又有所会通;宋学、汉学虽存门户之见,但也兼采。杨朝亮著《李绂与〈陆子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一书,对一向研究不足的清代陆王学问题,以李绂的探讨为突破口,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揭示。本书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遵循思想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从学术思想本身逻辑发展的角度,将李绂及其代表作《陆子学谱》放在明清学术演变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把学术变化与社会变动联系起来,进而从深层次上透视了有清一代特别是雍乾之际陆王学演进的轨迹,并对李绂在清代陆王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予以历史地定位。陈国庆《清代初期实学研究论纲》(《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一文,从清初实学思潮的形成、研究的主要内容、学术理念、西学东渐与自然科学复兴、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五个方面,对清初实学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分析。朱昌荣《皖派朴学述论》(《清史论丛》2005年号),从皖派朴学之得名与名学之意义、皖派朴学的成因、皖派朴学的演变三个方面,对有清一代皖派朴学的基本脉络,进行了详细剖析,并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冯乾《清代扬州学派简论》(《史林》2005年第2期)指出,扬州学派演进的过程,可以分为兴起、发展与守成三个阶段。扬学兴起于乾隆中叶;乾隆末年至嘉庆末年是扬州学派的发展时期,以创通大义为学术特征;道光至清亡是扬学的守成时期,特征是恪守扬学统绪。扬州学派的式微与清代嘉道而下的政治、社会的全面衰败及由此导致的扬州地位的衰落有关。曾光光《文学流派与学术变迁——论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流变》(《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在咸同年间的中兴,相当程度上就得益于理学的复兴。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还倡导学术兼收,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活力。但在甲午战争后,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理学的桐城派最终无所凭藉而走向尽头。

  学术流变方面,《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设专题讨论了关于黄宗羲新民本思想。参与讨论的学者及题目有:沈善洪《黄宗羲的真实价值》、陈来《黄宗羲民本思想的现代意义》、秦晖《从黄宗羲到谭嗣同:民本思想到民主思想的一脉相承》、李存山《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吴光《“以力行为工夫”: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等。在他们的论述中,皆对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还认为黄宗羲的这一思想在大力推行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其重要意义,认识和发展黄宗羲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发展、实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确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孙宝山《以“民族性”重构正统论——黄宗羲对方孝孺的正统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一文,以传统的正统论为背景,对方孝孺和黄宗羲的正统论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进行了尝试性论述,同时还对黄宗羲的正统论的内在困难及现代内涵进行了剖析。高新伟《从顾炎武的风俗观看其“民本”思想的内涵》(《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认为顾炎武提出了一整套改良风俗的办法,根本点则在士人阶层的化民成俗作用。顾炎武的这种观点,是与明末皇权高度发展的历史事实分不开的,同时也是针对这种高度专制的弊端,提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解决方法。宋志明《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文史哲》2005年第5期)一文,认为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而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衡阳师范学院学报》于2005年第1期设立“船山学研究”特色栏目,刊载了张立文《船山学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萧箑父《船山人格美浅绎》、杨国荣《王夫之的形上沉思》、王泽应《船山义利思想研究的新开展》等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对王夫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而《船山学刊》作为研究王夫之的学术重镇,于推进和深化王夫之的研究,体现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陈世放、黄楚文《颜元<存性编>人性思想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认为研究人性论必须区分两个层次:其一是人性的内涵和外延,其二是理想的、先验的人性和现实的、经验的人性,这是澄清人性论之争的关键。