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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的发展轨迹


林存阳 朱昌荣
2010-06-23 11:49:18 阅读
《清史论丛》2009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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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的清史研究,在新时代大潮的推动下,步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全新局面。这一全新局面的形成,凝聚了清史学界几代学人的心血和智慧。而作为清史研究队伍的一个重要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1]的众多同仁,以其扎实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勇于创新的治学品格、颇具特色的丰硕成果,为清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值得关注的贡献。

                     一

  改革开放30年来,清史室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一)1978-1993年为第一阶段,也是新时期本室清史研究的奠基阶段。早在20世纪60年代,杨向奎先生即已有计划地着手清史研究的规划,组织研究人员开展曲阜孔府档案和乾隆朝刑科题本的整理与研究等。1978年清史研究室成立后,杨先生更采取积极措施以推动清史研究的发展。如积极响应1979年4月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清史规划的发展思路,清史室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承担起全国清史研究工作联络中心的重担,创办了第一个清史研究专业刊物——《清史研究通讯》(先为内部资料,1982年正式创刊),拉开了清史研究新局面的序幕;独自承担起编辑出版《清史资料》专刊的工作,于1980年8月推出第一辑,此后又连续出版了六辑,为清史基础文献的整理打下了基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清史研究通讯》侧重国内外清史研究动态、清史论著评介、问题讨论特别是关于《清史》编纂体例的讨论、有关清史研究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以及篇幅较小略有不同,清史室还创办了以清史专题研究为特色的、篇幅较大的学术刊物——《清史论丛》,“开创了由处一级的系、所办刊的先例”[2],从而为学界同仁畅发新见提供了一个重要学术阵地和平台。而为适应研究室新的发展需要,杨先生更提出“分兵把口”思路,以整合研究室的学术力量。他让何龄修先生找本室年轻的科研人员谈话,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给他们定一个课题,作为三五年内进行研究的科研范围。赫治清先生的天地会研究、傅崇兰先生的清代城市研究、李新达先生的清代军事研究等,都是那时确定下来的。凡此艰辛努力和不断开拓,皆为清史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此后,清史室更以1983年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的清史编纂规划为契机,承担起大型集体项目《清代人物传稿》上编、《清代全史》的组织和编撰工作,在国家资助下,不断取得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以何龄修、张捷夫二先生为主编,相继推出《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2、4、6编;以王戎笙先生为总负责人,于1991年推出《清代全史》前六卷,继于1993年推出全十卷本。至于研究室同仁的个人成果,无论专著还是论文,其数量和水准皆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升。经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和耕耘,清史室在打造学术阵地、整理基础文献、确定学科发展方向、调整人才结构、深化专题研究等诸多方面,皆取得了显著成效,推进了清史研究的整体发展,从而成为清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二)1994-2001年为第二阶段,也是清史室稳步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1994年,清史室与明史研究室合并为明清史研究室,这一调整,在清史室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就治学范围而言,明清史研究室的成立,为明、清断代史的有机结合提供了良好契机,使得本室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较前有所扩大,研究领域随之拓展。尤其是,在本室几位年轻学术带头人的倡议下,“明清史研究丛书”得到本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由陈祖武先生任主编,相继推出《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中葡早期关系史》、《近代的初曙》、《王夫之易学》、《清初三礼学》等一批学术成果。而赓续前一阶段的努力,何龄修、张捷夫二先生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又推出第7、9、10卷,有力地推进了清代人物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国史稿》第七册(清代部分),于1995年出版,促进了清前中期史的研究。在出版条件较为艰难的情况下,《清史论丛》仍坚持自己的办刊特色,克服困难,保持了出版的连续性,推出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此外,清史室还主办、联合承办、参与了一些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成为清史学界一支较为活跃的力量。
  (三)2002年以来为第三阶段。本年,清史与明史再次分设研究室;年底,以清史室为依托的“清史学科”,被批准为院首批重点学科之一,开启了本室发展的新阶段。在“清史学科”建设的带动下,清史室的发展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态势:第一,规模扩大,整体素质提升。这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科研梯队渐趋优化。现有研究人员10余人,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占到一半,全部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科研梯队已基本实现老中青三代结合,这为清史学科的科研工作具有较强后劲提供了保证,也是本室在人员结构方面的一个优势所在。二是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涉及清代学术文化、政治、典章制度、妇女婚姻、中外关系史等方面,其中不少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科研优势。第二,承担了一批院重大、所重点课题,以及其他一些科研项目。2002年底,随着国家大型《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清史学科的部分同仁,或直接参与项目的负责工作,或承担主持如《典志·科举志》、《传记·康熙朝下》、《通纪·考异(上)》等项目的撰写任务。第三,创建“清史学科网站”(www.qingstudy.com),举办“清史研究学术沙龙”。作为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史学科网站”自2004年创建以来,在学科成员的共同经营下,一直处于顺利而有序地更新、运行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本学科学术收获的新进展,而且为清史研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沟通、互动的视窗。同时,本学科坚持定期召开“清史研究学术沙龙”,或做主题讨论,或邀请国内外学者演讲,从而为学科同仁交流学术信息、开阔视野、立足前沿提供了一个有效平台。

                    二

  改革开放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双百”、“二为”方针的指引下,清史研究无论就学术发展客观条件的改善,还是具体研究中观念、视野、方法、材料的更新和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等,皆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在此氛围之下,清史室的科研工作,亦展现出新的跨越。其主要表现为:
  一、十卷本清史断代史的推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清史研究发展的需要,以及研究的纵深拓展,清史学界对断代史清史的编撰给予高度重视,一大批成果纷纷推出。如郑天挺先生著的《清史简述》和主编的《清史》、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清史简编》课题组编的《清史简编》、杜家骥先生著的《清朝简史》、李治亭先生主编的《清史》、朱诚如先生主编的《清朝通史》,以及《清史编年》和两部同名作《清通鉴》的编辑,无论立意、架构,还是学术视野,皆各具特色。而一些中国通史著作中的清代部分,如蔡美彪先生等著的《中国通史》第8、9、10册、何龄修和郭松义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7册、周远廉和孙文良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10卷等[3],亦对清史断代史的研究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4]。其间,王戎笙先生主持的《清代全史》的面世,更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其十卷本的篇幅远远大于其他同类著作;二是本著作立足整体清史的视野,将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及清入关前史整合为一体,突破了以1644年和1840年划界的论述框架。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较大反响,如王钟翰先生曾指出:“就大规模而言,可以超过萧著《通史》的,国内恐怕只有前几年才出版的《清代全史》一部,可以说萧著出版六七十年之后,没有产生与之抗衡的著作。”[5]庄吉发先生所撰《<清代全史>与清史研究》一文亦多有推誉,认为各卷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所创新,亦有所突破,确实是一部足以反映现阶段大陆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正因如此,该十卷本于1993年推出后,旋于1995年再次印行,又于2007年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再版。
  二、打造学术阵地。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研究繁荣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清史学界相继创办学术刊物、推出系列研究丛书,以展示学界同仁的研究创获。于此,清史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创办《清史研究通讯》、率先推出专业清史研究刊物《清史论丛》、发起出版“明清史研究丛书”等,即其艰辛努力的集中体现。尤其是《清史论丛》,自1979年创刊以来,始终以较高的学术水准与严谨扎实的文风,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和海内外人士的好评。而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之一的“清史学科”的成立为契机,清史室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创建了自己的专业网站,为学科成员发表新得、了解信息、与清史学界同仁互动,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三、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清史研究的起步和不断发展,是与文献资料的持续拓展相伴而行的。早在“文革”之前,杨向奎先生即组织和带领研究人员,开始对曲阜孔府档案和乾隆朝刑科题本进行整理。经过多年的梳理和研究,遂于80年代初相继推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等著作。7辑《清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更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稀见的清史原始资料和专题资料。杨向奎先生所著八卷本《清儒学案新编》,学术思想史料的选辑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此外,清史室同仁还点校整理了一些清代人物的文集、年谱等。而陈祖武先生花费多年心血点校整理的徐世昌编的《清儒学案》,不久也将问世,许多学人给予很大关注和期待。
