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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老在山大十年的科研成就


李尚英
2012-03-12 12:46:37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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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学一代宗师、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杨向奎先生(我们都尊称为杨向老或向老),字拱辰,河北丰润人,生于1910年1月10日,逝世于2000年7月23日,终年91岁。先生1931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受业。1935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和山东大学,任甘肃学院文史系讲师、教授(时年28岁,成为青年教授),西北联大副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作育人才,桃李满园。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1958年与第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后改任清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立后任该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墨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杨向老孜孜不倦地勤奋为学70年,广泛涉猎于经学、史学、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数学,博古通今,著述宏富,并几乎在每个领域中均有引领学术界的学术观点和学术著作,为学术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早在1943年,先生即已发表名著《西汉经学与政治》,受到学术大师顾颉刚、傅斯年、董作宾等人的称赞。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下两册先后问世,成为学界的畅销书。先生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学界的大师地位。60年代中叶,杨向老决定,要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改一改。原来,早在四五十年代,先生感到,时间与空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既是自然科学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哲学问题,需要予以认真研究,但囿于当时教学任务繁忙,无暇顾及。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先生又认识到,研究哲学而不懂宇宙、时空等问题,不可能具有科学的宇宙观;没有伟大的哲学思想,很难有杰出的科学成就,因此决定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由社会科学转到哲学及自然科学,即不仅治人文科学,且治自然科学。这就是说,此后,先生在科学研究中,哲学与科学齐上,治史与繙经并举。这样,杨向老就以一业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高峰。“文革”结束后,先生以耄耋之年,精进不已,奋笔疾书,结撰专著《繙经室学术文集》、《中国古代史论》、《绎史斋学术文集》、《清儒学案新编》、《大—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杨向奎学术文选》,主持编纂《中国屯垦史》、《百年学案》等15部,论文200余篇,以及《熵和引力》、《论时间、空间》等多篇自然科学方面的重要论文,还有为友人和学生作书序数十篇。环顾四海,古往今来,皆属罕见,充分体现了杨向老一生为学坚忍不拔的执著精神。同时,也确立了杨向老学界大师的不朽地位。
  杨向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先生的治学方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杨向老多次强调、并语重心长地教导他的学生说:“研究社会科学,一定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必须懂得自然辩证法,掌握了这种方法,再学习有关物理学的基础知识,然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进行提高,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当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学者不相信这种哲学、这种方法,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科学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可克服的难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承认自己成就的取得是运用了自然辩证法,但他们成就的获得,往往是、或者是他们的方法符合自然辩证法,如果完全违背自然辩证法,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1实际上,这些话语一直在杨向老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着。除了以唯物史观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外,先生还形成了研究方法中的四重证,即将文献资料、金文和甲骨文、民俗调查和历史档案四结合进行科学研究。先生一生中,就是这样在不断进取中,以唯物史观和学术研究的四重证的有机、完整的结合,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有新观点、新资料出现。
  本文仅对杨向老在山大十年(1946-1956)的科研成就作一概述,希望能达到一隅窥全豹之目的。

  杨向老自1946年来到山东大学后,先在该校中文系教书,并任系主任,以后又改任历史系主任,直至1956年奉调离开山大。十年间,始终在教学第一线上奔波,教学之余,主要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思想,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的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为先生历史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在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历史