颜元《存性编》人性论的主旨是为了倡导尧、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孔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之学,并批判程朱的气质性恶论。但实际上,颜元的人性论和程朱的人性论在旨趣上是一致的,其差异就在于混淆了先验与经验的区别。户华为《从布衣寒士到孔门圣贤——张履祥“由凡入圣”的塑造历程》(《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勾画了张履祥由布衣寒士到地方偶像直至成为孔门圣贤的过程,并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解读。作者指出,张履祥从祀的过程,展现了国家和地方士绅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其进行重新塑造的努力,他们既合作又冲突的过程折射出各自的价值取向,并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机制与时代需要。李红英《通经致用——戴震对经典意义的追求》(《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从戴震治经目的与治经方法两个方面,指出戴震一生的治学心得,在于注重考证经典的流传、存佚、真伪;重视考订文字,审慎对待经典的校勘;解经知人论世,探求经义则诸说并存。王杰《义理学视阈:戴震对元气论思想的阐发》(《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认为戴震的元气实体思想是在全面继承以往思想家提出的元气本体论学说及批判理学超验本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程嫩生《戴震治〈诗〉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则从戴震治《诗》的三种著述及其治《诗》的单篇文章两个方面,从不盲目信古、不设立门户、不囿于己见三个角度,对戴震的治《诗》思想进行了揭示,认为实事求是的治学思想,就戴震治《诗》而论,洵非过誉之辞。李鹏《史学赵翼与文学赵翼:学者身份和诗人身份互动的个案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认为赵翼兼具史学家和文学家二重身份,其史学上的知识积累以及相关的专业兴趣、思维习惯等,影响了其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反过来,作为诗人的赵翼也对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及其史学观念的形成构成一定影响,两种身份之间互相影响。陈东辉《阮元与段玉裁之恩怨探析》(《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阮元与段玉裁交往的全过程,“恩”是主要的,“怨”则是次要和局部的。张淑红在《“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刘瑾辉《焦循评传》(广陵书社2005年5月版)一书,对焦循的一生及其主要学术成就,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漆子扬《章学诚<与邢会稽>的文献价值》《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通过解读章氏《与邢会稽》手札,揭示了章学诚与邢澍的生平经历、治学方法和学术交游,并考订了邢澍《全秦艺文录》的编订时间、体例,这为了解章、邢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信息。许雪涛《刘逢禄<论语述何>及其解经方法》(《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学诠释《论语》的作品,从其主旨可以看出,刘氏公羊学背景在诠释中起着关键作用。刘氏用了深化主题、类比引申、断章取义几种方法将《论语》与公羊学一体化,这一做法开启了晚清《论语》大义公羊化之风气。李细珠《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指出,嘉道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思想传统从整体上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西方,也来自中国本土,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大变局,经世思潮的勃兴正是对此时代变局的回应。这种回应来自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性的。除梁启超特别彰显的今文经学以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儒学内部的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也都为当时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

