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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名家何龄修:母亲悲惨而短促的人生与我的迟到的悔悟


何龄修
2017-05-15 10:08:07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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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师邓恭三先生曾经有言:“我这辈子,人家不欠我的,我也不欠别人的。”乍闻此论,不免吃惊,继而一想,这正是先生历来为人坦荡、旷达的反映。我想先生此论似乎不是说没有人情的、物质的纠葛,也不是说可以完全消除这些纠葛,而是说面对余生无多的时刻,不再纠缠过去的荣辱得失是非恩怨,放弃这些曾经困扰自己思想感情的人生遭际,轻轻松松安享天年。这是一种令人歆羡的境界。我现在超越古稀又过去好几年,正逐步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但邓师的态度我学不来。我只能说“我这辈子,人家不欠我的”,没有资格说“我也不欠别人的”。只说我欠母亲的就太多了。
  我在1946年或1947年读高小期间,在课堂上作文,讲述母亲的不幸。老师给文章改题《慈母苦》,推荐在长沙的儿童刊物《孩子的世界》发表。那时年龄还小,只是想到母亲悲惨的人生和表示对她的思念,对许多相关的事实不过一知半解。后来随年龄增长,知道的事情加多,并得到姐姐何锡仁的帮助,我逐渐理清了一些事情,尤其是认识到对母亲的早逝我有无可否认的责任。再写此篇,是重建历史,也是对自己的拷问和清算。
  我有三位母亲:生母、养母、继养母。本篇说的母亲是指养母萧秀媛,湖南湘乡人,1911年4月3日出生于景明寺。这是距县城西不太远的一个农村,大约过去曾有香火繁盛的寺庙而得名的吧?外祖父的名字我已经失忆,只记得他的外号萧三莽子。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老实宽厚的农民,中等身材,肤色黑里透红,一脸的和蔼慈祥,与莽子联系不起来。母亲有一兄(云舅云麒)、一弟(雪舅雪麒)、一姐(大姨妈谷嫚,嫚不是名字,湘乡人称呼姑姑、姨妈等的用字)、一妹(小姨妈细嫚)。我父亲仲篪公因为继承祖父厨艺比较出色,很受祖父喜爱。1923年,仲篪公16岁,祖父就为他定婚,与我母亲结合。那时母亲才13岁。大约不太久他们就完婚了。
  当时农村妇女很少读书受教育。母亲自感文盲在城里生活不方便,下决心努力学习,居然通写算。她为人善良、细心、有耐性。仲篪公青年时代酷嗜杯中物,经常与朋友聚饮,酗酒猜拳,酩酊大醉,呕吐狼藉。母亲为他仔细换洗,从无怨言。有一次有人登门报信,说仲篪公醉倒在大街上,人事不省。母亲赶忙请人帮助把他扶回;换洗干净,安顿躺下,自己坐在床边守护。父亲醒后,她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性的重话。对父亲说来,她是一位传统的贤良妻子。此外,我的生母李淑媛和她妯娌俩也是店里的勤杂工。拣叶洗菜是她们的常活,夏天还好,冬天容易引起两手皮肤皲裂,辛劳痛苦不堪。有时我生父馥秋公管钱登帐买物忙不过来, 我母亲也要去协助,常坐柜台掌握账本、现金出入。这样过了六年,母亲没有生育的迹象。这是父亲时在醉乡的后果的集中反映。于是祖父忙于给父亲立嗣,1929年冬,我二哥遐修降生,我祖父就有将遐哥立为仲篪公嗣子之意,遭到曾祖母樊氏太夫人反对,我生父、生母都加以拒绝。那时社会落后,青少年、儿童死亡率很高,担心次子过继后只剩长子,可能因夭折而使宗祀断绝,祖父被迫让步。我琢磨祖父为什么这样急着为我父亲立后,认为可能觉得我父亲的生活过分放达少拘束,不利于他的发展,而稍能制约他的祖母沈氏(我父亲的生母)又于1927年物故,自己忙于厨艺,难得兼顾,最 好的办法是让他尽早学为人父,树立社会和人生责任心,尽快戒除陋习,检束身心,把精力集中到手艺上。这就注定了我成为嗣子的命运。