  杨向老与旧型的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早在解放前就已接触了唯物史观,解放后又十分自觉而认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成为中国史学界中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学术问题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史学界中获得学术成果最大、最多的学者之一。
  上世纪50年代初,史学界掀起了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辩论,并由此出现了一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虽然轰轰烈烈,但由于对唯物史观认识程度的不同,得出的看法大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有鉴于此,杨向老先后发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的历史学说》、《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学习笔记》、《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若干问题》、《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商榷》、《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理论文章,力图运用唯物史观以解决历史分期问题。
  1.杨向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理论
  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其内部如何分期?这是这场大讨论中力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对此,杨向老一再强调,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论述,我们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时,必须关注和深入了解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的特点。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注意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先生认为,中国没有发展为成熟的奴隶所有制社会,周族的兴起,缩短了奴隶所有制社会,过早地摧毁了这不成熟的奴隶统治期,然而奴隶制残余还顽强地保留下来。因此,中国封建制是早熟的,封建关系在长期内一直和奴隶制相结合,“这种结合的生产关系,可以肯定不是奴隶制而是封建制”。((《杨向奎集》第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年,下引本书时只注页码))先生还强调说,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一个主要发展的形态,同时也有着萌芽的形态、残余的形态。“然而残余的形态和主要发展的形态不同,更和萌芽的形态不同,许多史学工作者混淆了这正在发展着与日趋死亡的形态”,因而也混淆了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又因为有些史学工作者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前进的制度和落后的现象混为一谈,以致历史阶段划分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西周社会性质问题之所以在史学界长期不能取得共识,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2
  其次,要研究古史分期,就必然要牵涉到农村公社问题。杨向老认为,作为古代亚细亚基本生产形态的古老的氏族制度和农业公社制度的长期存在,“不仅表现在初期的奴隶社会内,也表现在封建社会内,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前期,显著地保留有很多的自由的农业公社成员;氏族制度,农业公社制度的残余,顽强地保留下来”,同时家庭奴隶制也残存下来。以往史学界有一种机械的看法,认为奴隶和农奴是互相排斥的,“有奴隶是奴隶社会,有农奴是封建社会;如果有奴隶又有农奴,那就变成一种使史学家迷惘的社会了”,而马克思的“现代家庭”论既包含着奴隶制,也包含着农奴制,“正好解释古史学家迷惘”了。(第23、11-12页)由此看来,西周和两汉时期有大量奴隶存在,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是一种残余的形态,在当时的社会中并不具有主流地位。
  再次,要重视对中国古代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的研究。杨向老指出,《周礼》一书在学术上极有价值,它提供了古代东方社会的许多有用材料。例如,该书叙述的春秋时代的齐国社会,与西部各国就有所不同。齐国至少在齐桓公时期已是一个封建国家,但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制度;从统治者内部来说,也还保存着奴隶制度。但是,这些奴隶不从事农业生产,不是农业奴隶;当时有私人奴隶,但不从事农耕。因此,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不足,而往往是以部分代全体,甚或以后来的发展情况说明古代。为此,先生建议,我们史学界要加强对于中国古代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行研究,不能以某一地区某一种材料,来笼统地说明各国的社会性质;而是应该划分开来研究,要一个地区—个地区地解决问题,认清了齐国,认清了三晋,认清了宋、郑,认清了秦、楚,认清了吴、越,然后再说明哪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样,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才易于获得圆满解决。(第108-109页)
  2.关于西周社会性质问题
  西周社会性质是当时学界中一个热点问题,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西周奴隶制说”,一派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杨向老赞成后一种说法,认为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先生指出,要解决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首先应当解决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地位变化问题,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的问题;其次,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曾发生不间断的阶级斗争,这就要求我们找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然后再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研究。