  四、关注学术发展动态。对学术发展不断加以总结和反思,是学术研究得以前进的基础,更是学术自觉和理性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不少清史学界同仁即致力于此项工作。清史室的同仁于此付出了很大努力。如冯佐哲与冯尔康二先生合著的《清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高翔先生的《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何龄修先生的《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以及《中国史研究动态》刊登的许多出自清史室同仁之手的清史年度综述等。这些文章,既对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展示和肯定,又对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揭示,从而为学界同仁的进一步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学术工具书的编纂。工具书的编纂,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由清史室许曾重、赫治清、冯佐哲、林永匡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杜文凯等先生共同编辑的《清史论文索引》,搜录了20世纪初至1981年约80年间有关清代论文(截至鸦片战争前后)篇目两万条左右,总计144万余字。迄今为止,在关于80年代以前清史研究的诸论文索引中,该书一直以信息含量大、资料齐备、准确而受到学界的重视。王戎笙先生主编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第六卷(清),收集经、史、子、集、方志、档案、碑刻、书函、报刊乃至口碑材料中有关清代考试活动的文字、文物、图录资料,以编年形式组织、编排,非常便于学人检索利用。王先生编写的另一学术工具书《台港清史研究文摘》,摘录了台港学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35年中发表的论文1000余篇、专著200余部,涉及作者100余人;该书在附录部分,还对台港一些重要学者的生平和主要学术成就作了简要介绍,是较为全面反映台港清史研究状况的重要参考书。此外,清史室同仁还参与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等辞书的编写工作。这些努力,为清史研究者做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六、举办、参与清史学术会议。改革开放之后,以1980年“首次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和1981年“首届全国清史讨论会”成功举办为契机,各种类型的清史学术会议遂逐渐展开。作为清史研究的一支生力军,清史室同仁不仅积极参与诸如清史国际研讨会、全国清史研讨会、清代宫廷史学术讨论会、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研讨会、清文化学术研讨会、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还发起主办或联合主办了一些学术会议,如“清代政治变革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第十届清史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清宫史研讨会”、“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讨论会”等。举办、参与学术会议,不仅增进了清史室同仁与国内外清史研究者的密切联系,而且也展示了清史室科研团队的学术水准。
  此外,随着国家大型《清史》纂修工程的启动,清史学科部分成员相继参与其中,承担了几项主体工程项目的撰写工作。而作为国家清史编委会传记组主要成员之一,张捷夫、赫治清二先生为《清史》工程的进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在沟通清史学科与国家清史编委会之间的互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机缘,既发挥了清史学科成员在《清史》编纂中的学术优势,也对清史室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

                     三

  30年来,清史室的学人孜孜于清史研究的不断探索和开拓,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以下,我们拟对其中的一些主要议题,略加勾勒,以便于学界同仁对清史室学人的学术创获有一个较为清晰、集中的了解。
  一、政治史。清代政治历来是清史室研究的重点,成果突出。最主要的成就是对政治制度、国家机关、政治斗争、统治政策、统治思想、政治人物,以及清入关前史、明清之际政治史等内容,做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
  由郭松义、李新达、杨珍先生合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0卷(清代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是关于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和一般著作按时间先后叙述政治制度的演变不同,该书采取纵横结合、编年与纪事结合的方式,比较完整地描绘了清朝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皇帝与中央决策系统、行政体制、监察制度、军事制度、学校及考选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诸多方面。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先生合著的《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一书,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学校与科举、财政、监察和法律、军事等各项制度。
  科举与考试制度,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李世愉先生《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此书有两大特点:一是选题的角度十分有特色,对以往研究者忽视的一些问题,如廷试、审音制度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不少新认识,不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偏误,而且填补了制度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二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关注制度的源流和演变,注重释疑,长于考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是研究制度史者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皇位继承制度,是近年来清代政治史研究中取得重大成绩的领域之一。杨珍先生的《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一书,充分利用满文等第一手文献并广泛参考相关史料,对有清一代的四种皇位继承形态(汗位推选、嫡长子皇位继承、秘密建储、懿旨确立嗣君)的曲折变化及相关问题,从历史、政治、文化、心理等视角,进行了全面、深入而富于理论性的综合探讨,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其《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研究》(《清史论丛》2002年号)一文,认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继承形态的多样性、以建立新的皇位继承制度为主要内涵的开创性、较大的包容性。此外,杨珍先生还对与皇位继承制度紧密联系的后妃制度做了详细探讨。其《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清史论丛》2005年号)一文,对清朝后妃制度发轫的三个阶段(天命年间,天聪年间,崇德年间),以及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同清朝(后金)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做了颇具深度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她更将这一问题置于历时约三个世纪(1616-1911)的清朝后妃制度发展演变全过程中加以观照,并对其所具有的突出特点进行了揭示。
  本室成员对八旗制度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创建时间、八旗兵额等问题上。关于八旗创建时间,学界主要有辛丑说(1601)、乙卯说(1615)和甲寅说(1614)。周远廉先生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乙卯说。他在《关于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一文中指出,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正式确立了八旗制度。 关于八旗兵额,周远廉先生认为,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所辖的八旗,只有200多个牛录(《清朝开国史研究》)。据李新达先生考证,入关前的八旗兵数,约有5、6万人;如果再加上孔有德等人汉军的兵力、蒙古兵力、随征子弟和奴仆等,以及朝鲜兵,则入关前清统治者所能动员的兵力约在20万人左右(《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此外,周远廉与杨学琛先生合著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着重论述了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王公贵族的兴衰事迹,是研究八旗贵族的专著。
  军机处、内阁是在清代社会历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军机处的创设时间以及军机处、内阁与清代皇权专制的关系等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高翔、杨珍先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如高先生认为,从总的情况看,说雍正八年正式创设军机处是基本上可以成立的。对军机处的研究,不宜就事论事,而应将其置于清朝决策体制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选拔亲信参与决策是清廷从皇太极以来一直存在的政治传统,是皇帝强化和行使皇权的基本手段。雍正帝一继位,就创立了直属自己的决策集团,军机处的出现只是将这种决策体制制度化,使其拥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并进行规范化的行政运作,筹备对准噶尔的战争以及七八年间雍正帝身体的不适,不过是军机处形成的加速剂而已。如果忽视清廷决策传统,一定执意要寻找军机处的前身,或过分夸大军机处创设的意义,未必能反映清朝政治的实际(《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
  关于军机处的性质和作用,从晚清以来,学界一直高度重视它对强化皇权的重要意义。高翔先生发表文章对军机处、内阁和皇权的关系进行辨析,认为清初内阁和皇权并不对立,创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也非针对内阁,其主要目的是将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雍、乾以后的政治实践证明:军机处和皇权并非同一概念,它的出现对皇权的强化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非但如此,在政治运行中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独裁方式,反而给皇权带来了新的异己因素。清朝君权的强化绝非军机处、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论军机处、内阁和专制皇权:对传统说法之质疑兼析奏折制之缘起》,《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过去学界对内阁制度的研究较为薄弱。高翔先生发表《清朝内阁制度述论》(《清史论丛》2005年号)一文,指出:鉴于史学界对清朝内阁之沿革、职能,及其权力嬗变,均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而此一问题的研究,则是全面、准确认识清朝官僚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央行政体制的重要前提,故从内阁形成与建置、职掌与运转、权力之演变三个方面,对此问题重新加以考索,提出了许多创见。杨珍先生《明清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历程:以明内阁、清军机处为中心》(《中国史学》第9卷,2000年)一文,则对从明代内阁制度到清代军机处的演变过程及其异同,进行了深入剖析。
  李娜先生的《清初南书房述论》(《清史论丛》2008年号)一文,以学界对南书房研究中存在的有争议问题入手,对南书房设立时间、职官建制以及南书房在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的主要职能及军机处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在清朝政治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围绕皇(汗)位而展开的激烈权力争夺。王戎笙先生《顺治遗诏与清初政治》(《清史论丛》1994年号)一文,对顺治末年清朝政治斗争状况作了考察。他认为王熙对撰拟遗诏的描述,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并指出:“所谓的顺治遗诏,既不是顺治帝的口述,也未经他过目,是在他不省人事的情况下,由王熙根据皇太后和辅政大臣的旨意起草的,以遗诏的形式‘布告中外,咸与闻知’。”因此,顺治遗诏是清初权力斗争的结果,又是斗争的工具。