  我出生后,头一年由生母和养母分工共同抚养,生母哺乳,养母照料。养母年方二十出头,初为人母,我这蒙昧无知的婴儿,却唤起了她全部的温良、慈爱。她整天和我在一起,恨不得很快长大。我的后脑勺明显突出,是婴儿期长时间呆在母亲温馨的臂弯中间,而非总睡在摇篮里或小床上,在身体上留下的印记。学龄前几年,我的生活很幸福,由于过继地位特殊,得到所有长辈更多的喜爱。刚五岁多一点,家里便送我上学,与二哥遐修同就读于城立第三初级小学。校长沈远举先生。我入学时,教室在楼下。我二哥读四年级,教室在楼上。我常上楼去找二哥,上课铃响还不走。二哥害怕,催我去上课也不走。我的心智的天地似乎仍然是混沌一团,入学不久,只好辍学。这是1939年春的事。
  只过了半年,我将满六岁,好像知道要读书识字,就又去上学,读一年级下 (通称为二册,一年级上称一册),读满一学期。这一学期所见所闻所学全都忘光了,只有一件事印象深刻,铭刻在心。那时学校下午放学,按学生所住街道排队,出校门后继续保持队列,陆续回家。学校有一位教师陈鄂庭先生,长脸,嗓音洪亮,吐字缓慢,并且喜欢拖长声,因此不怒而威,见者觳觫。他也爱体罚学生,常有新招。有一天放学时,站好队后,他给大家训话,指出学生某某违反校规,应予处分。他叫原来的纵队按队列单双数,分别向左向右转,两两相向而立,将队尾调整补齐。各人举手前伸,握住对方的手,形成几个搭手“胡同”。陈先生此时把违反校规的学生从办公室拉出来,让他低头躬身穿“胡同”而过,当走到谁面前时,谁就松手给他背上或头上狠狠一拳。这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小学生的拳头虽然不重,但挨打次数很多,对学生自尊心的打击和人格的凌辱更加严重。这是旧教育中反人性的落后的表现之一。我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心惊肉跳,看出学校隐藏着的可怕的一面。从此我成了学校很守规矩的“好学生”。我回家后向母亲讲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母亲听了,意识到此事对我的消极影响,便结合自己的感受讲读书的必要性,希望迅速驱散我脑海中的乌云。
  1940年春,我升入二年级上(三册)。入学不到半个月,我突然病倒,两膝肿大,胫、股细瘦,疼痛难忍,终夜叫喊,很快就食欲不振,骨瘦如柴。中医称此病为鹤膝风,大约为西医的膝关节结核病,属膝关节结核菌感染所致,也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近似。母亲听我啼号不止,心如刀割,整日整夜抱着我走动,以求减轻甚至分担我的疼痛。我虽然痛楚,但并不昏迷,有时睁开两眼,看到母亲涕泪满面。至今想起,这说明她心中的痛楚,比我双膝的痛楚,要超出十百倍。自患病以后,一直延请中医诊治。当时,湘乡西医刚刚设置,公立的县卫生院创办还不到一年,还没有威信,不像现在动辄注射普鲁卡因(打封闭),可以缓解一些时间痛苦,只能没日没夜煎熬,好像在地狱中遭受无穷无尽的磨难。治疗数月,医师换了好多位,毫无改善的迹象。所有能请到的医师,包括一二位有些回春圣手之誉的名医,都已表示束手无策而纷纷败阵。后来,医师们竟不愿再来问诊处方。一位医师回绝道:“还是另请高明吧!以免耽误府上的事情。”种种情况都使人深感绝望,死神似乎就在不远处向我招手。母亲悲痛万分,自叹自恨命薄,过继一个儿子都要得病,保不住。