先生认为,西周初年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统治者和“殷民”的矛盾上,这大批“殷民”是剥削者主要的剥削对象。而《周礼》一书的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处理这些“民”的问题,而不是“士”的问题。先生特别强调说,《周礼》所反映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自西周至春秋,凡是记载中的“民”、“甿”、“庶人”、“众人”或者是“农人”,全是指当时被剥削的广大农民阶级而言,他们或者领有一小块土地,并且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或者由领主授田,成为农奴。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商末的奴隶暴动和外边部族的入侵,摧毁了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奴隶制瓦解了。因此,周人已不可能在奴隶制的废墟上恢复奴隶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商末阶级斗争形势的制约,周初统治者对压迫奴隶和管理农民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同郭老所说,西周出现了一个新字-“德”。由此,先生指出,“德”字的产生,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意识,也是新基础的反映。“德”是用以“和民”的,这“民”也是一种“新民”,“以德和民”是西周以至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口号。(第124-125页)
  此后,杨向老除了运用古文献进行研究外,还很看重民俗调查的资料,并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先生在看了云南傣族田制的资料后,于1980年11月写的《绎史斋学术文集·前言》中说:“现在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我仍然主张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开始,除了古文献的材料外,近年来云南的史学工作者在作了傣族田制与农奴制和周秦社会的比较研究后,同样得出了西周是封建社会的结论。”3
  3.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
  杨向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
  先生通过对战国至西汉时期土地经营状况和奴隶来源的考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是领主经济居主导地位的时期,领主通过公社对农民取得超经济剥削。战国时期以后,地主阶级已经抬头,不过领主的势力并未全肃清。秦与西汉还是领主与地主交哄的时代。但地主经济并未完全摧毁领主经济,宗法制度的残余还顽强地保留下来。先生还认为,“两汉是封建社会。从战国开始到西汉末是一个从宗法封建制社会过渡到地主封建社会的时期”,“两汉存在着奴隶是事实,……但这时的奴隶已经变质,……是结合在封建社会内的家内的奴隶”。(第56页)
  二、封建社会成熟期,后汉至晚唐(公元1世纪到9世纪)。
  杨向老认为,王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摧毁了领主阶级,社会向前发展了。中国在东汉到北魏时期走上了成熟的封建社会。
  三、封建社会后期,北宋到鸦片战争以前(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
  杨向老认为,这一时期,农业和手工业顽强地结合,并长时期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农村封建经济与商人资本虽存在着结合,但这种结合还是封建主义的表现而绝对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加上其他因素,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迟滞性。
  四、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即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1840-1949年)。
  杨向老认为,这个时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但就在同一时期,原始氏族制度的残余仍然存在着,宗族共财制度在南方随处可见,而北方却并不普遍存在,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杨向老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和西周社会性质的论述,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即从唯物史观上提出问题并加以分析、论述,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说,杨向老的论证,逻辑严密,史料依据充分,史论有机结合,这就在范老、吕老、翦老论证的基础上,使“西周封建说”的体系更为系统、完整,也更为科学,因而长时期以来,得到许多史学专家、科学工作者的赞同,成为古史分期中岿然自立的一个学派。近年来,“魏晋封建说”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恐怕也难以撼动“西周封建说”。
  杨向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并不仅仅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上,而在他的研究中随处可见。于此仅举两例:一是对“古史辨派”的批评。
  先生在评论古史辨派时说:“离开了历史唯物论的武器,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历史问题的。”又说:“我曾相信《古史辨》的理论,但我也相信历史的真相、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宇宙的奥秘是可以探求的,我不相信‘上帝的柜子’永远打不开,而宇宙是可知的。4先生的这种观点和“古史辨派”是截然对立的。
  “古史辨派”是上世纪20-30年代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该派着眼于一个“破”字。如杨向老所说:“《古史辨》的功劳主要是对于传说中的古史的‘破’,这一破对于后来建立科学的真实的古代史是有积极作用的,我们不能把盘古开天当作历史!”同时它也有“冲击某些封建权威、某些封建道统的权威”,继承“‘五四’精神的传统,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但先生也指出,“(‘古史辨派’)不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无端地说,西周以前的古史,渺茫难稽,把由于文献、考古学资料的不足,而弄不清的地方,都说成是后人的伪造。”他们掀起的“怀疑古书、怀疑古史、推翻古史的疑古运动”,在古史问题上多“重复过去的老路,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指责汉代刘歆等人伪造《左传》和《周礼》,伪造虞夏商周的古史系统。(第372、388页)这种观点“是今文学派的偏见。儒家托古改制的说法,只是把他们的理想放在古代,并没有伪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至少虞、夏、商、周的时代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体系。” 5