  雍正继位之谜是深受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雍正是否夺位。许曾重先生通过对允禵所处的地位、玄烨建嗣的变化、《圣祖实录》纂修等方面的分析,认为康熙帝是将允禵作为皇位继承人,而雍正帝的上台则系矫诏夺杀[6]。杨珍先生在考察了大量满文档案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康熙后期储位斗争的大致情形,认为在康熙五十七年出兵西藏前,已秘密确立允禵为储君,皇四子胤禛之最后继位,是与隆科多勾结,由隆科多假造遗诏而来(《满文档案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1992年号;《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6辑等)。薛瑞录先生的《溥杰关于雍正杀弟的口碑资料》(《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2期)一文,也提供了雍正夺嫡的重要佐证材料。
  皇权与权臣的关系是清朝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杨珍先生在《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清史论丛》2003年号)一文中,考察了自康熙初年至咸丰中后期的鳌拜、索额图等7位清朝有名的权臣,分析了他们出现的历史机缘,指出清朝皇权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权臣,使之为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巩固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将其对皇权的威胁,限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而清朝权臣对皇权的依附性,也超过包括明朝在内其他王朝的权臣。又其在《索额图研究》(《清史论丛》1996年号)、《盛世初叶(1683-1712年)的皇权政治——对明珠晚年的个案分析》(《清史论丛》1999年号)二文中,对在清前期政治舞台上曾发挥重要影响的索额图、明珠两位权臣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索额图、明珠的个人命运以及皇权与权臣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
  对清朝统治政策和统治思想的研究是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问题。高翔先生所著《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书,通过对三位皇帝政治思想形成原因、前后嬗变、历史影响的考察,对清初民族矛盾、政治腐败、康乾盛世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改革开放以来系统研究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的重要著作。许曾重先生在《曾静反清案与清世宗胤禛统治全国的大政方针》(《清史论丛》第5辑)一文中,则对曾静反清案在雍正一朝的政治、政治制度和措施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而具体的剖析。
  清代帝王(及后妃)是政治人物研究成果最为集中的领域。李格先生发表《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察》、《多尔衮与清朝统治的建立》两文,认为多尔衮是领导清军进关的主角,是满族封建贵族中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他的活动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深远影响(《清史论丛》第2辑、第3辑)。杨珍先生《关于雍正帝毁多于誉的思考》(《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先生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一文,认为雍正帝“不应担负,起码不应该完全担负谋父、逼母、弒兄、屠弟之名”,身后却毁多于誉;“唐太宗与明成祖采取更为残酷的暴力手段获得皇位,然而,受后人之非议却比雍正帝要小得多”。杨先生对这一奇特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这是由于诸多历史原因的相互作用、复合而成的结果。又其《董鄂妃的来历及董鄂妃之死》(《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l期)一文,对董鄂妃的身世和死因进行了详细考究,提出了新的见解。
  在清代历史上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官僚(尤其是权臣)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冯佐哲先生的《和珅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根据清朝档案、文集、《实录》、野史等大量资料,改变了以往将和珅漫画、丑化的传统做法,尽量还和珅以历史本来面目,并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该书对和珅旗籍问题、和珅与乾隆帝的关系等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证。高翔先生有感于雍、乾之际理学官僚谢济世的人生经历,撰成《谢济世散论》(《清史论丛》2001年号)一文,就谢济世之生平事迹及反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政治立场、独特的理学思想等进行了颇具识见的考订分析,并对牵涉到谢济世的一些案件予以澄清。高先生不无感慨地指出:雍、乾之际谢济世以直言敢谏动天下,以独抒己见震撼学林,其意义非同寻常。
  李自成和洪承畴是明清之际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本室成员对他们的研究也比较集中。“李自成结局问题”研究课题获得新收获。该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实施,研究报告——《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由王戎笙先生主持完成。李自成结局如何,近10余年来史学界争论激烈,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李自成兵败后在湖北通山遇害;二是主张李自成率领大军顺利转移至湖南,后来禅隐石门夹山寺,秘密指挥联明抗清20年。这两种观点颇为相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依据大量翔实可靠的材料,对这两种说法的源流、演变进行了深入考辨,对湖南石门奉天玉和尚墓出土的文物做了较为详尽的辨析,最终否定了禅隐说。杨海英先生近年来潜心研究洪承畴,发表《洪承畴长沙幕府与西南战局(上)》(《燕京学报》新7期)长文,通过对前人未曾涉及的顺治十年至十四年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长沙幕府的组成、变化、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对有关清初政局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最近,她又推出专著《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对洪承畴与清廷及满族贵族之间的关系、清廷赐婚刘夫人、洪承畴自内务府抬入八旗以及洪承畴的宗教意识、自我意识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希望“能够勾勒一个更加具体、生动的洪承畴形象”。
  清入关前史,一般称为清朝开国史,它是以探讨后金(清)如何由僻处关外一隅的地方政权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入主中原为主要线索,以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八旗制度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清史基础研究领域。近30年来,入关前史的研究日益受到本室成员关注,推出了一批成果,如周远廉先生的《清朝开国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清朝兴起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其中,周远廉先生所著《清朝开国史研究》,以当时学者尚不多用的《满文老档》为主要史料,按照时间顺序,对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军事等在满族社会的发展和清朝开国史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入关前政权社会性质问题上,通过考察“诸申”(满族自由民)身份和地位变化,周远廉先生认为,清入关前的满族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4期)。在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间上,周先生在《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天命十年底,后金国大体上已经变为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封建国家;“计丁授田”政策的施行是后金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确立的标志。朱昌荣则从儒学化的角度对清入关前政权的社会性质进行了考察,认为从努尔哈赤时期起,清政权的儒学化进程已经开始,到皇太极去世前夕一直继续,清入关前政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儒学化,但又保留有较多本民族色彩的政权(《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清史论丛》2008年号)。
  在抗清斗争和复明运动诸问题上,何龄修先生《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的幕府人物》、补正、再补正,是一组研究抗清斗争的比较重要的文章。通过旁征博引,何先生对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幕府人物的姓名、籍贯、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辨,基本理清了史可法扬州督师期间幕府的组成和素质(《五库斋清史丛稿》,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372-491页)。虽然何先生自称此数文尚有种种不足,但它毕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史可法及其抗清斗争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而继陈寅恪先生对复明运动的研究,何龄修先生沿其开辟的路径,续有探讨,相继发表了《山海关石河之战后的复明运动》、《李之春案与复明运动》、《平一统贺王盛复明案始末》、《虞胤、韩昭宣起义与傅山》、《李长祥的复明活动——附论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杨鹍空敕案》、《湖南的抗清复明运动与陶汝鼐案》、《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7]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复明运动产生的原因、特点等重要内容。何先生认为:“复明运动是基于清朝统治的扩展,以及圈田、缉逃、剃发、屠城等民族压迫措施的推行而发生的。它的政治性质是明确的。它与李自成、张献忠及其余部的抗清战争,东南沿海城市人民的武装反抗,郑成功等的海上起义,历次南明政权对清朝的抗争共同构成清初民族抵抗运动的整体,是清初整个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复明运动具有明显的特点:一、其基本活动方式是地下活动;二、与武装斗争最终结合起来,地下活动与战争最终结合起来;三、有广泛的阶级和阶层参加;四、分散性。(《五库斋清史丛稿》,第202、203—207页) 此外,学界对复明运动中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卒年代、主要活动与事迹、功过等,进行了重新评价和考订。如李新达先生的《关于孙可望降清问题》、李格先生的《许定国事迹研究》(均见《清史论丛》第6辑)等。
  二、清前期历史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清前期历史地位的讨论大大深化,对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清代国家统一、康乾盛世以及清史分期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不少有见地的成果。