  我的鹤膝风在两万余人的县城里有了点小名气。许多人知道同林馆有个孩子得了怪病,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治不好,快走了。这就招致关注,终于引出大智慧人,出现“救命王菩萨”。那时中医领域实际上已有鹤膝风的克星。我祖父的一位朋友许翰源老先生来我家叙谈,问起我的病情,祖父神色黯然,绝望地说:“没救了!”许老先生说把单方给我看看。祖父拿出一厚摞中药处方。许老先生一边过目一边说:“开错了!全开错了!这些方子再不能吃了。让我接手治治看,行不行?”祖父当机立断,孤注一掷,马上表态说:“好哇!什么行不行?我到哪里去找救他的人?你肯出手救他,就有希望了。”许老先生成竹在胸,濡毫拂纸,用漂亮的行书写了一张只有六味药的处方,交给我祖父说:“抓十剂,吃完十剂,十天后我再来。”祖父立刻叫人去照方抓药。
  此方果然不同凡响,第一剂药服下,疼痛开始减轻,以后越服越显效,如汤泼雪,药到病除。十剂药吃完,双膝肿消痛止,症状基本上消失。母亲见我重获生机,开始绽出一年不见的笑容。但此时我仍不能走路,关节僵硬,骨肉无力。许老先生如约再至,看到牛刀小试,就产生奇迹,也很自豪,指点说:“很好。这个方子也不吃了。改吃虎骨,老虎膝盖骨,你们家能买到真货。”那时老虎还较多,湘乡山区偶然还发生伤人事件。虎骨似乎还不是罕物。虎骨买到后,需要药店加工炮制。其法:炭火炉上放瓦片,将虎骨置于瓦片上烤至滚烫,浸在糯米酒中,让其汲至饱和,取出再烤再浸,反复多遍,至虎骨全酥,然后碾末,许老先生规定,每天服用三次,每次一小撮,白米酒一小杯冲服。我此次患病服药事务,全部由母亲管理。吃过几对虎膝盖骨后,许老先生又说,虎骨也不要吃了,改喝湘潭协盛西特产史国公药酒,每天三次,每次一小杯,每瓶(斤)酒喝六天,每月五斤。喝完十多斤,约三个月,是不是继续喝,你们自己决定。
  从这时起,我开始下地,在母亲关照下,像一岁小孩学习走路。所不同的,是一岁小孩总是在空地上摇摇晃晃练习前行,经常摔跤;我则是双掌贴墙,手、脚同时挪动,侧面前行,很少摔跤。母亲耐心陪我学走路,看着我的腿劲日益增强、关节日益灵活有力,打心眼里透着高兴和安慰。这是我人生第一大劫,祖父的执着求医,母亲的精心护理,许翰源老先生的圣明医学,共同作用,把我从鬼门关前硬拽了回来,给我再造残生,让我重新学步,复履人世。单说母亲的辛劳,仅服药(包括药酒)一事,一天二次(中药)、三次(药酒)煎、服,前后一年左右,何等琐细,何等漫长,而从不失时。母亲是全身心投入的。想到母亲病重,我没有一分钟侍奉药饵,实在无地自容,不堪回首。
  1942年春,我可以复学了。家里认为,上城立三校,无论进前门、进后门,都要经过池塘。池塘里有凶鬼恶煞,我的重病未尝不是触犯鬼神,引起作祟。因此不让我去三校复学,改到城立四校插班,读二年级下(四册)。生活似乎又走上了阳关大道。但实际上家庭内部矛盾激化,暗潮汹涌,毁灭了我母亲的一生,也埋葬了我的金色童年。
  祸起于我的继祖母曾氏。她是我祖父汉泉公第三次婚姻的配偶。曾氏继祖母进何家大约在1928年(因为沈氏祖母于先年9月17日去世)。到1942年也有十多年了,一直没有生育。她比我祖父小十四岁,只比我生父大四岁,比我生母大三岁,比我养父大八岁。要说她有接管、控制全家财务的野心,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她一字不识,祖父不可能把全家命脉交给她管。但像她这种情况,一定会为祖父身后自己的生存计,会利用尊长地位制造威严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会笼络祖父以外确有实权而在祖父以后可能掌权的人物。她很容易就看出我养父的厨艺能得到祖父的偏爱,将来同林馆一定要靠他振兴、发展。于是平日交谈闲话之间,她便有意、无意间散布一些对长房的不满、对二房的偏向,指责长房只会写算,而又人口多,消耗大,对二房不公平。祖父由于自己对两个儿子不公正的看待,便不能警觉挑起这个矛盾的极大风险,没有及时加以制止、遏制,而是任其泛滥。结果家庭生活数十年的和谐与安宁被毁坏,我生父、养父之间的兄弟阋墙之祸逐渐酝酿、发生,曾祖父母缔造的大家庭面临解体的形势。