  《四书》学研究方面,朱修春《论清初四书学中的经世思想》(《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从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对清初《四书》学的经世致用特征加以揭示。又其《试论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的历史特色》(《江汉论坛》2005年第3期),指出在清中期汉学全盛的历史背景下,《四书》不可避免地受到考据学风的渗透,这使得文献整理研究成为在清中期《四书》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内容;另一方面,清中期《四书》学还体现出另一很突出的内容,即历史研究。

  学术反思方面,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其述评》(《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一文,分别就“乾嘉新义理学”的探讨、经世之学的新见解、关于汉宋之争的探讨、关于清代礼学的研究、关于清代学术派别的研究、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再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剖析。作者认为,近年来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学者们不囿成说,锐意创新,不断转换视域,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这一学术反思,既总结了已有的学术成就,又对今后的学术增长点进行了提示。

  科举与教育  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今年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出版的有关科举制的专著即有十余本,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是刘海峰的《科举学导论》(华中师大出版社2005年8月版)。而“科举学”概念的提出,无疑为科举研究的走向深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论文方面,汪辉秀《清朝防止科场舞弊的措施》(《文史杂志》2005年第4期),从防止冒籍、防止夹带传递、科场回避和关防等四个方面,对清代科场舞弊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阐述。高明扬、蒋金星《清代文化政策对八股文衡文标准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指出,“清真雅正”是清代科举八股文的衡文标准,“清真”主要针对理而言,“雅正”则针对辞而言。这一标准机械而灵活,且具有相当的黜落功能。此标准有关文风,但它的确立非全因文体发展的内在客观要求而定,而是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制艺流弊,为配合文化政策的实施而提出的,反映了官方的人才价值取向。至高宗时被确定下来后,遂为后来所沿袭并得到强化。杨旭辉《清代骈文的情感向度与认识难度——以常州骈文作家群为中心的考察》(《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认为清代是骈文复兴的时代,常州骈文作家群的创作实绩在有清一代不但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且也极具典型意义。本文以此为中心,透过骈文自身体制横向漫衍特点而造成的认识难度,力图在纵深情感向度上对骈文作细致的考辨和勾勒,在对骈文的文体特征有着更准确把握的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清代骈文的文学史意义有更公允的认识。《回族研究》2005年第1、2、3期,连续刊载了杨大业所著《明清回族进士考略》一文,作者对明清时期顺天府、直隶所属州县29位回族进士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重点提供了他们为回族的根据,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刘海峰《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科举制度并非像现代人们的印象那么黑暗,以往人们对科举制的了解和认识既不全面也不客观,因此有必要重新评价。为科举制平反,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而对科举制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性和传统文化的命运,而且也可为现实的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教育方面,霍红伟探讨了清代国子监的衰落和改制问题(《清代国子监的衰落与改制》,《明清论丛》第6辑)。张学强《清代官学教师捐纳制度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清代官学教师的选拔方式虽然沿承明代,但也有不同,其中通过捐纳的方式选拔官学教师是典型的表现。而捐纳官学教师这一独特的教师选拔方式,是清代文官捐纳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实施对清代中央和地方官学教师的构成、质量与职业声望皆产生了重要影响。田淑华《清代承德府地方官学的兴起和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认为清代承德府教育的兴办和发展,与其作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的历史地位密不可分。正是这种特殊的地位,使清政府对承德文化教育的开发给予特别关注,最终使承德创办发展起有官学、书院、义学在内的,以承德府学为地方最高学府,以热河文庙为教育思想集中体现的相对完整的学官体系。梁仁志、俞传芳《明清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明清时期徽商为子弟成名计,在侨寓之地或设立专门书院、义学,或力图使其子弟附学当地官学、书院,或争立商籍,或入籍当地,为其子弟的成材、入仕开辟道路,也为侨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于书院与教育的关系,李伟波《颜元的实学思想与书院制度改革》(《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认为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家颜元,基于反理学的实学立场,彻底转换了宋明书院的教育理念,确立了内圣外王的豪杰理念,对传统的书院教育进行了改革。颜元之致力于豪杰人才的培养,讲求事物之学,提倡习行和主动,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实学思想,而且对后世教育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李兵《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新论》(《厦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指出,18世纪中叶出现的乾嘉学派以书院作为汉学研究和传播的基地,由于汉学家执掌的书院与直接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考课式书院有显著的差异,从而造成汉学书院不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假象。其实,汉学家主持的书院不仅在山长的延聘上注重科甲出身,而且其教学活动也不排斥科举之学,能满足生徒获取科场应试知识的需求。因此,汉学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张立《杭州诂经精舍的科学教育》(《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指出,阮元在其创建的诂经精舍中进行了重要的教育改革:在教学和研究中引入天文、算学、地理、军事等许多科技内容,甚至还有一些西方的科技知识;在教学方式上则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作为书院改革的先率,诂经精舍的一些革新举措为后来许多新式书院所仿效,在促进书院向学堂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进一步接受和传播西学培养了一些人才,为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此外,刘耘华《明末清初入教儒士的“新人”意识及其文化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一文,对明末清初入教儒士由于新身份而生发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进行了探讨,认为入教儒士同时存在对抗紧张的焦虑和接受扬弃的和解,他们往往把儒家忠君孝亲人伦要求与敬畏天主的宗教情感统一起来,将天主教纳入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的框架,具有对天主教义理再诠释的儒家道德化和天儒和解的根本特征。肖朗《清代初期至中期的留欧学生及其教育》(《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指出,17至19世纪上半叶,在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一批青年学子远渡重洋,赴欧洲留学,他们或跟随来华耶稣会士辗转欧洲各国学校,或慕名前往那不勒斯中国学院;或学成归国,或定居异邦,为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并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

  边疆史地  清代边疆问题的研究,仍然是本年度探讨的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及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依然是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边疆中心负责的“东北工程”及“新疆工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这两个工程的推动下,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北方地区、西南地区的研究更加深入。目前,云南和广西两省正在筹备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方案,力促“西南工程”的上马,准备加大人力、财力的投入,促进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

