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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生平与学术成就


王玉德
2010-05-28 00:14:03 阅读
《儒藏论坛》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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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钱基博的家世与生平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其家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国王钱俶。五代以来,钱氏是江浙望族,文脉一以贯之。无锡的一支钱氏是典型的“文化型家族”,重视学术文化。无锡钱氏有堠山、湖头两大支,钱基博为堠山城西支武肃王(五代时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镠)第三十二世孙;钱穆(字宾四)则为湖头文林公支武肃王第三十四世孙。钱基博与钱穆一直有良好的交往,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钱子泉。生平相交,治事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钱基博对自己能出生在这样的钱氏家族感到欣慰,“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 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曜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钱基博:《无锡光复志·自叙篇第六》。]。
  钱基博于1948年夏编撰了《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由此可知,钱家的辈字有维、福、基、锺、汝等。钱基博的祖父钱维桢(1811—1886),字榕初,是前清贡生,曾创办江阴全县义塾,与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导人物冯桂芬相友善,近代文人陈三立曾亲自为之立传。
  钱基博的大伯父钱福炜为举人,选授苏州府长洲县学教谕,热心公益慈善事业;二伯父钱福煐(钱熙元)为廪贡生,江南乡试副举人,设塾授徒四十余年;三伯父福GFDA1为郡庠生;其父钱福炯年20岁举秀才,恬淡荣名而又急公好义。钱福炯的弟弟福炽为国学生。钱家的基字辈多达16人,其中基鸿为县学生,基康为附贡生,候选训导,基成为附贡生、教师,基成比基博兄弟年长14岁,故基博兄弟和后来的锺书兄弟都从小受业于基成。
  钱基博的生日与孟子的生日是同一天,钱基博于是对孟子情有独钟,他在《孟子约纂》说:“博于《孟子》一书独有至好,以为发孔子之所未发。而其文之婉切笃至,尤足以警发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气接焉。伏念孟子以周安王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说者谓即夏历之二月二日也。博生后孟子二千二百八十有三年,而适以同月同日生。意者天之启予,孟子之学,将待予小子而昌明矣乎!”[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这段文字中说到孟子“发孔子之所未发”,是赞赏孟子对孔子学说的创新。钱基博在此文中阐发得很清楚:“孔子只言志,而轲则并言养气;孔子只言性相近,而轲则径言性善;孔子只言使民、临民,而轲则直曰民为贵;孔子只言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而轲则曰民事不可缓也。”在钱基博看来,后人的思想与学问应当超过前贤。正因为钱基博以孟子为榜样,所以后来才能做出大学问。
  在今无锡市崇安区新街巷有钱基博的故居,故居始建于1923年,有平房28间,大小庭院11个、水井3口,主体建筑绳武堂面阔七间,是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居,适合生活与读书。钱基博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庭院中。钱基博的长子钱锺书在其故居老屋有一副对联“文采传希白,雄风动射潮”,说的是钱氏家族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钱氏家学严格。钱基博的父亲“以家世儒者,约束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待宾客,通生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徒长嚣薄,无裨学问。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沾声名也”[钱基博:《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钱基博从小受到深厚的国学熏陶。钱基博四岁起始由其母(其母孙宜人氏亦出身书香门第,为无锡石塘湾世家大族孙竹筠之次女,从小耳濡目染,秉性勤敏能干,自能“通字义,辨句读”)授识方字,授读《孝经》,皆能成诵。五岁时,钱基博的伯父钱福炜、堂兄钱基恩皆曾为其传道授业。据钱基博在1935年写的《自传》说:“五岁从长兄子兰基恩受书;九岁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皆能背诵。十岁,伯父子仲眉公(钱熙元)教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大家文选。而性喜读史,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过。”可见,钱基博是早慧少年,童子功极好,如有天成。