  母亲天性仁厚,对正在孕育的家庭危机,缺乏警惕、防范和自我保护心理。于是祸机先发到她身上。一天,曾氏继祖母的姐姐金姨奶从湖北来我家探视并小住。我家因为尊亲远来,热情款待。这位尊亲有自己的生活习惯,这很正常。她的酒瘾较大,每顿饭都喝酒,这却少见。晚饭时有人到柜上支钱,给金姨奶打酒。我母亲正在柜上,颇以为奇,付钱后顺口问了一句:“不是午饭才打过酒吗?”不料此话被曾氏听得,认为嫌弃她姐,不愿以酒相待,积怒积恨,蓄谋报复,力求一逞,以快心意。谁也没有料到,一句普通问话,竟成为引爆家庭矛盾的火线,产生毁灭性的严重后果。
  自怀恶念后,曾氏开始在我祖父、我养父前挑拨,甚至造谣说我母亲行为不检点,与我父亲的朋友龚少元关系不清不楚,致使我父母亲感情迅速恶化,争吵不和,激起我祖父对这个儿媳也发生很大恶感。只在背后煽小扇子她还嫌不够,还搞起公开表演加以配合,造成更大的事端。据说,有一天早上,曾氏就坐在床上大哭大闹,并剪下一束头发,交给祖父,嘴里说“我要和她拼命”,接着就跑到我母亲房里,把我母亲揪住,推搡厮闹,不得开交。我母亲遭此突然袭击,手足不知所措,鉴于曾氏是长辈,不能还手,可怜竟白白挨打。(有传言说,祖父不但不制止,还连喊“打百步大王!”这是把我母亲视为银环蛇般的毒蛇。这与母亲的为人完全是风马牛。祖父人本善良,而信谗至此,真可慨叹!痛心附记。许多情况我过去竟完全不知道,近些年才了解,真是悲哀。)
  关于龚少元,他是我养父的朋友。记得是个伤兵,因伤缺一胳膊,其妻失明,一女罗罗还是个孩子,家庭日常生活自然碰到许多困难。母亲可怜她们母女,有空便去帮忙做点家务。曾氏捕风捉影,制造暧昧话头,挑动父亲离婚。这时我的生母李淑媛实在不忍心自己的妯娌横遭污蔑,虽不能直斥长辈之非,仍仗义执言,对我养父恳切相告:“老二,像秀媛这样贤慧、勤快的女子很难得。她侍候你的种种辛劳、勤谨,想来你不会忘记。不要闹离婚,什么事也没有,和和美美过日子,不要相信那些没根没叶的话。久后你会知道我说的不错,不是害你。离了婚你将来会后悔的,那时就迟了。”父亲像是中了邪一样,这些一字千金的肺腑之言,不仅没有说服他回头,而且使他感到愤懑不平,认为嫂嫂贬低他,连我母亲那样平常的女子都娶不来。
  我母亲虽然温顺、善良,但是并不懦弱。相反,她有强烈的自尊自爱之心,其性格有极刚烈的一面,柔中有刚,宁折毋弯,能为玉碎,不为瓦全,鱼死网破,在所不惜。她见父亲没有回头之意,认为婚姻无可挽救,就同意离婚。她做出决定后,亲自送我上学,在路上她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她要出趟远门,好久回不来,要我照顾好自己,有事找伯娘(我生母)。在南正街一家店(其铺面对着横四牌楼口上,路过此店时,母亲指给我看说,就是这家店),给我定织有两双袜子,让我自己带凭据条子去取,已付过钱了。说着,她把凭据条子给我收在书包里。我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连连答应记住 了。等我进了四校大门,她就回景明寺娘家去了。过了些日子,我就听说她到法院递状,控告父亲。至此我已经意识到父母关系的破裂,求学阶段我会跟着父亲,要跟母亲团聚,需要我能自立挣钱养活母亲的时候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岁月,我对未来没有母亲的生活感到惊骇,难以想象。不久我又听说,父母亲的民事诉讼经安化桥头河省高等法院最后宣判,判决离婚,父亲是过错方,首先提出离婚,由父亲支付银洋若干(一说300元)作为母亲的生活费,母亲胜诉。又不久,传说母亲来信,大意是说,感谢祖父仁慈,她从小到何家,她的许多不是都得到原谅,没有说过她一句重话,此恩天高地厚,只好来世变牛变马来报答了。这封信我没有见过,但很像母亲的口吻。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瞬就是1942年秋,我按部就班升入三年级上(五册)。国语老师刘民珍先生正上课,我发现久别的母亲来了,贴着窗户往里看我。这是她与父亲离婚后首次来看我。瞪大眼睛望着我,就像一种精密医学仪器对我进行透视。刘民珍先生与我大哥熟悉,但不认识我母亲,因此没有注意窗外的参观者与教室里的谁有关系。我向母亲指了指刘民珍先生。母亲微微点头,表示理解。母亲似乎没有要与我交谈的意思,所以不到下课,她就走了。