  王戎笙先生对入关初年清廷的国家统一政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王先生认为清初实现国家统一主要是采取了军事征服与怀柔政策两手,怀柔政策的施行对于缓和各民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满汉之间的激烈对抗收到一定成效(《清代全史》第2卷,《绪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高翔先生在《浅论清代国家统一》(“第八届全国清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1998年)一文中,对清代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原因以及评价等内容做了比较全面的评析。他提出:不能将顺治时期清朝争夺和巩固全国政权的战争视为国家统一战争,清朝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战争开始于平定三藩,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新疆。清朝统一事业的完成,是追求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中原和边疆经济相互依存的客观趋势,以及清廷巩固统治的利益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清朝的国家统一政策尽管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有鉴于此,学术界有必要全面、准确衡量清朝国家统一的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
  高翔先生陆续发表《康乾盛世:一个辉煌而悲剧的时代》(《学习时报》2000年6月12日)和《从全盛到衰微:十八世纪中国的盛衰之变》(《光明日报》2000年6月30日)两文,从盛世的形成及其成就、全球变局及中西差距等方面,对“康乾盛世”进行了深入反思。与此相呼应,《落日的辉煌——十七、十八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以《学习时报》编辑部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引发了学术界对此问题的思考。
  学界对清史分期问题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许曾重先生认为清史可根据清朝从建立、巩固、发展、中衰到衰亡的过程,分成五个时期,如将清统治者入关前的历史计算在内,则是六个时期(《论清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学术界对此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无疑将有利于推进关于清史不同发展阶段特点和历史地位研究的细化。
  三、秘密社会与农民战争。改革开放后,在文革期间几陷于完全停顿的秘密社会研究重新复苏,但研究内容仍主要侧重于秘密宗教组织发动的农民起义方面。80年代初期以来,相关研究才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天地会是秘密社会研究领域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论题。尤其是在它的起源、性质上。就起源而言,较具影响的观点是乾隆说和康熙说。乾隆说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蔡少卿、戴玄之和秦宝琦等先生。康熙说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胡珠生、翁同文、赫治清先生等。赫治清先生自70年代以来,一直将天地会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是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的主将。其《论天地会的起源》(《清史论丛》第5辑)、《〈天地会盟书誓词〉辨正》(《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二文,利用档案材料,提出了天地会正式成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的新见解,引人注目。此后,又多次撰文重申天地会成立于康熙十三年的观点。
  就天地会的性质而言,通过全面考察天地会文献、供词、有关档案,以及其他官书、方志、私家著述,赫治清先生认为天地会最初确立的“反清复明”宗旨代代相袭(《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兼与秦宝琦同志商榷》,《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略论天地会的性质》,《学术研究》1986年第2期)。具体来讲,天地会是康熙十三年由长林寺开山住持僧万五道宗(即达宗和尚)等人创立,其诞生地点是福建彰溥县云霄高溪乡高溪庙,创立宗旨是“反清复明”。他强调天地会是清初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互相作用的产物,是作为“反清复明”的政治工具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20页)。此一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赫先生所著《天地会起源研究》一书,是一部高屋建瓴地研究天地会历史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创见颇多,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罗尔纲先生为该书所作序称:“这部集中阐述‘康熙说’的专著,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揭开了多年困扰人们的起源之谜”,也是“全面地系统地对清前期天地会进行研究”的专著[8]。何龄修先生所撰序文亦指出:“天地会起源,是天地会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它“涵盖了天地会前期历史的所有重要方面,并且与中、后期历史也有广泛和深刻的联系”,天地会起源康熙说,已为信史[9] 。
  弘阳教是明清民间宗教结社中传播很广、影响很大的教派之一。但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不多。宋军先生的《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对民间宗教理论、弘阳教源流、创教教首、经卷、教案、起义及其影响等内容进行了有益探索,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清代“邪教”是与秘密教门有紧密联系的问题。赫治清先生《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一文,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词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集中阐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征、清朝政府有关“邪教”问题的七大对策、清代“邪教”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此文是赫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政府对策”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该课题研究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主张,在诸多方面颇具创新意义。如该文把学术界已知 “邪教”一词最早见诸中国史籍的时间,上推了150余年,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作了很具说服力的阐述;首次提出明清以来“邪教”是政治概念而非宗教概念等等。
  1981年1月-198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和资料室合编的《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1-5期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学者们对起义领导人之一王聪儿写过不少文章,评价较高。许曾重先生则认为,这些评价赖以建立的史实基础,有的是站不住的,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试论评价王聪儿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3辑)。冯佐哲先生的《王聪儿起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对这次起义进行了考察。其《嘉庆年间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清史论丛》第2辑)一文中,则对嘉庆年间遍及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进行了探讨。
  本室成员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专著。如牟安世先生的(《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王戎笙与何龄修先生合著的《太平天国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此外,王竹楼先生的《林爽文起义布告及其领导的农民战争》(《文献》1981年第3期),则对台湾林爽文农民起义进行了考察。
  四、经济史。清代经济史是清史研究中十分活跃而且成果相对集中的领域。30年来,本室成员在继承传统研究热点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研究的领域集中在资本主义萌芽、清朝经济政策、手工业和商业、土地占有关系、人口以及区域经济等方面。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仍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50、60年代有关讨论的继续。刘永成先生的《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一文,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对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的重要历史前提进行探讨的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本室成员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视角更加开阔,分析更为深入,取得了三大明显突破:
  一是改变了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过多集中在手工业领域的状况,将讨论大幅度推进到农业领域。刘永成先生的《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是这方面的第一本专著,该书对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表现等提出了新的见解。
  二是行会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刘永成、赫治清先生对我国行会制度的分期、阶段特点(职能)以及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行会制度与资本主义二者并行不悖,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行会把制度从发展逐步走向分解的过程[10]。
  三是注重对资本主义精神及近代化关系的考察。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是学者们高度重视对清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估计,就清代中国是停滞还是发展问题,清史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严格说来,资本主义萌芽并非单纯的经济史研究范畴,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科研课题,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包含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萌芽也是如此。”(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因此,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应当从经济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也应将视角置于更宽广的领域中,将萌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考察。由此,我们必然会回到近30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上来,这实际上是要回答中国社会存不存在近代化?中国近代化的特点是什么?高翔先生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他在《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第九届国际清史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中,首先界定了“近代化”的基本概念,即主要指以资本主义和人文思潮为标志的社会变革。高先生特别指出:从否定当年对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研究,发展到否定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社会的进步,以致将中国的近代化完全视为西方侵略刺激的结果,对中国历史来说,是极不公平的(《近代的初曙——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27页)。
  清初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课题。郭松义先生发表《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清史论丛》第2辑)、《论“摊丁入亩”》(《清史论丛》第3辑)二文,前文比较全面考察了清初社会经济状况、垦荒政策的主要内容、垦荒成效以及阶级实质。后文对清代“摊丁入亩”政策做了探讨,并对匠班银、屯丁银摊入地亩等问题进行了阐述。由杨向奎先生等合作完成的《中国屯垦史》,由农业出版社陆续出版,有力地推进了屯垦问题的研究[11] 。