  钱基博少年老成,文章古朴而有内涵。他在《自传》中曾说:“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读曾文正书,乃泽之扬马,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抑扬爽朗。”他自评其文章“取诂于《许书》,采学《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在读古书的同时,钱福炯为钱基博订了一份《申报》,每天晚上,钱福炯督责基博用朱笔点报上论说一篇,作为课余。钱基博还从《格致新报》上读了严复所译《天演论》,开始对生物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发生了兴趣[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40页。],其后又自学了《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几何备旨》、《八线备旨》等课本。
  钱基博一生研究国学,以国学为己任。他年轻时有当幕僚的机会,并显现出特别的才能,一度受到欣赏,月薪白银百两。但是,他主动放弃了,而是回家乡当教师,安贫乐道。钱基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从1913年起,教过小学(无锡县立高小)、中学(无锡丽则女中、江苏省立三师)。从1923年起,他在大学任教,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蓝田师院担任教授。当过系主任。
  钱基博治学,追求长久的学术价值。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版增订识语》说:《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柳诒徵、王利器等学者“莫不致书通殷勤”,“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之必有与立者。此则硁硁之愚,所欲与天下后世白之者已”[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2页。]。民国年间,钱基博誉满大江南北。钱基博在1935年写的《自传》说当时已经有许多人对他称赞不已,如:“南通张謇以文章经济,为江南北士流所归重,及读基博文而叹曰:‘大江以北,未见其伦!’吴江费树蔚曰:‘岂惟江北,即江南宁复有第二手!’”[钱基博:《自传》,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可见,民国初年,钱基博已是学术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钱基博是一位书生,但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他关心民生,主张做一个有民族情操的士人,他在《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序》批评当时的社会“共而不和”、“有专无制”、“人将相食”。他认为学人只有“穷则反本,然后知圣人忧世之情深,仁民之道大也”。1924年,钱基博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他谆谆教诲中国学生一定要学好国文,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事件,即“五卅”惨案。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美国校长卜舫济却横加指责,钱基博勃然而起,辞去圣约翰大学任职。在爱国人士王省三资助下,一批有识之士在上海建光华大学,收容圣约翰大学离校师生,钱基博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钱基博撰《光华大学成立记》,发表于《光华大学半月刊》上。1937年,日寇大举侵华,钱基博在《国命旬刊》发表《吾辈人何以处》,引用孔子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疾呼“中华之精神不死,而后民族之复兴可期”[傅道彬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06页。]。新中国建立之后,面对50年代初的一些腐化风气,钱基博说:“我不愿自我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之腐化以腐蚀我民族之本能。”[见《自我检讨书》。]此语体现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士人精神。
  1946年钱基博来到武汉,在私立华中大学工作。当时他自称有憧憬,想好好教国文。1951年,全国高校调整,华中大学合并到华中师院。在华师,钱基博无尝地把自己一辈子精心搜集的230件文物捐献给华师,并亲自筹建了价值连城的学校博物馆。博物馆现在保存着钱基博当年给杨东莼院长的报告、开会的记录、馆藏文物的说明,还有钱基博捐献的文物。钱基博热爱文物,热爱中国文化。他在晚年写的《自我检讨书》说:“(每)一件古器,(都)可以充实我们的文化。”[这份资料现存华中师大钱基博档案馆。]
  钱基博乐于买书藏书。他生活淡然,一生清贫自守,集中精力从事学术。他在《自传》中称:“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而性畏与人接,寡交游,不赴集会,不与宴饮。”钱基博无偿地把一辈子精心搜集的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华中师大。这些书原来藏在钱基博故居老屋的书房“后东塾”。解放初,由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经办此事,从无锡运到武汉,可能有五万册。
  钱基博有许多学术界的朋友。他与孪兄钱基厚、孩提好友徐彦宽三人被称为“三贤”。他在《自传》中说:“瞻顾朋侪,独多君子。……识度之渊,不如同县徐彦宽。学问之密,不如慈溪裘毓麟。”他与师友相互砥励,切磋学术,并经常以人之长比己之短。他在1951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上,写了一批学友的名字,有章太炎、梁启超、唐文治、张东荪、梁漱溟、吕思勉、张难先。
