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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光片羽——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永乐大典》


卢雪燕
2016-03-02 10:20:55 阅读
《光明日报》2016年2月26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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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撰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是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其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世,而其副本惨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400册。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嘉靖副本《大典》62册,以单一藏地言,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162册。本文作者因职务之故,得以亲睹台北故宫收藏全貌,她从入藏始末谈起,说明其流传情形,记录外观装潢、扉页注记等讯息,并分析及阐述台北故宫藏本的特色及珍贵价值。



  将图书文献中的各类资料,按一定方法分门别类,并加以编排整理,采拾原著,分类辑录,提供读者方便检索运用的“工具书”,现代称之为“百科全书”,古代则以“类书”专称。编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中国图书史上规模最大、辑录数据最为宏富的官修类书。
  有关《大典》之编纂始末、体例、版式,自清代以来,论述者众,今日所见专论、专书更不计其数,是以不必重复介述。而今流传残卷的典藏情形,在信息发达的今天,除私家收藏较难确定外,公藏已大致公布。由于战乱等原因,存世《大典》较之原来的11095册,不但凤毛麟角,而流散四方、分藏在海内外各地的情况,更使人难窥全貌。是以今日虽研究成果丰硕,然或许因无法取得真本拜观的缘故,诸如明黄素绢装潢外观、用纸、内文朱色栏格、版心、句读,以及朱笔、墨笔抄写之文字、图绘,甚至是为固定栏行的钉孔、扉页贴笺、文字注记,甚至是清代以来的改装等,则较少被论述。
  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台北故宫”)现藏有嘉靖副本《大典》62册,以单一藏地言,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162册,实具有补充当代研究不足之相对优势。笔者因职务之故,得以亲睹台北故宫收藏全貌,因此在仿真本出版之际,特作此文,予以介绍。

            台北故宫典藏《永乐大典》入藏始末

  按《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数据库》,62册《大典》的文物统一编号是为“平图013150-013211”,“平”字代表原典藏于国立北平图书馆。然而这部原应典藏于紫禁城的皇家藏书,为何会进入图书馆,则必须从清末学部图书馆说起。
  “学部图书馆”,即清末由学部筹建,隶属学部管辖的“京师图书馆”(以下简称“京图”)别称。早在清宣统元年(1909),军机大臣张之洞兼管学部,并奉命筹办图书馆之时,便已经提出移存包括清宫残存《大典》在内的翰林院藏书等,作为未来京图正式成立后的基础典藏的请求,他说:
  再查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在乾隆年间已多残缺,庚子以来,散佚尤甚,今所存者,仅数十百册,而其中所引尚多希见之书。又查内阁所藏书籍甚伙……拟请饬下内阁、翰林院,将前项书籍,无论完缺破碎,一并移送臣部,发交图书馆,妥慎储藏……