  有关手工业发展情况,周远廉先生等的《清代前期两淮运司的商亭和商池》(《清史研究集》第2辑),林永匡先生的《清初的两浙运司盐政》(《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清初的山东运司盐政》(《山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清初的陕甘与宁夏盐政》(《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清初的两广运司盐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乾隆帝与官吏对盐商额外盘剥剖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等文,对清初各盐区清政府的各种整顿措施和影响,乾隆时期皇室与官吏对盐商的各种盘剥手段及后果,依据档案进行了细致的探讨。王钰欣先生的《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与陶政》(《清史论丛》第3辑),对明清两代江西景德镇的官窑生产及其陶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
  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清代前期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12]。郭松义先生《清代国内海运贸易》(《清史论丛》1994年号)、《清前期内河航船考略》(《清史论丛》第4辑)两文,详细考察了清前期航运业的基本情况。
  清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土地占有关系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周远廉、谢肇华先生的《清代封建租佃制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一书,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清代档案为主,结合清代实录、笔记、方志、文契等各种文献,对清代土地占有状况和封建租佃制的发展,做了总括性的分析,对清代的实物分成租制、实物定额租制、货币租制、押租制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所引资料颇多新的挖掘。 王戎笙先生《明清租佃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清史论丛》第6辑)、刘永成先生《清代前期佃农抗租斗争的新发展》(《清史论丛》第1辑)、韩恒煜先生《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清史论丛》第1辑)等文,对明清时期佃农抗租斗争做了深入探讨。前文依据已经发表和出版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等档案材料和其它有关文献资料,论述了明清时期的租佃关系、佃农的抗租斗争等问题;后文对清代前期佃农的抗租斗争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剖析;最后一文从清代盛行的佃农永佃权的性质着手,探讨了永佃权的由来,永佃权为什么在清代发展起来,永佃权包括哪些权利,永佃权对农业生产起什么作用等等。
  对清代人口问题的研究是近30年来经济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领域之一。由李中清、郭松义先生主编的以利用玉牒为特色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对过去较少关注的皇族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多有创见,可资学者们借鉴。清朝户口统计数字前后悬殊很大,郭松义先生对此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指出除要注意清代两种人口统计方法外,真正的关键是要从清初人丁统计中推算人口数字,使人口统计能上下衔接(《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在人口流动问题上,郭先生《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二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山东曲阜孔府是清朝地主庄园的一个典型,自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成了以杨向奎先生带领的科研队伍,实地到曲阜孔府进行资料的整理工作,完成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交由齐鲁书社出版[13]。其后何龄修先生等著的《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即是利用这些档案开展研究的著作,该研究的时间范围基本上是清前期,旨在对孔府这一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宗法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贵族大地主做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研究和揭示。傅崇兰先生的《临清明清史初稿》(打印本,1981年)、《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集中对运河区域的区域经济进行了有益探讨。
  五、社会史。郭松义、定宜庄先生合著的《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内容涉及东北史、清代移民史、人口史以及民族史尤其是满族史等诸多领域,不仅理清了编入八旗的这一汉族移民群体的线索,还解决了一些东北史遗留的较为重大的疑团。同时,作者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定先生所著的《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将“口述”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是其对“口述史学”方法的一个新尝试。该书的推出,使我们对清代八旗妇女的生活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和深切的体会。
  郭松义先生《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一书,利用历史学、社会学的考订分析、个案研究、抽样统计等方法,借助伦理学、心理学的研究理论,使用统计学量化处理手段,汇集了过去很少利用的方志、族谱、年谱、档案等历史资料,对清代婚姻关系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研究,内容涉及婚姻地域圈、婚姻社会圈等问题,是一部论述全面、资料翔实、颇有创见的高质量学术专著。郭松义、定宜庄先生合著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对在婚姻问题研究中婚书这一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进行了系统考察,书中所涉及婚书主要来源于实物、官方案卷、各种形式的契例。全书按婚书的不同性质分作四章和一个“附录”。该书的出版将会引起学界对婚书作为文物与史料价值的兴趣和重视,并对婚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增添一些新的佐证。
  近30年来,不少学者对过去较少关注的满族群体的家族、婚姻情形进行了有力探讨。定宜庄先生《家族组织与八旗制度之间——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与旗人家谱的对比研究》(《清史论丛》2001年号)、《满族妇女婚姻制度与社会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自然灾害问题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由王竹楼、任三颐、陈玉华与李济贤先生合著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与历代农业政策资料汇编》(农业出版社,1988年),凡33.8万余字,是一部有关中国农史专题资料汇编性质的专著。赫治清先生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大课题“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及其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已经出版。该书研究对象时间跨度大、覆盖面广、史料丰富翔实。内容涉及先秦至明清历代水、旱、潮、震、虫、火、疫灾等灾情,历代赈灾防灾政策,灾害与农业、灾害对江南社会和国家科举制度的影响、荒政中的腐败、传统救灾体制转型和近代义赈兴起诸问题,既有全面系统的宏观论述,又有具体的个案研究。它的出版,将有助于学界“将中国古代自然灾害与对策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14]。
  六、边疆民族。边疆民族问题始终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对该领域的考察,不但直接关系到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清代边疆民族研究主要围绕边境民族政策、民族经济史等问题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边疆民族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土归流、土司制度以及治边思想等方面,不仅研究成果丰富,而且有不少新突破。其中,对雍正改土归流的评价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以往的研究者,对雍正改土归流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张捷夫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陆续发表《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清史论丛》第2辑)、《关于清代乾嘉苗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2辑)、《刘洪度事件的性质及其教训》(《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3期)、《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5辑)等文论证自己的观点。尤其是《论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一文,从改土归流消除了土司割据状况和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等方面,详细论证了雍正朝改土归流的进步作用。李世愉先生《试论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一文,对改土归流的客观形势、目地、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
  李世愉先生所著《清代土司制度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比较全面地探索了土司制度的起源和形成,对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和目的、实施过程、政策措施、成败得失做了全面而细致的论述,且依据方志、档案、实录、文集等资料,对土目、土舍、雍正朝五省革除土司及新设流官等基本问题,加以严格考辨,还订正了《清史稿·土司传》中的不少错误。该书资料翔实,论证充分,是“近年来清代土司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15]。
  在治边思想的考察方面,李世愉先生《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认为清前期一些传统的治边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明华夷之辨”观念受到批判,“以夷治夷”被“以汉化夷”所取代,“羁縻而治”遭到了否定,从只求“夷汉相安”发展到追求“长治久安”。这些变化是对传统治边实践的总结,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完整的边疆政策体系。
  林永匡、王熹先生合著的《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一书,以及一系列论文[16],依据档案材料,对清代西北茶马贸易,清代前期的准噶尔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论述,并对清代西北民族贸易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七、中外关系史。对清代中外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外交、文化交流和澳门史等方面。
  李华川先生所著《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以活跃在晚清中法外交、台湾问题等领域,跟随李鸿章等人积极进行外交活动的人物陈季同为个案,利用大量中、法文著作、译作、文章、书信,包括公文、电函、汇票、档案,考辨了陈氏生平中的三桩公案,以及其中西文著述与社会活动,并且建立了陈季同的文化坐标,对其文化态势及思想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又《陈季同编年事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一文,利用藏于巴黎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文献材料,又从晚清中文史料中爬梳钩稽,以编年形式再现了陈季同一生之行实。黄谷先生在《康熙朝中荷官方交往》(《清史论丛》1993年号)一文中,从康熙一朝中荷两国官方交往的过程、双方矛盾冲突的焦点出发,探讨了早期中西方关系的特点及其教训。作者指出,自康熙至道光不到两百年间,中西方力量的对比是此消彼长的过程,然而清廷对此毫无知觉和意识,这个历史的遗憾,不能不归结为清初对外决策的失误。