  1957年,钱基博被湖北省《反右通报》当作“右派”典型。就在这年年底,钱基博带着郁闷的心情而病亡。
  1987年,在章开沅校长倡议下,华中师大校报推出了《钱基博专辑》,后来,华中师大出版社又出版了曹毓英选编的《钱基博学术论著选》。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三册。1996年,傅道彬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04年,刘桂秋著《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钱基博渐渐被学术界重新认识。
  钱基博有三子一女,长子钱锺书。二子锺纬,学纺织专业,曾由南通纺织学院肄业转赴英国波尔敦工学院留学并实习,后回国历任申新第八厂、浙江建设厅、纺织厂技师和筹备主任等,后任宝鸡毛棉厂厂长、申新第四纺织公司工程师和汉口纺织厂副厂长等职。三子锺英,光华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中央银行课员,后任交通银行仰光分行秘书兼文牍主任。女儿锺霞,工笔书法秀丽,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女婿石声淮是华中师大的中文系教授。

                二、钱基博的学术成就

  钱基博一辈子专门从事对中国学术的研究,他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采用国学方法,从事国学研究,是一代国学大师。钱基博治学的突出特点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反复消化与比较,对每个学者的学术传承与特点进行了归纳,把学术的演变与态势作了精辟的总结。如《茹经堂外集·叙》对王念孙、王引之、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罗振玉、胡适、梁启超、梁漱溟、唐文治等人的学术路数与贡献作了准确的介评,文章不长,却显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
  (一)构建国学的框架
  钱基博对国学的源流、定义、内容都有论述,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国学文选类纂》、《国学必读》、《十年来国学之商兑》、《今日之国学》、《茹经堂外集·叙》。
  关于国学的源流,钱基博在《国学文选类纂》把源头追到上古。他说:“春秋以前,我国有政无学,有君卿大夫士而无师儒,周辙既东,官坠其职,于是‘百官之守’,一变而为‘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是也。‘百家之学’所为异于‘百官之守’者;‘百官之守’者,谨守其‘数’;‘百家之学’者,宣究其‘义’;此国学之所为起也。”这是从学术的源头论述国学的发生。
  关于国学的定义,钱基博在《国学文选类纂·总叙》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就是觉,“学以圣为归,圣者,大觉至通之称”。“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他把国学分为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人文主义的国学“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国学者,人文主义之教学也,舍人文主义之教学,更何所谓国学者!”[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20页。]他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国学时,应当彰显其人文主义内涵。可见,与其他国学大师相比,钱基博更加强调国学的思想性。
  关于国学的内容,钱基博在《国学文选类纂》把国学分为六个部分,即小学、经学、子学、史学、文学、校雠学。他把小学、校雠学从原经部和史部析出,可能是为了强调国学的基本功和运用。治国学者,大多注重文字,由传统的小学起步,最后要落实到校雠上。钱基博一辈子治学,与其他国学大师一样,都是循着这个路子走过来的。其它书籍,钱基博认为国学的知识系统涉及很广,按学科分类,可以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术数也应属于国学[钱基博《版本通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3页。]。
  关于国学书目,钱基博在1934年撰《近代提要钩玄之作者》,介绍了一些书籍,其中涉及六个方面。经部:皮锡瑞《经学历史》、陈澧《东塾读书记》。史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子部:陈钟凡《诸子通谊》。集部: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刘熙《艺概》。通论:章学诚《文史通义》、张尔田《史微》、章炳麟《国故论衡》。余艺:叶德辉《书林清话》、《余话》、叶昌炽《语石》、康有为《续艺舟双楫》。谈到书目,我们都还记得,胡适在1923年为清华大学学生开了一份《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约,也列出《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胡、梁都列了《老子》、《四书》、《墨子》、《荀子》、《韩非子》、《左传》、《文选》等国学核心书籍。钱基博的国学书目侧重于近代,并强调了通论和余艺,非常简明,无疑是对胡、梁国学书目的补充。此外,钱基博在《版本通义·读本》详细介绍了许多古籍,其中都是容易搜寻到的国学书,他建议有志于国学的年轻人系统地了解这些书籍[钱基博:《版本通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3页。]。