  从张之洞奏片可知,翰林院《大典》在乾隆时早已经残缺。庚子之乱发生时,更被搜括一空,而后英国驻华使馆所归还的330余册,又被守门衙役等瓜分殆尽。其后虽再由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下令追回64册,但一直存放在陆氏府邸。直到宣统三年(1911),清室亡覆,“学部”蜕变成“教育部”,京师图书馆归教育部辖属之后,方在教育部社会司第一科科长、著名作家鲁迅的建议奔走下,从陆润庠府中取出。除留置4册在教育部图书室向公众展示之外,其余60册则全数送往京图。至此,终于实践张之洞奏请将翰林院旧藏《大典》拨交京图存藏初衷。而这60册《大典》,不但是京图收藏《大典》的开端,同时也是台北故宫现存62册《大典》的最重要源头之一。
  京图草创初期,除开放公众阅览之外,广泛购藏善本,也是图书馆的重要业务之一。根据曾经任职北平故宫图书馆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学家袁同礼的统计,1923至1925年之间,京图持续入藏4册《大典》;1926年,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挹注所成立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北海地区设置“北京图书馆”,来年(1927)购进3册《大典》。1928年,北京改名为北平,原“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图”),而与其同存的“北京图书馆”则唤作“北平北海图书馆”,同年继续购藏7册《大典》,加上原来的3册,已藏有十册《大典》。1929年3月,平图收到大连图书馆转赠的《大典》2册,而原先留置在教育部图书室的4册,也在同一年回拨。同年9月,“北平北海图书馆”并入平图,原先典藏的十册《大典》,亦随之并入。此后平图征集《大典》未曾停歇,直至1935年,奉教育部令南移馆藏精华以前,又入藏了十册《大典》。换言之,当平图选装馆藏精华移存南京、上海之时,已总藏有90册《大典》。
  据档案记载,平图南运之善本甲库书籍总装成197箱,按说其中应包含90册《大典》在内。1941年,上海局势恶化,为保文物周全,代理馆长袁同礼等在驻美大使胡适的协调联络下,再度从南运善本中精选2万余册,分装成102箱,分批秘密运往美国。最初存放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图书馆,来年3月再全数移藏至原先设定的寄存地美国国会图书馆,直到1965年11月为止。
  或许因为启程前匆促装箱等种种原因,赴美2万余册善本的情况,除当年留下的原始手写运美“书目”,以及由曾任平图编目部主任、后来赴美深造、学成后留在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任职的吴光清博士在美仔细检核,并重新装箱所留下的部分资料之外,书籍的详细情况至今未有定论。不过由于允许美方摄制微片留存也是当年寄存的条件之一,是以当书籍在1942年运抵之后,国会图书馆很快展开拍摄工作,随着微缩片摄制的完成公开(1946年5月),《大典》在美情况亦随之明朗。原来当年运到美国的《大典》仅60册,而台北故宫现藏的62册之中的60册便渊源于此。这正是前面一再述及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以及后来改名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典藏《大典》经过的主因。
  1965年,102箱善本书被运返台湾。由“中央图书馆”代为管理。1968年,为妥善保存,“中央图书馆”主动将2万余册书籍,寄存到台北故宫外双溪新馆库房,16年后,此批文物被拨交台北故宫典藏。于是包括62册《大典》在内的2万余册平图善本,自此正式进入台北故宫文物典藏行列。这正是前述《大典》的文物统一编号字头被编为“平”字的原因。