  边疆政策方面,林乾《清朝以法治边的经验得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认为清朝比较妥善的解决了从俗从宜与统一法制相协调的关系,清朝的治边政策更多地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内地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宗教立法,达到安边抚众。当然,清朝以法治边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其间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马长泉《清代前期巡边制度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2期),探讨了包括东北、蒙古及西北地区在内的北疆地区巡边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作者认为,巡边是清政府为保护边疆地区安宁而实施的防卫措施,反映了清政府对边疆地区控制的加强,同时也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巡边过程中虽然出现了诸如敷衍塞责、巡察间隔过长等问题,但巡边制度在清朝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无法抹煞。冯智《清朝用兵驻兵西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影响》(《西藏研究》2005年2期),探讨了康雍乾三朝从用兵西藏制度的创立,到用兵驻兵西藏制度形成定制的过程及其历史影响,并论及驻藏官兵的饷银及换防问题。张文灿《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政策评析》(《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指出清朝统一新疆后,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因俗而治的行政管理制度、招抚任用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利用和限制宗教的政策以及民族隔离政策等),这些政策对维护新疆稳定,促进新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曾发挥积极作用;但清朝国家和民族思想的矛盾二重性使得这些政策也隐含着诸多弊端,为后来乃至当代中国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留下了隐患。王东平《关于清代回疆伯克制度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认为清朝统一回疆之前该地最具特色的行政制度——伯克制度,存在着一套固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规范,这是清朝中央政府改造伯克制度并将其纳入清朝地方官制序列的基础。穆崟臣《试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认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及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联姻、盟旗制度、“画地而牧”与封禁蒙地、宗教控制等方面,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杨强《论清代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政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认为,清代非常注重对北部边疆的经营和开发,但在汉族移民问题上带有很大的民族和阶级局限性。作者通过对清朝统治者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政策的分析,论述了汉族移民政策转变的过程及原因,从中也可以看到满蒙关系的变化。

  舆地学方面,徐彬《洪亮吉的舆地之学》(《文史知识》2005年第6期)一文,从舆地之学的成就,舆地之学与经学、诗评,重舆地学之原因三个方面,论述了洪亮吉不仅具有广博的舆地知识,而且也反映了他重视舆地的治学风格。郭丽萍《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对祁韵士在学术史中的意义加以论析,认为其较前人更充分地融会了此前有关西北研究的资料,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其有关著作反映着当时学术风气与治学特点,也预示着西北史地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其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在道光年间被发掘的史实,显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由起始到兴盛的发展过程。又其《论龚自珍西北史地研究与清代官修西北书籍》(《晋阳学刊》2005年第2期)一文,通过考察龚自珍西北之学与清代有关西北官修书籍的关系,指出清代官修书籍是今天研究龚自珍西北之学时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嘉庆年间,龚自珍就在对清代官修西北书籍的研读中开始接触西北史地,而引导他进入西北史地研究领域的人是具有十余年官书修纂经历的程同文。龚自珍在了解并参与清代官书修纂活动中,翻阅使用着官修书籍,由此进行的西北研究呈现出服务于现实的研究目的、议论时政的研究特点。

  中外关系  2005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一书,其中有关清代的论文有:耿昇《17—19世纪西方人视野中的澳门与广州》陈炎《16—18世纪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阎国栋《俄国首次环球航行登陆澳门始末》、李金明:《十七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陈尚胜《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的形成与澳门问题》、明晓艳:《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耶稣会士碑看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吴伯娅《澳门与乾隆朝大教案》、李长森《澳门土生群族研究与十八世纪教区档案》、黄启臣《明清之际中西音乐的交流》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继续深化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郭福祥《清代中俄交往的见证——钟表》(《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一文,从俄国使团的贵重礼品、中俄蒙贸易与钟表两个方面,对清代中俄交往中的钟表进行了考察,认为钟表在清代中俄关系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刁书仁《顺康时期李朝与清朝关系探析》(《吉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认为清朝建立全国政权后,虽积极改善与李朝的关系,但李朝仍心系大明,眷恋明朝,对刚刚建立的清朝表面虽予承认,背地里却大搞以光复明朝为己任的北伐活动,并企图与清朝内部的反清势力联手实现“反清复明”计划。但伴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固以及清朝致力于改善与李朝的关系,李朝逐渐转变了对清朝的敌视态度,两国关系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柳岳武《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初探》(《安徽史学》2005年第4期)一文,重点探讨了清初清、日、朝鲜三国的关系,对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的建立、变化和后滞影响进行剖析,认为它是揭开现当代中日关系的钥匙,可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而陈林《论明清时期基督教对中国家庭关系的冲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认为宗教对家庭关系有着较大的影响。作者指出,明清之际,随着传教士的纷至沓来,他们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观念,冲击着中国丑陋的纳妾制。而超越家庭的上帝之爱的观念传入中国后,则对中国封建的家长制有很大冲击,从而对中国家庭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刘墨《乾嘉学术与西学》(《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只限在天文、历法、地理学、数学等方面以及再次唤起中国人对传统中类似学科(如数学等)的兴趣,而“西学中源论”却阻止了中国学者更进一步地接受西方科学。罗冬阳《论明清西学缺乏兰学阶段的原因》(《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明清西学与日本幕末开国以前的洋学相比,最大的差异是缺乏类似兰学的阶段。这意味着中国在被迫开国的前近代,没有能够像日本一样较为全面地接受源于西方的近代科学并且为开国后的迅速近代化做好人才、思想方面的准备,从而使中国近代化的启动落后日本60—100年。造成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在中国西学中没有出现传播媒介的转移,也没有出现中国学者掌握西方语言直接从西方原著吸取科技知识的现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日两国社会组织方式的不同。张亚权《论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以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中译本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惟真求实”是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能否遵循这一规范,则是判断一部译著学术质量的重要依据。以新版清史“编译丛刊”《清初扬州文化》为例,该书在人名回译、地名回译、书名回译、其它专名及数字回译、直接引文回译等方面均存在文献回译过程带有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值得学界共同关注。