  随着年龄长大,我逐渐领悟,她的目的也只是来看看我,看我是否健康,如果她看到的是一张红扑扑的脸,也就满意了。按照她的性格,她纵然不教我更听父亲的话,也不会教我背弃父亲。她的艰难,她的痛苦,只会自己默默忍受,不会告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听。她怎么不想跟我交谈呢?但她更会尽量让我平静地读书用功,不会让我的脑海里掀起波澜。她赶在下课前离开,是压抑着自己与我谈话的愿望走的。
  此后一年左右,我没有见到母亲。据姐姐说,她去了祁阳,住她姐谷嫚家。她姐夫大姨父是湘桂铁路一个小火车站站长。母亲就在那里做小生意,向来往火车上的乘客们推销小食品以为生计。这期间父亲再婚,贺氏进门。祖父叫我向她磕头,表示将照顾我生活的责任移交给她了。我对她既无好感也无恶感,这是上辈人的事,我没有权利置喙。我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赶她走,家庭的这个局面不是她造成的。贺氏平静地接受我屈从现实的过分的礼数,没有什么表示。关于母亲的情况,我只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说她得到的作为生活费用的银洋都被外祖父拿走了,也有说她主动交给外祖父的。这件事我不大理解。这笔钱是母亲用一生的幸福(结局说明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其中一个小数目用于孝敬父母或被我外祖父拿去使用,于情于理都是可以允许的,全拿去,我母亲变得一无所有,就不应该了。我母亲会这么做吗?我外祖父是这样的人吗?事情到底如何?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不久,又传说她害病,什么病?不清楚。
  1943年秋或1944年春,有一天我竟然又见到母亲。我正急急忙忙上学,走进四校所在的吉升门弄子不远,迎面来了我的母亲。我看她步履如常,并无病态,还想看看其他方面有什么病状,没有来得及喊她。我们正要停下脚步。我看见她嘴角嗫嚅一下,马上走开了。多年以后我意识到,她想掩饰病体,不愿暴露症状,突然警觉不能张口说话,犹疑一下,断然离去。我因为要上课了,初小即将结业,不应迟到或旷课,也不去追母亲,就去了学校。后来,我听说她得的是鸭公痨。鸭公痨是中医学的病名,它是什么病,当时完全懵懂,现在仍然不很明白,大约是西医所谓喉结核或喉癌一类侵犯咽喉等部位的疾病,其症状主要是说话和吞咽困难,说起话来像公鸭咝咝样叫声。传说她得的鸭公痨,但从来没有说她不能进餐,则喉癌可能性小,喉结核可能性较大。这是我与母亲最后一次见面。
  这就是历史。从母亲离家到此时约两年,到她后来逝世也不足三年,我与母亲见面两次,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这是历史的实际。我的不可原谅也在这里,因为这是母亲遭受最严重的伤害以后。她受的伤害有三个方面:一,无根据的谣言,诬蔑她的人格;二,离婚破坏她的家庭,使她失去亲人;三,脱离何家,丧失工作岗位,丧失生活来源。其中任何一方面的伤害,都是严重的,甚至致命的。