  先生以唯物史观批评古史辨派关于尧舜禹在古史上不存在的论断,颇为精彩。他说:
  存在于一切书上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的记载,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加以分析批判,我们可以找得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规律。由于尧舜的禅让传说,我们可以很好的说明那是氏族社会酋长选举制,而不能说那是儒家的伪造。相反,是酋长选举制的传说留下来儒家以禅让制度去解释他,“古史辨派”的说法是本末倒置。由于大禹是水虫的记载,可以说明那是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整个夏族是以龙蛇作图腾的,黄帝之名轩辕是元鼋,鲧之化为黄熊,是三足鳖,相柳是九头蛇。由于这些图腾的崇拜,可以了解夏代的水患,可以推测夏代的农业、水患和龙蛇崇拜是有关联的。仅仅说大禹是一条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把禹的天神地位打倒,把古史推翻,这造成古史的混乱,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先生还批评“古史辨派”说,他们“怀疑虞,怀疑夏,对商、周的许多历史也持怀疑态度。这就未免太过火了,玉石俱焚,这样一来,硬把中国的四五千年的历史变成两三千年历史,这种看法是武断的、没有根据的。无论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上,还是从考古发掘上,这种理论都是难以成立的”。6  50年代,杨向老和他的好友、顾先生的得意弟子、著名的疑古健将童书业写文章辩论时,童署名“童疑”,“疑”是疑传统的古史系统;而先生则署名“杨守”,“守”是守虞、夏、商、周以来的古史系统。从署名看,也反映了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二是对理论物理学的研究。
  杨向老于60年代后,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理论物理学和数学,取得了很多重要成就。其中之一是将熵引入物理学中,这在当时国内外学界中尚未有先例。先生认为“熵是热物理学中作用质量的引力作用”;宇宙中充满了量子,也就充满了熵。熵是引力作用,但它不起“引力”的作用,而起“重力”的作用。熵重是构成大块物质的基础,以此在未来的理论物理学中,“量子熵力学”或者“熵物理学”,应当是其核心内容。这种力学的数学表达式,应当是二进位制。天体或者星球的构成,应当从熵重讲起,而不必在“大爆炸”中去索取什么!这一理论是很重要的,符合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哲学原理。这里的“内因”即指“熵重”;“外因”即指“大爆炸”,如果“大爆炸”能起作用,那只能是在“熵重”的基础上起作用。

  (二)杨向老对上古史的重新塑造

  杨向老多年的助手、著名先秦史学家吴锐先生说,杨向老在史学研究领域中贡献最大的“还是对上古史的重建”,“杨派上古史是有成立的基础的,它的两大支柱即神守、社稷守和炎黄文明”。实际上,先生重建的上古史还应包括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中国古史分期等内容。这两点,前已述及,此处不再赘言。
  杨向老在山大十年间,对上古史的重建主要做了下面一些工作:
  1.对虞、夏两代历史的研究
  我国的阶级社会源于何时?有的史家认为自夏代开始,还有的认为自殷代开始。杨向老在《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在中国古代史上,虞、夏两代,还是应当大力研究的对象。先生在考察和分析了各种历史记载后,梳理出有虞氏的世系,指出虞舜是颛顼之后;颛顼之后有幕,有瞽瞍,有舜,有遂,有胡公。幕和瞽瞍也是传说中有名的人物。有虞氏应当是处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的时期,处于以父系家长制为主导的阶级社会的萌芽时代,处于由对偶婚姻走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形态。当时的生产工具是“击石拊石”,依然还是石器时代,不过已有牛羊,有仓廪,在生产上是畜牧业与农业生产的结合,这时虽然看不到私有土地的证据,但已有关于私有产业的传说。种种迹象表明,有虞氏时代已有了奴隶制的萌芽,因此,可视为我国阶级社会的开始期。
  杨向老在《大禹和夏后氏》、《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等文中,对夏代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幕和瞽瞍的时代是中国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的时代,那么大禹的时代是中国真正进入阶级社会的时代。夏代的奴隶制更向前进了一步。先生还不同意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即夏代起于西方、夷族在东方的主张,而明确指出夏代起于东方;夏代中世以前,政治中心在今山东省,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期则移居河东及伊、洛流域,然而东方仍有其孑遗。《史记·夏本纪》所记,禹后为启,启后为太康、中康、相、少康四君,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少康即王位后,有夏中兴之事业于是完成。
  2.关于神守、社稷守和炎黄文明的研究
  杨向老在山大十年间,不见有神守与社稷守、炎黄文明的研究成果。但实际上,先生从40年代起,即开始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其成果汇集在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中。因此,这里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一些简要叙述还是必要的。先谈神守、社稷守的研究。
  神守、社稷守是有关中国上古社会实体统治形式的关键问题,反映了中国上古史发展的历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杨向老继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后,研究了神守、社稷守问题,5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建立了神守、社稷守问题的理论框架。先生以大禹杀防风氏为例,指出,“防风国”名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在4000年前,曾经存在着神守国与社稷守国。神守国(防风氏)时代,即神的时代。社稷守即后来的阶级社会国家,夏即社稷守国。以后属于炎帝系统的姜姓国申、吕,代表着我国当时的南方文化,都是曾经称王的国家。它们都是重黎后:重司天属神,后来为申;黎司地属民,后来为吕。于是申为神守国,吕为社稷守国(后来的齐国即出于吕)。这样,杨向老就在这种神话的迷雾中揭开了其中隐藏着的真实的历史。  