  晚清史  与前几年相比,2005年的晚清史研究依然可说是波澜不惊,延续着平稳进步的态势。本年度的研究,在某些传统问题的探讨上取得了进展,而某些新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也为晚清史研究增添了不少活力。

  台湾学者林文仁推出的两部政治史著作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即《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和《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1861-188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前者通过对1885-1898年间晚清政治结构中,满洲新贵集团与汉官僚,围绕因德宗亲政而渐浮现的“帝后党争”所进行的派系整合与对抗之观察与掌握,进一步呈现此期间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中日甲午战争、中俄密约、瓜分危机等,及其联系线索,期以提供充实晚清政治史理解之另种路径。后者以“辛酉事变”为起点,以“南北之争”的派系问题为主轴,探讨了1861-1884年清朝决策核心人事布局的内部变化。可以说,这两部书是作者未来完整、系统的晚清政治史的滥觞。苏全有《清末邮传部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8月版)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研究清代末年设立的邮传部的专著。1906年设立的邮传部,承担着建设和发展交通、邮电事业的重任,在铁路、航运、邮政、电政事业的发展和利权回收方面有不凡的表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作者对邮传部这个新的中央行政机构作了多视角的探讨,对该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作了全景式的扫描,重点论述了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作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李爱丽《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以粤海关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一书,以丰富的海关档案为基础,展示了晚清海关的客卿美籍税务司的职业活动。在外交官和传教士之后,本书可能会引起对税务司群体的更多关注。

  总体来看,本年度的晚清史论文,仍然以政治史方面的数量最多。以下论文值得关注:孔祥吉、村田雄二郎《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刘路生《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樊树东《晚清直隶教案诱因分析——以1860年11月-1898年10月为中心》(《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刘丽敏《晚清教民研究述略》(《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关晓红《清末州县考绩制度的演变》(《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潘向明《道光回疆“七和卓之乱”史实考辨》(《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孙燕京、周福振《善耆与革命党》(《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黄文德《北京外交团的发展及其以条约利益为主体的运作》(《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等。而张晨怡《罗泽南社会政治思想简论》(《辽宁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指出,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他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在社会政治领域,他抨击了吏治腐败、贫富不均等现象,并提出正君心、用贤臣、复井田与复封建等改良方案,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已经为晚清史研究者所广泛采用,因而,近年来此类论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提高。本年度可注意的论文有:赵崔莉《晚清传统秩序崩溃和绅权扩张之浅见——光绪二十七年皖江水灾与和州的社会控制》(《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池子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济日俄战灾述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任智勇《试述晚清户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赵晓华《晚清时期待质人证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胡素萍《李佳白与尚贤堂——清末民初在华传教士活动个案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高秉希《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等。

  文化史方面,罗福惠《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袁咏红《辜鸿铭对晚清历史的独特认识》(《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王加华《戏剧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范继忠《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1872-1877)》(《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邱志红《晚清中国洋泾浜英语小述》(《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张修龄《包世臣诗歌的经世倾向》(《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等,皆是具有启发意义的视点。

  学术史方面,论文数量虽少,但颇有质量。如章清《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刘巍《〈教学通义〉与康有为的早期经学路向及其转向——兼及康氏与廖平的学术纠葛》(《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等,都值得关注。

  此外,向阳生、罗晓东《试论清史的基本特征》(《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一文,对有清一代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评判。作者认为:对于清史的研究,应将清朝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分析,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评价,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中来观察。清朝维系和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制度,客观上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使中国迅速落后于世界大势;清朝在中国“大一统”中有特殊贡献,但后期丧权辱国也是亘古未有的;“康乾盛世”从清史来讲无疑为盛,而从中国历史来看则是错失发展机遇的遗憾的年代。