         台北故宫典藏《永乐大典》的卷别、外观及分册流传情形

  古籍藏书界一致认为台北故宫典藏的62册《大典》保存完善。由于京图初藏的60册《大典》,入藏以前并未有详目,故不知其卷别,而入藏京图之后,随着1916年,署名夏曾佑编撰之《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以下简称《夏目》)的出版,始真正向外公开。而普遍钤印在册首卷端及册尾卷末的“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朱长方印,也应是1915年之后才钤盖上去的。
  关于京图的藏书印记,最早应追溯到清末的“学部”。宣统元年,当张之洞奉命筹建图书馆,并奏请以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等旧藏为基础典藏的同时,便已经规划图书馆必须在藏书中钤上专属印记。他说:
  再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九日钦奉高宗纯皇帝谕旨,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面页等因,钦此。此次开办图书馆,除颁赏书籍外,所有官刻报効购买各项书籍,自宜仿照办理。惟图书馆距臣衙门较远,书籍繁重,移运维艰,且部务殷烦,亦与翰林院不同,臣部之印,势难兼用。拟仿照度支部盐茶印、钦天监时宪书印之例,请饬下礼部添铸印信一颗,文曰“学部图书之印”,尊藏馆中,用钤图籍,此外一切文牍皆不钤用。
  而后任图书馆副监督的徐坊也在向学部呈报启用关防时提到:
  为开用关防事。本馆前经派员由大部祗领木质关防一颗,文曰“京师图书馆之关防”,又银印一颗,文曰“学部图书之印”,除学部图书之印,敬谨尊藏,专备随时钤盖书籍之用外,所有木质关防,本馆于本年陆月初壹日开用,相应咨呈大部查照……
  由上述可知,“学部图书馆”时期(即京图筹备期)入藏的书籍,理论上均应钤有“学部图书之印”朱文大印才对。反过来说,凡钤有“学部图书之印”方形大朱印的书籍,入藏时间无疑较早。清亡之后,此印显然不合时宜,再加上时局混乱,为了妥善保存,避免“抽换”,教育部一方面于1915年11月29日饬令,必须在善本书籍上“盖印编号”,而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发下“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石质印章一方(同年12月22日)。换言之,台北故宫现藏《大典》,凡钤有此长方,四角略带点椭圆之朱长方印者,应该是首批入藏的《大典》之一。
  经仔细查对,台北故宫现藏的《大典》之中,35册钤有此印。而以其卷别核对,1916年出版的《夏目》子部,页二十八,“永乐大典条”的卷数(来自陆润庠府邸的那60册),也完全包含在其中。因此几乎能确定,1912年入藏京图的60册《大典》之中,就有35册今日典藏在台北故宫。而台北故宫现藏之其余27册的来由、流传,相较之下则稍稍复杂些。
  除卷975-976(平图013153)、卷10483-10484(平图013192)两册之外,其余皆平图运美书籍,而入藏时间包含从1912年到1936年之间征集。至于来源则仍以教育部移拨(即陆润庠追回者)为最多,其次是购买入藏,捐赠书最少。由于笔者未知1935-1936年间南下《大典》究竟有多少,其卷别如何,亦未能得见留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真本样貌,因此未敢妄加揣测当年被挑中赴美的60册《大典》是否有特别的考虑。不过就台北故宫现藏来看,残卷之中虽亦有残缺,但完整、书况良好者居多,这或许是当年在兵马倥偬的情况下,为快速装箱之故所下的决定亦不无可能。
  前述未包含在平图赴美箱内的两册,其来源在过去较少引起注意,直到两岸交流频繁,大约十年前,某次导览接待中提到台北故宫非仅藏60册《大典》之后引发关注。换言之,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相关赴美善本记录一直是60册,何来62册,所增又从何而来?为解决这两册《大典》的来源问题,笔者曾反复查检102箱书籍返台装箱清册。可惜除发现确实有两册《大典》未与其他60册同置一箱,而是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并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后来与平图寄存书一并返台的“汉简”同置一箱之外,并未有其他线索,因之作罢。然正如前述,在引发关注之后,学者张升利用英国学者戴维.赫利韦尔的文章及德国学者傅吾康的自传等数据,探出此二册原来是德国汉堡大学旧藏,后来因被用来与国立北平图书馆交换出版品的情况下,从而由德国送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从此方与平图寄存书汇聚在一起,也就于1965年12月23日一并由美鉴运抵台湾。其流传情形如下:
  在1912-1914年之间,商衍鎏与福兰阁从中国为汉堡大学买入它们。1937年7月前,袁同礼与颜复礼达成图书交换协议,汉堡大学拟将它们送归国立北平图书馆。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们大约在1950-1957年之间才被寄到袁同礼之手,得以与抗战时期移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汇聚在一起。1965年,它们与那批善本书一起被运回了台湾。
  按张升考证,此二册也是在清宫流出之后,被德国人买去,因而从中国到了德国。原本预备以图书交换方式送回中国,可惜大战爆发,无法进行,而后当平图书籍运抵美国,袁同礼亦赴美之后,在袁同礼的要求之下,直接从德国寄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因之最终与平图寄存书籍一同归入台北故宫的善本书库。对比明显残旧的装潢外观,与其辗转千里之遥,可说不谋而合。