  再谈炎黄文明的研究。杨向老继承和发展了顾颉刚先生关于远古民族的分合,炎、黄不同族,炎是炎,黄是黄的观点,同时又进一步对姬、姜两个部落的氏族来源、族姓、图腾崇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指出华夏族尽管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但不能说华夏族仅由炎、黄两族构成。而东夷集团,尤其是殷商,在构成华夏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夏、商、周三代,或者是虞、夏、商、周四代,共同融合成华夏族。在四代中,虞、商代表了东夷集团,而夏、周代表了华夏集团。华夏族的形成当先夏而后周,姜羌之与华夏结合也当先夏而后周。先生的论断,析源解流,使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各得其解。
  80年代后,杨向老出版了《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以及《论“以社以方”》等重要论著,在神守、社稷守和炎黄文明问题上继续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3.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杨向老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上。先谈杨向老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杨向老自迈入学术领域就开始对中国儒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1955年发表了《论西汉新儒家的产生》一文,先生在论述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时,指出,董仲舒的“新儒家”是在汉武帝时期统治者不满足于“黄老学说”和法家的基础上,应运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儒家,“就是说这是发展了的儒家,不同于孟子,也不同于荀子,正好是这两派的混合”。“新儒家”的思想就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其具体措施则是“改正朔,易服色,行封禅,礼百神”,从而为汉家统治、也为儒家“找到了宗教上的依据”。此后,杨向老对儒家的研究不断深入,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该书乙编着重阐述了儒家产生的历史条件、该学派的主要思想内容、儒家的发展阶段、作用及其地位,同时对墨家和道家,对宋学和清代汉学,也做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颇具新颖的观点,受到学界的重视。80年代以后,先生又陆续出版了8卷本的《清儒学案新编》。该书与30年代出版的、由徐世昌主持编纂的《清儒学案》相比,后者的编写者不是学者,既不懂哲学,也不懂训诂、历史、文化,该书充其量只是一部较为简陋的学术史资料长编;而《清儒学案新编》是从哲学、历史、文化和训诂的角度,阐述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起到了清代学术思想史和学术思想史料选编的双重作用。先生自己对本书的评价是:“我的书虽无统一计划,体例也不完整,但训诂、考据那部分和今文经学那部分源流分明,解释清楚,可无愧于前人。”先生晚年,又多次谈及现实的新儒家。他说,清初,儒学哲学趋于凋敝,民国初年以来,新儒学兴。此后,不断有新儒家产生,其中,熊十力、冯友兰被誉为新儒家首要人物的两位大师。但杨向老认为,这些新儒家的思想都不够新,“我们希望具有更新思想、现代科学思想的大师产生,以应付即将到来的异文化的挑战”。7正是基于这一新思想,先生历经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写出了上引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专著,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开辟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运用和相互借鉴之路,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先生有关儒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良好愿望。如今,杨向老已经作古,忆及先生在儒学领域研究成果及其所开辟的新路,称他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我想恐怕一点也不为过。
  再谈杨向老的经学研究。
  杨向老在上世纪40年代就出版了《西汉经学与政治》一书,不同意顾先生所提出的“五行相生是刘歆一派的伪造”的观点,受到顾颉刚等大师和学术界的重视。进入山东大学工作后,先生继续在经学领域中耕耘,于1955年发表了《五行说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对五行说作了具体的发挥和论述。
  杨向老在山大时期经学研究的重点是《周礼》。先生在《〈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一文中指出,“自从《周礼》得到表彰以后,这部书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存在问题”,今文学家视其为王莽、刘歆的“伪造”。杨向老在阐释了《周礼》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和体系、成书的时间与地点以后,指出“《周礼》可能是一部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大戴礼》曾经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而且王莽为达到篡夺西汉政权的目的而引用、效仿过“周礼”,同时他本人对《周礼》“还有许多误解”。(第190、198页)
  在今文经学研究方面,杨向老撰写了《〈公羊传〉中的历史学说》,指出,《公羊传》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义的种族概念,它定义于政治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中国”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国,是“中国不能主中国”。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此后直至80年代,先生又陆续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专著,详细而又系统地论述了公羊学大—统思想的缘起、内容、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公羊学派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公羊学派的大—统思想,对于维护中国大—统,正确处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民族团结都起了无比的好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杨向老“以史为鉴”的中华传统的史家治史思想。