             三  清史学科成员的学术创获



  与清史学界稳步发展的整体学术走势相应,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清史学科的同仁们不仅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务实治学精神,且展现出了自己颇具个性的学术创获。共性与个性的交相辉映,体现出本学科在清史研究领域的不可或缺的学术地位。

  课题方面,陈祖武先生主持的“乾嘉学派研究”院重大课题,已基本接近结项。其中,第一阶段的成果——《乾嘉学术编年》,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清史学科的部分成员如汪学群、吴伯娅、杨海英、李华川、林存阳等,参与了该书的编纂。而该书甫以面世,即引起国内及港台学界同仁的关注和热烈反响,课题主持人陈祖武先生已陆续收到一些贺信和邮件。第二阶段的成果——《乾嘉学派研究》,亦已交付河北人民出版社,不久即会呈现在学界同仁面前,期待相关专家学者的各种回应。“乾嘉学派”的研究,是一个既老又新的学术议题,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深化,不惟关系到对乾嘉学派的准确把握,而且对考察有清一代的整体学术演进,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本课题的酝酿和学术实践,即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新尝试。我们希望通过以建立在文献梳理基础上的既有专题又具整体性的研究,对乾嘉学派问题做实事求是的揭示,以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关注和争鸣,从而推进此一问题的深化。赫治清先生主持的中央交办课题《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政府对策》与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灾荒及对策研究》,前者处于统稿阶段,后者的个别卷已完成初稿,整体进展顺利,且已取得了诸多阶段性的成果。为了加快这两项课题,主持人赫治清先生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不论具体撰写任务的承担,章节的调整、修改和补充,还是整体的把握和统稿,皆留下了赫先生辛勤务实的足迹。而这两项课题的顺利进展,必将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化。此外,杨珍主任主持的“清朝皇权研究”所重点课题、吴伯娅先生主持的“邗江吟社研究”所重点课题,已经结项;林存阳主持的“三礼馆与乾隆初叶的政治文化和学术走向”所重点课题,也已完成,即将结项。其他清史学科同仁主持和立项的各种课题,皆在顺利进行之中。

  而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各项工作的启动,清史学科成员承担的清史主体工程项目,如《传记·学术人物》、《传记·康熙朝(下)》、《典志·科举志》等卷的组织与撰写工作,现正处于顺利进行阶段,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得到了国家清史纂修各领导层的肯定。这些项目的承担和进展,不仅将有力地促进《大清史》编纂的顺利进行,而且对清史学科的发展也将发挥积极地推进作用。另外,清史学科的两位成员张捷夫先生和赫治清先生,作为国家清史编委会传记组和典志组的主要成员之一,为《大清史》工程的顺利进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同时在沟通清史学科与国家清史编委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地中介作用。

  学术会议方面,本年度召开的有关清史方面的主要学术会议,清史学科的部分成员被邀请参加,提交论文外,有的还做了大会主题发言。如赫治清先生参加了“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十九世纪中国社会危机国际学术研讨会”,前者提交的论文为《清初自然灾害与清宫的反响》,该文详细介绍了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清初自然灾害情况、基本趋势、特点,以及清宫外朝和内廷减灾防灾的对策;后者提交的论文为《十九世纪前半期中国的社会危机与秘密社会》,本文着重论述了嘉道时期清代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包括吏治腐败、严重自然灾害的频繁袭击等,以及与秘密结社、社会动乱的关系。杨珍先生参加了“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和“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对于这两次会议,杨先生认为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选题十分广泛;第二、注重以文物证史;第三、注重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利用;第四、清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青年学者奋发有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两会是对近年来清史研究暨清史研究队伍的一次检阅,它充分显示出清史研究队伍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与清史研究的光明前景。李世愉先生参加了“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了大会主题发言;并指出,就目前情况看,在科举研究队伍中,历史所清史室仍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国家项目《清史》中《科举志》交由清史室的研究人员来承担,即体现出清史学科在此一领域的学术水准。吴伯娅先生参加了“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学术研讨会”、“中西文明交融与兴衰国际学术研讨会”、“莱布尼茨政治哲学思想与《中国近事》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耶稣会士白晋与莱布尼茨》等论文。汪学群先生参加了“易学中儒道互动研讨会”,并在中研院文哲所做了“《系辞传》思想探微”学术演讲。定宜庄先生参加了“十九世纪中国的危机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第二届国际北美满学研讨会”,分别提交了《19世纪八旗兵力的衰落与统治危机》、《辛亥革命后的八旗驻防城:以山东青州满城为个案的考察(1911-2003)》,后者在大会宣读。林存阳参加了“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提交了《全祖望与<永乐大典>的利用及其影响》一文。以上表明,清史学科的成员对学术活动,不仅具有积极的参与意思,而且在学术交流互动中,体现出视野开阔、求真务实地治学风格。