  三管齐下,如泰山压顶,能把人压得粉碎。想想她当初毅然采取决裂步骤,定经过反复思考,只因她更重视清白名声和生存尊严,才情非得已,走这一着棋。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家庭妇女谈不上任何经济独立。她童年进何家门,此时也才三十出头,在不到二十年里她不可能学技术,准备自立门户,只不过依据传统侍候和协助丈夫立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她此时个人生活的前途,完全是灰暗迷茫的一片,只有我健康地活着是其中唯一的亮点。因此,只有我热情对待、百计安慰她,才能医治她遭受的重创,抚慰她完全破碎的心,帮助她树立起生存的自信,激发起与命运搏斗的勇气。也只有这样,我们母子才有团聚的希望。我一点没有懂得这些道理,没有理解母亲的艰难、痛苦、危殆。
  我的冷漠,我的怯懦,只能使她绝望。母亲在如日中天的年龄逝世,不能不是我的罪过。我还认为,她的鸭公痨与我的鹤膝风有关系,是她护理我而受的连累,是结核杆菌通过密切接触发生传染的结果。我辜负了她的慈爱,她在我病重时的辛劳、泪水和对我的挽救。几十年来,我逐渐认识这些问题,为时已经太晚了。
  此后不久,日寇沦陷湘乡。我随父亲逃到继养母贺氏在羊婆洞的娘家。贺氏对照料我的生活已不耐烦。当时祖父与我们在一起,祖父只得麻烦贺氏的妹妹荷嫚(当时21岁,为人沉静、善良,体贴人)帮助,祖父后来赠以银洋一元作谢。到大山冲后,我的生活没有荷嫚照料,贺氏待我日益酷虐。我早已不计较过去生存的艰难,无意在她死后还控诉她的恶劣行径,提起这个话头仅仅是为交待变化的原因。我的生父馥秋公闻讯,冒雪到大山冲把我接到石子塘。
  正是在石子塘,有一晚上我忽然得一异梦,梦见母亲领着我在一条长长的山路上奔走。母亲的模样如同往昔,精神很好,健步如飞。走到一处山冈上,略显开阔,一座三杈架草棚赫然在目。这种三杈架草棚,解放前在湘乡涟水河边很常见。假使有人要造船,便在链水河岸沙滩上施工,搭一草棚,供作厨房、食堂、卧室、工场等多种用途。草棚的形制,是用三根长杉杆,在地面上搭一长三脚架。搭建方法是先取两根粗长相似而稍短的杉杆,在距顶端尺许处左右交叉,缚牢,尾端两杆分开,直立地面,作门;然后取长杉杆,将其顶端搭放在门的杈丫里,缚牢,尾端直接放在地面上:三根杉杆与地面接触处都用木桩、铁钉固定,缚牢;最后,门上垂挂草帘或其它材料制作的遮蔽物,长杉杆两边则捆扎草帘、苫布、油布和后来出现的塑料布等作为顶盖挡风遮雨,棚内铺陈和其它用品也极简陋粗劣。母亲手指三杈架草棚告诉我说:“我就住这里。”我吃惊地说:“你怎么住这样地方?”她没有解释那个“怎么”,只连说:“就是,就是。”我一下就惊醒了。这梦好奇怪,我睁着两眼想,怎么会有此梦?我不得其解。但我要郑重说明,这是我千真万确的经历。学术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心,不允许凭空虚捏以渲染怪异,制造流言蜚语以搞乱思想。我还是解释不了这个梦。在我的潜意识里涌出一种想法,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死了,而且是被草草埋葬在一座山上。
  这个想法明显是依据梦境推论出来的。我的思维、我的认识开始混乱。理智与经历在头脑里激烈冲突。我不相信灵魂,我也不相信感应。在传统的认识里,与我的梦近似的故事,不管是文字记载上的,还是口头传说中的,不是神仙显灵,就是鬼魅作祟。我母亲是个极平凡的妇女,没有做神仙的资格,我也不敢让她沦为鬼魅,鉴于大家都不能科学地解释这类故事,因而我平日不太愿意讲述此梦,以免引起误会。只有在寻求解释的时候例外。我的浅陋的知识和理解力,固然不足以给出合理的科学的答案,六十余年来我也不曾从别人的指点或著作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写出来,等待科学更加昌明之日由后人去解释为好。
  抗战胜利,我们都陆续回城。渐渐传来比较确切的消息:母亲确实已在祁阳辞世。大约是1944年冬,她在祁阳时间不长,病情发展很快很严重,终告不治,