  关于国学大师,钱基博提到过很多学者,他对人们不太注意的陈澧、裘匡庐作了特别的推荐。清代陈澧有书房“东塾”,撰有《东塾读书记》,其治学能熔汉宋学术于一炉,成会通之学。钱基博把无锡的书房称为“后东塾”,有楹联云:“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意为治学要穷尽源头,敢于另创新流派。裘匡庐(毓麟)是民国年间不太知名的国学研究者,他撰有《思辨广录》,请钱基博写序,钱基博对其学问赞赏不已,诸如国学方法、东西学术之异同,观点完全一致。在《十年来国学之商兑》,钱基博敬重地推荐裘匡庐的《思辨广录》,大段引用裘匡庐的观点[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二)学贯四部
  钱基博对经史子集四部均有深入研究,建树颇多。
  1.对经部的研究。
  钱基博对《易》、《书》、《诗》、《礼》、《春秋》、《小学》均有研究。钱基博将十三经中的小学部分从经学中脱离出来。1926年,钱基博在编《国学文选类纂》时,将国学分为六类:小学之部,经学之部,子学之部,史学之部,文学之部,校雠目录之部。所谓经书,就是指《诗》、《书》、《三礼》、《春秋》、《周易》、小学,经学就是直接研究这六者的学问。
  1918年,钱基博撰《孟子约纂》,1919年由无锡辅仁中学刊印。
  1923年,钱基博撰《周易解题及其读法》,提出《周易》的功能在于知未来和知会通,学者不仅要读一些通俗的史书,还应读一些像《周易》这样专深的经书,窥其蕴奥。钱基博在《〈周易〉解题及其读法》认为《易》不能看作是史书。因为:“史以藏往,《易》以知来,史者所以记群治之事为,而《易》者所以籀群治演化之大例者也。《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分隶左右史,《周礼》殆后世通典通考之权舆,谓之史,可也。《诗》虽不名史而丽于史焉,可也。独是《易》之为书,明天之道,察民之故,帝王之言行,不屑记也;事为之制度,不备载也;要以设卦观象,开物成务,而冒天下之道,通天下之志焉;宁得以史概之乎?”
  1933年,钱基博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撰《读〈礼运〉卷头解题记》,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2期;《〈丧礼〉今读记》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4期。钱基博认为“经须读”,熟读才能记于心。他在《孟子约纂》说:学便是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7页。]他撰有《黄仲苏先生朗诵法·序》,主张采用桐城学派的方法,放声疾读,因声求气。他主张分类读经,分类读经才能知其异同。“读经须明界说”,“读经须切己体察”,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领会。
  钱基博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是1936年出版的《经学通志》。他写此书的原因在于:“鉴于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次经学源流,记载每多疏舛,于魏晋以下缺焉不详。清儒江藩绍述其意,作《经师经义目录》,胶于门户,以清儒承汉学,而置唐、宋于不议不论。学术流变之迹,因以不明。心所未安,于是博稽深览,出入百家,著《经学通志》一书。”钱基博对“经”作了一番考证。他根据《说文》、《玉篇》先释本义,然后以引申阐明经学之“经”,为经纶天下之经;并引《释名》释“经”为人们日常的必要径路,以此说明其具有“经,常道也”的含义。钱基博认为,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经解为经,以经之贰为经,以诸子为经,这些都不符合“经”的意义。
  当代学者陈其昌认为《经学通志》有精辟的见解,能详人所略,指出其谬误,且主张创新[陈其昌:《读经学通志》,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其对《经学通志》的评价有四点:其一,在体例上有独到之处,不是按朝代写经学史,而是按经书写。其二,在构架上有独到之处,不是写十三经,而是只选择了几部真正的儒家经典。他认为十三经中,有的是子书,如《孟子》;有的是“经之贰”,如《论语》、《孝经》;有的是解经之书,如《尔雅》,所以在《经学通志》不写这些书。其三,在风格上有独到之处。其书的语言简洁,提供的信息量大。其四,钱基博的《经学通志》不太通俗,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相比,可读性差。只有准备坐冷板凳的人,准备研究经学的人,才可能卒读其书。纵观20世纪,经学大师难以数出十余人,如俞樾撰《群经平议》,皮锡瑞撰《经学历史》,刘师培撰《经学教科书》,马宗霍撰《中国经学史》,周予同撰《群经概论》,汤志钧撰《中国经学史》,蒋伯潜撰《经学纂要》,章权才撰《两汉经学史》。相比之下,钱基博的《经学通志》出版时间早,独树一帜,承前启后。
  2.对史部的研究。
  钱基博在1926年撰写《读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考论》刊于《清华周刊》第25卷10号;1933年撰《〈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由中山书局出版;1935年撰《〈史记〉之分析与综合》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3期。他推崇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他倡导学习章学诚的《校雠通义》,撰有《〈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主张六经皆史,学以致用。
  钱基博认为文史不能分家,文学之学术必须以史观为根基。钱基博治史的原则是:“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册,第10页。]他认为历史除了忠实记载之外,还须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不拘泥既定历史标准、体例,而后方能独断于心。
  3.对子部的研究。