  清廷对西学的政策以及帝王与传教士的关系是学界探讨的重点。吴伯娅先生发表了《乾隆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清史论丛》2002年号)、《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清史论丛》2001年号)、《乾嘉时期清廷的西方文化政策》(《暨南史学》2005年第3辑)等文,阐述了一些新的认识。《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一书,是吴先生对相关问题研究的集中体现。该书剖析了康雍乾三帝的海外政策、他们对西教和西学的认知与态度,涉及清代前期和中期中西关系史中的诸多重要问题。杨珍先生《清初权力之争中的特殊角色——汤若望与顺治帝关系研究之一》(《清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对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进行了细致地探索。
  刘景莲先生所著《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书,在东波塔档案及一史馆所藏明清澳门档案基础上,从文书记载的大量涉外冲突案件入手,依据案件的恶性程度、主审官员的审级状况、判决结果,将案件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力图再现清中叶澳门有序的经济运作程序及社会治安的整体状况,阐述了澳门司法制度实施的具体程序、司法制度变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及特点。
  此外,冯佐哲、王晓秋先生的《从〈吾妻镜补〉谈到清代中日贸易》(《文史》第15辑)一文,对清代的中日贸易进行了个案研究。
  八、学术文化史。改革开放以来,清代学术文化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系统的综合性论著有南炳文先生等的《清代文化——传统的总结和中西交流的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等。总的来看,学界近30年来对清代学术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案与学派、清代学术发展轨迹、对18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估计、清代理学、学术人物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清代学术史,学术界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准的研究著作。杨向奎先生主持撰写的《清儒学案新编》8卷本,近400万字,包括学案正文和资料选集,基本上网罗了清代主要学术流派,尤其是“典型训诂、考据那部分和今文经学那部分源流分明,解释清楚,可无愧于前人”[17]。陈祖武先生接武其师杨向奎先生所辟治学路径,也非常重视对清代学案的研究,其所著《中国学案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一书,是学案史研究中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著作。在详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陈先生对中国学案史尤其是清代学案史、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明儒学案》的成书年代、耶稣会士在晚明学术风气下输入西学的客观作用、汤斌与黄宗羲的关系、乾嘉学术的分野等等。同时,该书对徐世昌与《清儒学案》的关系这一崭新的课题,设专章进行研究,具有学术开拓意义和价值。对研究中某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学案序》的序文作者是何人等,则予以存疑。[18]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学派的研究成绩最突出的领域是对乾嘉学派的研究[19]。陈祖武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重大课题“乾嘉学派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别开生面,集众人之力,遂将该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其课题的结晶——《乾嘉学术编年》和《乾嘉学派研究》两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即其最新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陈祖武先生认为,近一二十年来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但“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功夫,或许是必要的”(《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光明日报》2003年6月24日)。课题组成员历时近5年推出《乾嘉学术编年》和《乾嘉学派研究》两部专著,就是这一取向的新尝试。通过该课题的研究,课题组主要揭示和论证了如下三个重要学术观点: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简单地按地域来区分学派;乾嘉时期的地域学术与学术世家,彼此渗透,交互影响,皆已融入一时学术大局;乾嘉学派以朴实考经证史为基本特征,此一特征的形成,有其深刻而久远的社会和学术背景。这一探索,旨在以坚实的学术文献梳理为基础,进而对乾嘉学派加以实事求是的全局性把握。此一新认识,为推进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陈祖武先生所著《清初学术思辨录》一书,是研究清初学术发展轨迹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将清初学术的演变置于明清更迭的社会发展大环境中予以考察,对17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提出了诸多独创性的见解。陈先生指出,客观社会环境的制约,学术演进内在逻辑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从而规定了清初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对清初学术的历史属性,陈先生认为既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学术,也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而是中国古代封建儒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88-302页)。陈先生的另一本著作《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既是《清初学术思辨录》的赓续,又是其研究清代学术史20年来的一个总结性结晶。该书选取了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和思潮、学派,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讨,重在梳理清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学术演进的趋势。书中的不少结论均非泛泛而谈,而是在潜心研究基础上的心得之言。
  汪学群先生的《清初易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书,采用社会史与学术史结合、文献与思想史结合的学术方法,将清初《易》学作为一个整体,从清初经道合一的背景出发,对顺、康时期的十几位主要易学家及其易学著作进行了详细研究,内容涉及思想、学术与政治。林存阳所著《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视角,通过对复兴三礼学的酝酿与发展、经学诸大师的三礼学研究、儒臣对三礼学的倡导与撰著、清廷决策与三礼学、清初三礼学的历史地位等问题的分析阐述,初步揭示了清初三礼学产生的思想渊源、本质特征、学术成就及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其所著《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以探究三礼学演进问题为入手,以乾隆初叶为重点考察时段,以清廷诏开三礼馆为核心议题,将其置诸清代社会由乱而治而盛的广阔历史背景之中,从清代学术发展的整体过程予以把握,通过对清廷诏开三礼馆的举措和缘由、纂修进程、人事变迁、《三礼义疏》的学术取向与架构、《大清通礼》等御纂礼书所发挥的政治文化功能、三礼馆开馆的历史意蕴等问题的详细梳理和阐发,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清代学术与政治文化在清中期转型的契机与表现形态。
  高翔先生在《论十八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反传统倾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一文中,对18世纪中国思想界的评估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18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并不像一般史书所描述的那样沉闷而无新意。正是在封建社会“全盛”的特殊环境中,知识阶层出现了以批判传统观念为特色的新的思想动向。18世纪的反传统观念和同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有相似之处,它预示着未来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也为这种变迁准备了最原始的文化土壤。在与王俊义先生合作的《清代学术思潮与士林风气》(《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财团法人馨园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147-228页)一文中,从17-19世纪这一长时段,对清前期学术变迁与士林风气的变迁做了专门论述。该文强调指出在18世纪,时代的变迁推动着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不断出现,多元化的学术发展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并促成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
  《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一书,是高翔先生对18世纪中国思想界探讨的集中体现。该书从观念史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他指出:观念史研究的基本使命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变迁,从社会精神文化的角度,展现人类历史演变的轨迹;而要真正做到这一步,最重要的就是严格地将观念置于特定时代范围来考察,并高度重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此思路,他对18世纪知识界的发展趋向做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剖析。诚如李治亭先生评论此书时所揭示的:“作者的命题及其研究,独辟蹊径,开辟了清史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新思路、新方法,为我国清史研究的深入启示了新方向。”(书前评语)
  清代理学的研究,是过去学界关注相对薄弱的一环。高翔先生对清代理学用力颇多,有学者认为高先生承接了陆宝千、何佑森先生对清代理学的研究[20]。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高先生非常注重从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角度来考察清代理学。其所撰《论清初理学的政治影响》(《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清初理学与政治》(〈清史论丛〉2002年号)二文,可以视作此一学术取向的姊妹篇。在此二文中,高先生对清初理学与政治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认识,其所提出的应当将清初理学“置于社会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探索其盛衰轨迹,衡量其是非得失”的认识,尤其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实践意义。这无疑为研究清代理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高先生对对清代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如高先生将清代理学的特点归结为“倡扬主敬”、“崇尚躬行”(《清初理学与政治》,《清史论丛》2002年号),或 “反姚江、辟佛道、重主敬、崇躬行”等几个方面。而对程朱理学在清初的存在水平及历史地位,与以往学界的主流认识不同,高先生认为清代理学在清初是存在“复兴”的。他强调,理学在清初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甚至于清初主要思想家的学术构架也未突破理学的范畴。但是,无论是激进思想家还是正统的理学家,其学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学术研究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即所谓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从清朝社会文化和精神整合的角度来看,“程朱学术在康熙时的复兴,毕竟为饱受明末动乱之苦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套能为大多人接受,而且有能力引导社会精神生活的意识形态主体”(《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和社会发展》,第14、20页)等。