             台北故宫典藏《永乐大典》的特色与价值

  台北故宫收藏《大典》的内容,除卷13074-13075(平图013195)册,书末附夹零页未见影印之外,其余内容皆已见之于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以及198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缩印本,其内容早已化身千百。不过或许是以微片等缩印出版的缘故,文字漫漶不清,标点人工描绘,甚至看不到书上原有,但似乎遭刻意抹去的藏书钤印等等,使得研究终究有些缺憾!因此笔者针对影印本的缺漏,或是仿真本亦无法尽如人意的部分提出台北故宫典藏《大典》特色与价值如下:
  (一)藏有罕见之乾隆御题永乐大典
  存卷8339(兵字,平图013185),封面签题“御题永乐大典卷八千三百三十九”,其后扉页书乾隆御笔诗,如下:
  题陈规守城录﹝下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椭﹞
  摄篆德安固守城,因而失事论东京,陈规屡御应之暇,汤璹深知纪以精,小县傍州或可赖,通都大邑转难行,四夷守在垂明训,逮迫临冲祸早成。
  乾隆癸巳仲夏御笔﹝下钤“惟一精惟”朱方、“乾隆辰翰”白方﹞
  金梁《光宣小纪》“永乐大典条”载:
  《永乐大典》藏翰林院内,自庚子后经外务部向各国联军索回者,不足二百本,分装二箱。光、宣之际,章一山同年曾见有乾隆御题者,尤不多觏。
  文中所谓“乾隆御题者”,所指未知是否为此书。该书系大连图书馆转赠,而根据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查,乾隆御题《大典》共13册,此为其一,其流出宫中情形如何待查。
  (二)封笺背面粘贴乾隆三十八年誊录记录。
  乾隆皇帝开“四库馆”,纂修《四库全书》之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大量辑出佚书,故宫藏本之中就有9册封笺背面粘贴誊录纪录,时间皆集中在乾隆三十八年。由此可证该册内容不论后来是否真正被抄入《四库全书》,但利用《大典》证据昭然若揭。如整理贴有誊录记录册内所收书籍,或可进一步研究四库馆臣辑佚实况。
  (三)台北故宫典藏《永乐大典》绝大多数(残卷除外),封底扉页皆录重录总校官、分校官、书写,以及圈点之人。
  例如,“重录总校官侍郎臣高拱 学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编修臣吕旻 书写儒士臣吴子像 圈点监生臣徐克私 臣欧阳卿”(卷8339,平图013185)。可据以研究嘉靖、隆庆间参与副本抄录者实情如何。此外,院藏此用来注记重录官等之扉页大多皆被纵向裁切成一半,或仅余书有文字的一小方块,卷8339册扉页是唯一横切之例。
  (四)外观装潢材质不一而足,内页补页情况亦如是,可推自清代起便迭经修补。
  作为明宫廷遗书,清宫在接收后,就如同其他清宫藏书,《大典》应该也曾经在清宫中裱修多次。就台北故宫藏本可见,多数书衣虽仍保持明黄素绢,但底下已经衬入粉色绢布,封皮、封底夹入新制厚纸也相当常见;至于封面题签有些保持原样,有些应该是清宫新制重题,例如“御题永乐大典”。《大典》陆续流散出来之后,残旧日多,故渐渐出现以纸笺代替明黄绢面的,更有直接在原书面之外,再套上一蓝紫色绒面作书衣的,例如1934年购自琉璃厂崇文斋(平图013206)一册便是。近年来因为展览的原因,台北故宫亦部分重裱,在不改变包背装的情况下,酌予修复。
  (五)公藏钤印仅见“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朱长及“国立中央图书馆保管”小朱方。
  前面已提及“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朱长方印的来由,且由此亦可证该印钤盖时间较早。令人感到好奇的是,陆润庠府中取出的《大典》虽皆来自翰林院,但却无如前面曾经提过的“再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九日钦奉高宗纯皇帝谕旨,命将进到各书,于篇首用翰林院印,并加钤记,载明年月姓名于面页等因”。故可知翰林院存藏之书也非皆尽数钤有印记。还有,不论是北京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或是国立北平图书馆习惯使用的印记,如“京师图书馆藏书记”朱长、“京师图书馆收藏之记”小朱方、“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小朱方、“北京图书馆藏”小朱方皆不见钤于《大典》之上。反倒是那些未有“京师图书馆收藏之印”的《大典》,竟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保管”小朱方,推测或许是暂由“国立中央图书馆”保管的期间,由图书馆人员特意钤盖也不无可能,然钤盖逻辑却也令人不解。
  《永乐大典》将说明或解释典籍资料整段、整卷,甚至整部抄入,向被认为内容之中最具价值之处。由于今存较之原本几乎微乎其微,针对某“字”,罕见完整卷数,而连续连卷之书更是少见。台北故宫收藏的“八灰”册,卷2808-2813,“梅字”3册,以及“九真”册,卷2948-2955,“神”字4册,虽亦不全,但却是少见的连卷。从中或可探究《大典》编写初衷,或明成祖编写《文献大成》之时既要“广”,又要“全”的决心。
  正如前文所叙,嘉靖本《大典》从明嘉靖帝下令,决意摹抄起,便标志其为宫藏的历史脉络。而在历经几近五百年后的今天,残存之宫藏,或转化而为公藏,或流为私藏。然而在前人的努力及殷殷护持之下,百转千折,绕过大半个地球的62册《永乐大典》,如今与其他清宫藏书安然地存放在台北故宫善本旧籍书库之中。书籍聚散,或有定数,而化私藏为公藏的流转演化,应是最佳的图书归处。

          (卢雪燕,作者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研究员兼典藏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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