  钱基博在《自传》称自己“子部钩稽,亦多匡发”。1934年撰《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1935年撰《周秦诸子聚讼记疏证》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39年撰《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撰有《祭孔子文》、《名家五种校读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
  关于《庄子》,章太炎对《逍遥游》、《齐物论》有专深的研究,而钱基博对《庄子》的研究集中在《天下篇》。1926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叙目》刊于5月《清华周刊》第25卷11号;1930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由商务印书馆以《万有文库丛书》出版。他在《读〈庄子·天下篇〉疏记》不仅引用《庄子》其他篇的内容考证《天下篇》,还旁征博引了诸子文献,特别是后世对《庄子》的研究文献,逐字逐句考证《天下篇》,使这篇注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我们研究古代学术史提供了新成果。此书开篇就说:“盖榷论儒道,兼核刑名,将匡庄生所未逮,而极鄙意之欲言也。”书中提出了考释《庄子》的四原则:以子解子;稽流《史》、《汉》;古训是式;多闻缺疑。还提出了《庄子·天下篇》的三本事:庄子之学出自老子;庄子讲内圣外王;惠施是道家之旁门。钱基博的注疏旁征博引,扩而大之,把诸子的传承关系与特点讲得很清楚。
  4.对集部的研究。
  钱基博以集部名家,受到学术界的赞誉。他在《自传》说:“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1933年《现代中国文学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4年《明代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韩愈文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离骚〉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1、2期,《陶渊明集》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3期,《〈古诗十九首〉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模范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读清人集别录》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6期至第5卷第10期。
  钱基博对韩愈特别有研究,撰有《韩愈志》,编有《韩愈文读》。韩愈是唐代大文豪,一代文宗,开创了中古新文风。钱基博在《韩愈志·叙目》说:“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百代所仰……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曹毓英选编:《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27页。]钱基博长期开设研究韩愈的专题课,宣扬韩愈,并从韩愈学到了精湛的文风。
  钱基博对文学史也特别有研究,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盖有三个特点,其一,采用国学的方法。中国学术,文史不分家,国学更是一个系统的学术。中国文学史虽然主要是讲文学,实际上讲的是国学。钱基博仿《汉书·儒林传》,分别古文学、今文学,昭明师法与流变[周振甫:《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上。]。钱基博研究了从上古到民国年间数以千计的学者,又将这些学者归之于各个学派,明辨其学统。没有对国学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有精当的归类与论述。其二,体例有独创性。钱基博撰写文学史有一个基本原则,即“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对别人讲过的从略,主要讲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三,观点有独创性。钱基博对“文学”二字有独到的解释,在《中国文学史》提出:“所谓文学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第3页。]如对八股文,他认为其中有好文章,有些文章有思想性。
  学术界对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有很高的评价。吴忠匡在《中国文学史·后记》说此书是在广泛研读古今专集基础上撰写的,溯源别派,殊多创获。其书采用的方法是比类比次,把作家所处时代环境、政治思潮、历史渊源综合考查,分析文学作品的发展及演变。马厚文评价基博“此书体大思精,包举宏富,由一人以贯十数人,抟数十人如一人,有往必复,无垂不缩”[马厚文:《从钱子泉基博受业记》,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中国20世纪的学者中,对韩愈的研究,对古今文学流变的研究不乏其人,但是,能有钱基博这样学术功力的人不多,称钱基博“海内罕对”,实不为过。
  (三)渊博而会通
  钱基博是一位学贯古今,文史兼治,渊博而会通的学者。他在《自传》说:“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所作论说、序跋、碑传、书牍,颇为世所诵称。碑传杂记,于三十年来民情国故,颇多征见,足备异日监戒。论说书牍,明融事理,而益以典雅古遒之辞出之,跌宕昭彰。序跋则以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可见,钱基博对其学术成就是很自负的。除了四部之外,钱基博的学术还有以下突出的方面:
  钱基博重视对写作的研究,长期开设国文写作课,细心辅导学生写作,还主持过国文写作的竞赛。他编写过《模范文选》,收录54篇范文,各种体裁的文章都有,让学生学习。他对姚鼐的《古文辞类纂》,颇有研究,撰有《〈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他讲授过“桐城文派”课,对桐城派的起源、发展、作家、流弊、衰竭均有很精当的见解,后来出版了《桐城文派论》。钱基博还撰有《〈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
  钱基博重视学术功底的基石——小学,撰有《近五十年许慎说文流变考论》,并对《尔雅》有专深的研究。
  钱基博重视治学的门径——目录版本学。他撰有《版本通义》,是民国年间很有影响的目录学书籍。他对《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目录》下了很大功夫,撰有《选印四库全书平议》,主张了解《四库全书》应从《四库简明目录》入门。他还撰有《后东塾读书记》,1933年改名《古籍举要》出版。
  钱基博重视研究地理学,他36岁时(1923年)作《中国地舆大势论》,凡四万言,刊布于梁启超编《新民丛报》。他还撰写了《读史方舆纪要跋》,颇多新见解。
  钱基博重视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撰有《近百年来湖南学风》。他曾主持编纂无锡方志,对修方志有深思熟虑,发表了《无锡风俗志》。他还撰有《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详见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88-90页。]。
  钱基博重视研究教育学,撰有《治学篇》。他27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注重学养的培育,教书育人,撰有《教育救国与教育自救》、《怎样做一个光华学生》、《吾人何以自处》。
  钱基博研究过兵学,搜集了七八十种兵学书籍,撰有《孙子章句训义》、《欧洲兵学演变史论序》、《吴禄贞传》。他写过武侠系列,如短篇小说集《技击余闻补》。
  钱基博晚年对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全身心整理文物,筹建了华中师院的博物馆,撰有《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文物的源流、比较、鉴别、欣赏有专门的论述。
  钱基博勤于笔耕,每天都要写读书笔记,计有五百余册的《潜庐日记》,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查抄焚毁,这是国学的重大损失。
  当代国学大师张舜徽主张学习钱基博的治学精神,他撰文[张舜徽:《学习钱子泉基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纪念钱基博诞生百周年专辑》,1987年。]称赞钱基博“学问的渊博,文章的雄奇,著述的宏富,举世皆知,足传不朽”,而“他的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在当代是罕见的”。《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与我哉!”《吕氏春秋·尊师篇》记载,子贡问孔子:“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回答:“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钱基博的一生,就是孔子之道身体力行的一生。

                   结  语

  钱基博以毕生精力从事于国学,安身立命于国学,熔铸生命于国学,对国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为后世提供了丰硕而极有价值的国学成果,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同时,钱基博本人也成为国学的一道风景线,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当代研究国学的学者,不可能绕过钱基博而研究国学。只有借鉴前贤的国学研究成果,才可能不重复劳动,少走弯路,把国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事实上,学术界对钱基博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才刚刚起步。钱基博的国学成就还是一处封存的大山,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学术宝库。对钱基博的研究,可以选取的题目有许多,如钱基博的经学、文学、哲学、学术史、文献学、儒学、道学、博物学、教育学,还有钱基博的思想、情操,都可以写成专门的论文。特别值得研究的是钱基博对国学的贡献,及其在国学中的地位。应当把钱基博放在众多的国学大师中进行比较研究,如与王国维、俞樾、章太炎、黄侃、张舜徽这些国学大师比较,特别是可以研究无锡“三钱”之间的关系,三钱分别是钱基博、钱穆、钱锺书。钱穆在写《国学概论》时,边写边寄给钱基博过目,得到钱基博的赞许。1930年,钱基博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作《序》。可见,钱基博是钱穆的良师益友。钱锺书是钱基博的儿子,虽然在学问的影响方面超过了其父,但其成就离不开钱基博的影响,钱氏父子的学问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开展研究。还有,钱基博在无锡的情况,刘桂秋作了初步的研究,而钱基博在蓝田、武汉的情况还没有人研究,这些都有待学者们努力。
  我们相信,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对钱基博的研究一定会逐渐升温,钱基博的学术成就将不断被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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