  4.金文与甲骨文研究
  前已述及杨向老史学研究方法的四重证。这四重证中,先生在山大十年间,主要重视和运用文献资料、金文和甲骨文两重证。下面以两例叙述先生在金文和甲骨文研究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郭沫若先生曾对《国语·周语》中“我姬氏出自天鼋”一句解释说:“天鼋即轩辕也。”轩辕即黄帝,也就是姬氏出自黄帝。杨向老同意这种解释,并从青铜铭文中认出了“玄鼋”这两个字。先生说,天鼋即玄鼋,天、玄古音相同,再从图腾来看,炎帝一系是熊,而黄帝一系是龙,炎黄融合后,出现了《天问》中“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的有趣场面8,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郭老的正确看法,对探索炎黄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商朝武丁时的卜辞习惯用语中有三个字,这是自甲骨文字出现以来,聚讼数十年而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先生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三字应是“不玄冥”,即指兆舋之不昏暗、不模糊。这一解释,得到了著名文史专家郭沫若的赞同:“其言至确”。9

  (三)杨向老与《文史哲》

  杨向老受其老师顾颉刚先生的影响,一生主张和喜欢办学术刊物。先生始终认为,社会科学的刊物就好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和支持,这种成果,也就永远得不到检验的机会,其结果就会枯萎了。可以说,刊物是培育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的繁荣;学术刊物的多少及其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学术水平的高低。
  1951年,杨向老和山东大学文学院同仁创办了哲学社会科学刊物《文史哲》,其办刊宗旨是:(1)办好刊物,繁荣学术;(2)培养学术人才;(3)发现学术人才。《文史哲》最初只是一个同仁刊物,创办时困难重重,既无经费,又无经验。他们为此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和精力,当时并无专职编辑,全由中文、历史两系的教师兼任。为了办好这个刊物,先生和同事们承担了所有的收稿、约稿、定稿、编辑和校对等工作。印刷厂离校园很远,为了处理有关出版事宜,他们经常步行去印刷厂,有时还要到车间去校对。刊物出版后,由于与外界无联系,无法发行,于是就各自找了一些朋友往各个大学寄,再托各大学的朋友将刊物放在各自学校的传达室卖,卖不出去时,这些朋友便自己掏钱买下,然后将钱寄回编辑部。后来,在山东大学校长华岗、教务长罗竹风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他们又与邮局取得了联系,《文史哲》改由邮局发行,并由此走上了轨道。但这时发行量依然很少,困难万端,杨向老就直接给当时的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写了一封信,请求给予援助。后者很慷慨地拨给他们2000万元合现在的2000元,山东省委统战部也拨了2000万元,共4000万元,这就从经费上救活了《文史哲》。然而此时发行量还是不大,影响也小。后来,杨向老和同事们开动脑筋,寻找学术热点,在刊物上先后开辟了有关农民战争、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开展《红楼梦》的讨论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发行量迅速上升到几万份。从此,《文史哲》不仅在经费和销量上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而且在学界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日渐扩大和深远;与此相应的是,《文史哲》已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学问家 ,为繁荣和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文史哲》现已成为学术界的重镇之一。这已为社会上所公认。但先生对此总是说,这不能归功于某个人 ,而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荣誉应归功于大家。不过,这里应说明一点,杨向老和他的同事们所设计的有关《红楼梦》的讨论,最初本来只是一种百家争鸣,但后来被上升为政治问题,俞平伯先生受到错误批判,有违他们的初衷。最近,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文史哲》成为全国各高校唯一获得中国出版领域最高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的刊物,这其中同样凝聚了杨向老和他的同事们的心血和汗水。
  岁月如梭,时节如流。杨向老离开我们已十有一年了。认真学习杨向老和老一辈学者为学术界留下的一笔笔宝贵的财富和学术风范,发扬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是我们学界晚辈和后来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科学向前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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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向奎学述·前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
2《杨向奎学述》第63页。
3《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页。
4 杨向奎师:《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文史哲》1952年第2期;《论“古史辨派”》,《中华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
5《杨向奎学述》第9-10页。
6 本段和上段引文分见杨向奎师《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论“古史辨派”》,以及《杨向奎学述》第9-10页。
7《杨向奎学述》第161、95页。如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运用和相互借鉴,儒学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已成为学界发展的趋势,因此,杨向老提出的新儒学应当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思想是正确的,有先知的,值得学界重视。
8 分见《杨向奎集》第218页、《杨向奎学述》第8页。
9《杨向奎学述》第71页。

        【本文为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纪念而作,载于《文史哲》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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