  杨向奎先生《论方苞的经学与理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一文,以精当的见解,阐释了方苞经学与理学的特点;同时,指出他在所有经学著作中,刘歆伪窜经书说最为引人注意。陈祖武先生撰有《论康熙的儒学观》(《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汉学中心编印,2002年)、《范鄗鼎与<理学备考>》(《清史论丛》2007年号)等文探讨清代理学,前文揭示了康熙帝的儒学观的真实内容:视理学为伦理道德学说、融理学于传统儒学之中、确认朱熹学说为官方哲学。后文从乾隆帝经筵讲论内容的变迁入手,对乾隆朝朱子学不振的原因加以探讨,认为乾隆初政经历了一个从提倡朱子学到崇奖经学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他将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以乾隆二十一年前后的文网大张为标志,宣告了宽大为政的终结。以之为背景,乾隆帝选择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的狭路之中。最后一文则就范鄗鼎的学行及三种《理学备考》大要做了个案研究。
  本室成员对清代学术人物的研究也取得可喜成绩。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重点集中。学界对清初三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塨、颜元、张履祥、李光地、龚自珍等重要学术人物的研究成绩突出,不仅论文数量多,相关论著也不少。陈祖武先生在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点校整理了多位学术人物的年谱、文集,如《李塨年谱》(中华书局,1985年)、《颜元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榕村语录》(中华书局,1995年)、《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又对清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撰有《黄宗羲顾炎武合论》(《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王船山〈双鹤瑞舞赋〉为尚善而作说辨》(《清史论丛》第6辑)、《关于李颙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2期)、《孔子仁学与阮元的〈论语论仁论〉》(《清史论丛》1994年号)、《读章实斋家书札记》(《清史论丛》2001年号)等文。又陈先生与朱彤窗合撰《旷世大儒——顾炎武》(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在吸收近人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对顾炎武学术的社会背景、经历与学术发展、重要学术著作、礼学思想等进行了阐述。鱼宏亮先生《晚明政治危机与<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因》(《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对晚明政治危机以及《明夷待访录》的写作动机提出自己新的认识。
  樊克政先生《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书,是近年来对学术人物研究较好的一种。与以往的同类研究相比,该书有诸多创获,如充分利用诸家年谱从未利用过的龚自珍家世的资料,首次绘制了龚自珍世系表;更为广泛地采用了龚自珍同时代人的诗、词、文集等资料,对旧谱未载的龚自珍事迹作了许多补充;对旧谱、有关论著等所载龚自珍生平事迹及龚自珍作品的写作时间等一系列问题,做了非常深入的考辨等。
  第二,努力尝试从新的视角考察学术人物。汪学群先生注重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从中发掘人物思想中的时代特色。他发表《王船山占学试探》(《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3期)、《试论顾炎武的经学思想》(《清史论丛》1996年号)、《王夫之易学中经世思想》(《清史论丛》1999年号)、《钱澄之的经世易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4期)、《从清初学术看王船山易学的特色》(《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等文,都是这一取向的表现。林存阳先生则从过去学界较少关注的三礼学角度探讨清代学术人物,撰有《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礼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3期)、《张尔歧与〈仪礼郑注句读〉》(《齐鲁学刊》2001年第1期)、《黄宗羲与万氏兄弟的礼学思想析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方苞三礼学论析》(《清史论丛》2001年号)、《黄式三、以周父子“礼学即理学”思想析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等文。

                     四

  经过30年的发展和开拓,在几代学人的共同耕耘下,清史室的清史研究规模越来越大、整体实力越来越强、研究优势越来越突出,并逐渐彰显出颇具个性的学术特色。要而言之,清史室的学术研究具有如下一些特色。
  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实事求是,是学术研究生命力的体现,也是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的体现。在从事清史研究过程中,清史室的学人始终坚持和发扬这一为学精神。《清史论丛》创刊号刊登的《努力加强清史研究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献给读者的这本《清史论丛》,力图严格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凡是对有关清代历史的某一个问题,确实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那怕这种研究成果还不够成熟,但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们就尽量予以发表……学术中的是非问题,只能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来解决,既不能根据人数多少来判断,也不能根据权力大小来裁决。在学术讨论中,我们一定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必须拨乱反正,肃清这种恶劣作风在史学队伍中的影响和流毒,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好作风,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要在学术研究中反对说空话、说假话、说大话。必须强调占有大量的可靠的历史资料,用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进行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对任何历史现象的研究,应该排除各种偏见的束缚和影响,采取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提倡凡事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客观事物。”[21]30年的学术实践表明,清史室的学人和后继者们是恪守了这一为学精神的。尽管时代在变迁,但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则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注重实证的治学风格。在实事求是为学精神的引导下,清史室的学人始终致力于务实求真的科研追求,从而逐渐形成注重实证的治学风格。曲阜孔府档案和刑科题本的整理与研究,《清史资料》的编辑,杨向奎先生《清儒学案新编》兼重学术思想史与学术思想史料的取向,王戎笙先生对李自成结局问题的考定,何龄修先生《五库斋清史丛稿》对诸多问题的考证,赫治清先生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论证,樊克政先生对龚自珍年谱的考订、陈祖武先生等《乾嘉学术编年》对乾嘉时期学术演进的梳理,李世愉先生对科举制度的考辨、土司制度的考论等等,即此一治学风格的体现。
  整体清史的学术取向。由于历史的原因,对清史研究时限的定位,学术界的认识一直存在分歧。有的主张以1644-1840年为断,有的主张以1644-1911年为断,有的主张应将清入关前的历史纳入清史研究范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于此,清史室的学人虽然主要以1644-1840年的研究为主,但在认识上则主张贯通整个清史,将清入关前史和晚清史纳入研究视野。此一取向,以王戎笙先生主持的十卷本《清代全史》的编撰,最具代表性。其他如郭松义先生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与《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陈祖武先生的《中国学案史》、杨珍先生的《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等,以及《清史资料》“编辑凡例”中所称“资料中部分涉及明末或鸦片战争后的历史,为保存历史事件的连续性和资料本身的完整性,一般不予删节”,亦体现出这一特色。
  思想史(或学术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在前辈学者侯外庐、杨向奎等先生的倡导和实践下[22],将思想史(或学术史)与社会史有机结合起来的治学路径,越来越被学界所认可和运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成为学者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此一治学取向,对研治学术思想、社会观念甚至其他众多研究领域,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清史室的成员在侯、杨二位先生的教诲、熏陶下,得风气之先,以侯先生《中国思想通史》、杨先生《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为典范,非常自觉地贯彻和实践这一治学路径,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然,如何深化和推进这一治学方法,依然需要同仁们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加以深入的探索,以寻求新的结合点和突破口,从而为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做出新的尝试。
  集体项目与个人研究的结合。在杨向奎、王戎笙、张捷夫、高翔、杨珍诸位先生的带领下,清史室的发展思路愈来愈趋完善。其中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将集体项目的开展与个人研究的优势相结合。曲阜孔府档案和刑科题本的整理、《清代全史》的编撰、《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的编写、“乾嘉学派研究”和“中国历代灾害及对策研究”课题等集体项目,即此一举措的体现,在学术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样一种探索,不仅充分发挥了个人学术研究的特长,增强了学术团队整合后的学术水准,而且通过集体项目的磨练,更有助于个人学术研究的提升。