  本年度清史学科的成员,共出版六部(其中二种为译著)学术专著,分别为:陈祖武先生等著《乾嘉学术编年》;杨珍先生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台湾繁体字版);李世愉先生著《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李华川先生与孟华教授共同主编“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并亲自翻译了其中的《吾国》和《中国人的戏剧》(合译)二种。李世愉先生所著《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一书,共列38个题目,对传统士子读书、应试、登科(或落第)、婚姻等生活的各个方面,科场成功者及失败者的生活心态,与科举有关的各种社会活动、社会舆论,以及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的读书观、功名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等,做了深入浅出的展现。值得指出的是,李华川先生于2004年出版的《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一书,不仅入选为“近代中外关系史优秀著作”,还被收入汝信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年鉴》(“社会科学版”2004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此外,清史室何龄修先生所著《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一书,凡涉清史学史、清初复明运动、文艺史、明清文献、回忆悼念前辈学者等,虽非其学术全体,却是何先生近二十多年来对相关问题思索的智慧结晶,很值得晚辈后学细心学习和揣摩。而王戎笙先生所著《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一书,则以大量的一手文献和多年寻索之所得,对关于郭沫若书信书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辨解,这对于澄清一些伪问题很有正本清源之功。

  专著之外,清史学科成员还发表了几十篇颇具学术个性的论文。兹略述大概,以见其学术视野和治学心得之所在。杨珍《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清史论丛》2005年卷)一文,对清朝后妃制度发轫的三个阶段,即天命年间的前期、天聪年间的中期与崇德年间的后期,以及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同清朝(后金)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做了颇具深度的考察。在此基础上,作者更将这一问题置于历时约三个世纪(1616-1911)的清朝后妃制度发展演变全过程中加以观照,并从而揭示出其所具有的突出特点: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它与后金汗权(清朝皇权)的建立与发展密不可分,且与后者的发展阶段相一致;是一个既吸纳汉族文化,部分采依汉制,同时又保持鲜明的满族特色,坚持“国俗”,促使满汉文化在冲撞中走向融合的过程;与清朝入关后的后妃制度相比,还带有些许拙朴清新之气。此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对清朝后妃制度认识的深化,而且也是研究清朝入关前史的路径之一。李世愉《新修<清史>与科举制》(《史苑》2005年第2期)、《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简评<科举学导论>》(《中华读书报》2005年10月18日)、《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清史论丛》2006年号)等文,对科举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一文,是其研究科举问题的一个新视角。吴伯娅在《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第3辑)一文中指出:乾嘉时期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西力量对比易位的前夜。考察这一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是很有意义的。本文依据清代档案及其他中外文史料,从四个方面(闭关自守的海外政策、严行禁教的各项措施、对西方传教士的使用与限制、对西方科学的吸纳与排拒),对此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又其《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清史论丛》2005年号),依据2003年出版的《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结合其他的中外文史料,就清代天主教传华史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着重分析了清廷天主教政策的发展变化,从宽容到严禁,再到弛禁的深刻原因;考察了禁教时期天主教暗中流传的情况及其活动特点,中国教徒的职业、文化程度、信教原因等等;比较了康雍乾三帝对待西方传教士及其西学的态度与效果。此外,《施琅对清朝统一台湾的贡献》(《施琅与两岸统一》,香港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澳门与乾隆朝大教案》(《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版)、《“贾而好儒”的“扬州二马”》(《学习时报》2005年1月31日)等文,亦皆对所讨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定宜庄、胡鸿保《清代内务府高佳世家的婚姻圈》(《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无论是在部落社会还是古代文明帝国,外婚联姻都是增强集团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而高佳氏就是如此,作者以此为例探讨了清代内务府世家之间的通婚联姻问题。作者把官方史书与私家族谱进行比勘考证,对高佳氏家族的有关史实作了梳理,并用人类学通行的手法绘制出该家族的世系图和联姻图,以直观地表述其间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汪学群《惠栋复兴汉易的学风》(《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王又朴的易学》(《炎黄文化研究》第三辑),揭示了惠栋、王又朴的《易》学成就。杨海英《佐领源流与清代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通过对清代十份世袭佐领接袭宗谱的考察,得知世管佐领的类型与归附始祖的地位、作用有关,承袭权的前提条件是遵从合作,最低底线是族中承管,过继是维护承袭权的常见手段。佐领的源流,凝缩了清朝及八旗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史实,是清代历史兴衰过程的历史见证。其《全祖望“正学”思想初探》一文,被《越魂史笔——全祖望诞辰300周年纪念文集》(宁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一书收入。本文对迄今为止尚无人论及的全祖望研究中的“正学”思想问题,从其特点、演变到影响进行了论述。刘景莲《吏役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54期),利用东坡档档案资料,将任职于清代澳门同知、香山知县、香山县丞官府中的差役,及澳门澳葡机构中的小吏,分别整理研究,探讨了他们在澳门涉外司法案件审判,及澳门社会治安稳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林存阳《礼法之治:维系清代王权的一种政治理念》(《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7月版),从权力与秩序(礼与法的政治义蕴)、以礼为治(思想与制度的建构)、以刑弼教(律例法规的型范)、阴阳之道(礼法融贯的模式)四个方面,阐述了作为一种政治理念,礼法之治是如何被清廷所建构,而这一模式对清代王权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其《苏州紫阳书院与清代学术变迁——以钱大昕为研究视角》(《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通过苏州紫阳书院沿革及其与钱大昕关系的梳理,揭示了书院教育之与学术变迁,固然植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演进,而杰出学人的学术实践,则尤有关联,不可忽视。鱼宏亮《2004年清史研究综述》,对2004年清史研究的概况,做了整体的梳理。李娜对清代南书房问题的研究,已经正式立为所重点课题,部分成果即将刊载于《清史论丛》2006年号。