  饮恨而亡,具体时间和葬埋地点不详。抗战期间,殡葬草草竣事,在意料中。一切都如梦境所示,她最终住在“三杈架草棚”中。这是她的悲惨人生的延续。命运之于我可怜的母亲,可说是至为苛刻、至为残酷。
  1945年夏秋间,抗战胜利后第一个中元节时,父亲回城后第一次设祖宗牌位祭祀。我用红纸书写了母亲的灵位,摆放祖宗牌位旁边,寄托一个少年对于人天永隔的母亲的无尽的思念。父亲和继养母都没有阻挠。我母亲的干儿子、我的好友黄凌德兄给了我一张我母亲的半身照片,我二哥遐修的一位初中同学年少而工画像,依据这张照片画成我母亲的悬挂用像。后来我又将德兄赠送的照片请王府井的照相馆翻拍,虽然效果不理想,却可以加印。有一年我回湘乡探亲,父亲听说我有母亲的相片,向我索要。当我听到他说“能不能给我一张”这句话时,感到一种意外的震撼。我知道父亲的第二次婚姻是彻底失败的。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给他自己和我们母子都造成极大的不幸。他像我生母预料的一样后悔了。我理解父亲的悲苦,他为青年时代的轻率、错误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我给了他一张母亲的照片,他马上装进挂在墙上的玻璃相框里。这张小照片,实际上是一张折磨他心灵的照片,象征着悲惨、往事不堪回首。我为此增添了对他的敬意。
  父母离婚后,外祖父维持着对我的疼爱。每年红薯收获后,他总会带十多斤给我,放到与我家邻近的英华丽镶牙店萧南薰老先生家,通知我去取了放到我生父母处,可以陆续享用。这无疑也是母亲的意思。红薯是过去农民走亲访友常带的礼物,对我来说,它是亲情的象征、母爱的延伸,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此后有多年我外出读书,没有外祖父的消息。1960年1月,历史研究所刚补发我160元工资,颇有戚友问我要钱。初不料外祖父此时也有来信,说到地方经济困难,生活艰苦,迫切希望我给以支持。我记得母亲的大恩、外祖父的疼爱,将160元做了用途分配计划,寄给外祖父40元。但没有得到回信,以后也不再来信。后来我听说他收到了此款,但他没有多久就去世了。他的家中,雪舅和细嫚外出,只留下云舅一支。一大家子人,只经过几十年,也变得零落不全。人事沧桑,有如此者。
  1962年6月,我回乡探亲,意外地在府馆巷口新迁的家中见到了云舅。可惜他因要赶路,饭后就走了,没有机会细谈,了解母亲的情况。云舅应是主动登门的,说明他和我父亲这两位过去的郎舅的重归于好,这也是我父亲内心忏悔的结果。云舅来过我家多少次我不清楚,以后我没有再见过他,听说他没有享高年。云舅的儿子、我表弟萧求林也来亲近前姑父, 与我也见过面。这种种情况反证出我父母亲之间本不存在积怒和仇恨,没有解不开的结,如果没有人从中调唆、挑拨,他们不会走到不可挽回的一步。这增加了我对母亲之死所抱的悲痛。
  母亲埋在祁阳,孤单、寂寞。她一个人孤零零、静悄悄地躺在祁阳的某个荒山乱冈之上,虽属同省,却是异乡。每一念及此点,我就联想起《聊斋志异》的《婴宁》篇说的:“老母岑寂山阿”,“九泉辄为悼恨”。这十二个字多么像是为我母亲写的啊。我年青时没有像古代孝子那样去寻找她的遗骸,如今更不可能,倘若她真的泉下有知,对我这个儿子能不“辄为悼恨”吗?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所研究员,1933年生于湖南湘乡,近著有《清初复明运动》)


(转载自南方周末网,http://www.infzm.com/content/124684)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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