  基础研究与理论探讨的结合。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清史室的学人不仅致力于清史许多个案问题的考索,而且还对一些关乎全局、具有理论意义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何龄修先生曾指出:“史学是以具体史实为基础的学问。上世纪最后阶段的清史研究,出于对空洞的僵化的教条式论著的反感,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较明显。但理清史实只是研究的重要一步、深入分析的前提,如果只停留在此,则对历史的认识仍没有完成……新世纪的清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大发展,达到新的高度。”[23]高翔先生亦认为:“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清史独特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在人文科学中,它不但是基础的,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应用性,它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完全可能,而且也应该发挥比现在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新世纪,随着国家对社会科学的进一步重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清史学界要承担起一批和现代化建设直接相关的研究课题,努力使自己的研究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24]正是基于这一学术自觉,清史室的学人对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诸如清代的历史地位、清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近代化问题等,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尤其是十卷本《清代全史》,更对“中国何以落后挨打……中国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清代前期几个帝王治理国家的政策有何重大失误?中国国防力量为何如此脆弱以致几千侵略军就把一个庞大帝国打得屈辱求和?早期觉醒的志士仁人图富求强的改革为什么总是陷于失败”[25]等重大问题,做了集中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基础研究与理论探讨的良性互动,有力地推进了清史研究的深化。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清史室的学人,秉持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坚持思想史(或学术史)与社会史、集体项目与个人研究、基础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致力于整体清史的研究与探索,在学术实践中,体现出注重实证的治学风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将清史研究不断推向新的境界和高度。清史室几代学人的继承与创新,既保持了与整个清史学界进步相一致的律动,又在学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颇具个性的科研特色。共性与个性的互动,彰显出清史室学术团队的旺盛生机与活力。

                     五

  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清史学界同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清史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呈现出全新的气象。一是坚持理论创新,重视对理论的探讨,不断深化与开拓相关领域的研究[26];二是在诸多专题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传统的命题继续受到关注,新的课题被开发出来;三是大量的、新的文献资料(如档案、文集、笔记、方志等)被整理出版,促进了清史研究的深化;四是由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视角考察问题,成为研究的新趋向;五是新的科研手段(如电脑、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给清史研究带来跨越式的进步等。
  当然,新气象的背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需要反思的问题。何龄修先生曾不无感慨地指出:“在著作中,创新与抄袭并存,精彩与平庸同在,学术的纯洁性、原则性与学术的腐败、堕落共生,理论和是非的混乱严重表现,著作和出版的基本标准、基本要求激烈动摇。这类现象不免使人感觉迷惘、悲观,但在经济转型时期似乎有其必然性,是史学进一步发展和更新局面诞生前的阵痛。”[27]
  陈祖武先生于1999年为“明清史研究丛书”所撰《序》中曾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明清史研究,是在著名史学家杨向奎、王毓铨二位先生的率领之下,由众多老一辈学者奠定基础的。45年来,他们甘贫甘淡,孜孜耕耘,这块园地已是枝叶扶疏,满园姹紫嫣红。从《乾隆朝刑科题本》、《曲阜孔府档案》的整理开始,《中国史稿》明清史分册、《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明史研究论丛》、《清史论丛》、《清史资料》等,一大批学术专著和辑刊相继问世,从而显示出令人瞩目的群体优势。如今,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也由于现行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老一辈的学者业已退出研究工作第一线。然而,十分令人欣喜的是,一批优秀中青年学者正成长起来。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风严谨,锐意进取,已成为繁荣和发展本所明清史研究的中间力量。”此番话语,既指出了清史室得以立足的根基所在,也揭示出本室未来发展的活力所在。
  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不仅要正视所取得的进步,更要对未来的发展保持清醒的认识。为使清史室的发展继续得到提升,如下一些方面值得关注:第一,继续加强梯队建设,完善学科结构。如大力培养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并使之尽快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在继续保持、发展清史学科在清代学术史、政治史等优势科研领域的同时,应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研究。第二,进一步增强本室学术平台的积极效应。如继续做好《清史论丛》的编辑出版工作,扩大其影响力;提高“清史学科网站”的建设水平;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清史研究学术沙龙”,从而在促进清史学科整体学术水准和增进其在学界的影响力方面有新的改观。第三,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应积极参与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注有机结合起来。第四,重视学风建设,在学术上不断推陈出新。继续保持严谨、务实的学风,注重论著的创新和质量。总之,我们应继续发扬老一辈特别是本室前贤的优良学术传统,在其奠定的规模和基础上,立足学术前沿,把握学术脉搏,与全国清史学界同仁一道,为将新世纪清史研究继续推向新的高度,共同努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清史室诸位前辈和同仁的帮助与指导,这是我们特别要感谢的。但由于笔者学浅识短,挂一漏万、不当之处定然不少,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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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二所成立时,设明清史研究组,白寿彝、王毓铨任正副组长。1958年历史研究一所、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1960年组室编制调整后,清史研究隶属封建社会后期研究组,杨向奎、郦家驹任正副组长。1965年,再次调整,设明清史研究室,杨向奎、王戎笙任正副主任。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历史所再次进行机构和人员调整,恢复“文革”前组室;1978年,明史与清史分为两个研究室,杨向奎、王戎笙任清史研究室正副主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4期。
[2] 周远廉:《基础扎实 成效显著——记杨向奎先生的施政及其成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求真务实五十载:历史研究所同仁述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3] 详参赵云田:《20世纪通史中的清史研究》,“中华文史网”。
[4] 高翔在《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一文中曾指出:“断代史清史专著的大量撰写和出版,不但促使学术界站在理论的高度,从综合性的角度,全面把握清史发展的脉络,探寻治乱盛衰的根源,而且它使我们的教师和学生终于有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清史教材和参考书,对于清史研究后备力量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史论丛》1999年号,第55页)
[5] 王钟翰:《王钟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48页。
[6] 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新探》,《清史论丛》第4辑。
[7] 《清军入关与中国社会——中国第七届全国暨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69-180页;《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明史研究》第2辑,黄山书社,1992年,第165-170页;《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清史论丛》1993年号;《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33-349页;《长共海涛论延平——纪念郑成功驱荷复台3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 罗尔纲:《〈天地会起源研究〉序》,《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9] 何龄修:《〈天地会起源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6期。
[10] 刘永成、赫治清:《论我国行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137页。
[11] 杨向奎、张政烺等:《中国屯垦史》上册,农业出版社,1990年;王毓铨、刘重日、郭松义、林永匡:《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
[12] 刘永成、赫治清:《清代前期的商人和商人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史研究组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7—260页。
[13] 杨向奎:《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8226;导言》,《 经室学术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
[14] 靳欣:《中国古代灾害与对策史研究的新起点——读<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第143页。
[15] 高翔:《1998年清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3期。
[16] 详参:《乾隆时期新疆哈萨克族的商业贸易》,《西北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乾嘉时期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清乾隆年间新疆的“回布”贸易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清代乌鲁木齐的哈萨克贸易》,《中亚研究》1987年第1期;《清代塔尔巴哈台的哈萨克族贸易》,《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论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马价、丝绸价与贸易比值问题》,《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
[17] 李尚英:《杨向奎先生著作和论文提要及编年》,载于《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66-768页。
[18] 陈先生对学案史的研究,还可参看其所撰《徐世昌与<清儒学案>》(《清史论丛》1993年号)、《〈明儒学案〉杂识》(《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学案”试释》(《书品》1992年第2期)、《我与中国学案史》(《文史知识》1996年第5期)等文。
[19] 详参胡凡:《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2期。
[20] 周积明、雷平:《清代学术研究若干领域的新进展及述评》,《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1] 编者:《努力加强清史研究工作》,《清史论丛》第一辑,第3-4页。
[22] 详参陈祖武:《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典范》,《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3] 何龄修:《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第5页。
[24] 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清史论丛》1999年号,第154页。
[25] 王戎笙:《清代全史·再版前言》,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2页。
[26] 高翔:《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学术道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27] 何龄修:《清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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