  本年度出版了《清史论丛》一卷(2005年号),计30余万字。其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出自本学科同仁之手,体现出学科成员的学术水准。作为清史研究的一份专业性刊物,《清史论丛》始终秉持着严谨务实的办刊宗旨,而其刊出文章的学术水准,一直受到同行的首肯,以及海内外人士的好评。继续办好这一刊物,不仅是本学科展示自己学术心得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其他同行进行学术互动和交流的一道重要桥梁。

  作为清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学科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清史学科网站(www.qingstudy.com)在顺利而有序地运行之中。这一专业性网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本学科学术收获的新进展,而且为清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一个开放而严谨地学术交流、沟通、互动的视窗和平台。

  本学科今后的发展,虽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但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如本学科成员承担清史主体工程项目《传记·学术人物》、《传记·康熙朝(下)》、《典志·科举志》等卷的组织与撰写,既为我们进一步加强本学科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典章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研究中的优势地位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同时也对承担此一项目、特别是身兼院、所两级课题者,提出了挑战,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应该予以妥善解决的。从个人研究方向看,尽管现有学科成员在清代学术、政治、典章制度、妇女婚姻、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具有明显地优势,但从学科构成完善的角度来看,有的研究领域仍有待加强,如清代经济史、军事史、晚清史等,专门研究的力量相对来说还较为薄弱。因此,如何吸纳更多的青年科研人员进入清史学科行列,从而形成既突出专长领域又照顾到学科面的整体格局,仍是本学科今后建设中的一个紧要任务。而从学科梯队的年龄结构看,本学科40岁至50岁之间的研究人员相对较少,这就为大力培养年青一代学科成员并使之尽快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有鉴于此,继续采取定期举办清史研究沙龙,出版《清史论丛》,完善清史学科网站建设等,对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无疑是一有利的条件。

  总之,我们今后将针对以上三方面的问题,从继续定期举办清史研究沙龙,办好《清史论丛》,充实、改进清史学科网站,吸纳从事清代经济史、军事史、晚清史等领域的研究人才入手,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清史学科的建设。而在院、所两级课题的研究和承担清史修纂的过程中,继续保持严谨、务实的学风,注重论著的创新和质量,大力培养年青一代的学者,进一步提高学科成员的整体学术水准,则是我们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对此,我们充满信心,同时希望院、所两级领导继续对我们给予大力扶持和财政资助。





            (本文由清史学科全体成员提供资料,林存阳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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