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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上的贡献


瞿林东
2017-04-21 10:19:10 阅读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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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哲学史而闻名中外。在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对史学理论和历史学学科建设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述,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在理论上和品质上的修养是极其重要的,这些修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和执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关于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应该是搜集大量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和整理,经过概括和抽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得出科学的结论。他还提出了历史科学“生长点”的问题,根据矛盾学说,指出,历史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批评,没有批评就不能发展。关于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他提出了四条原则:一是熟处理,就是要趁热打铁;二是要注意文章、考核、义理;三是注意培养尖子,不能搞平均主义;四是发扬民主精神。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化的问题,提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这些思想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当今的史学理论和学科建设上,仍有突出的参考价值。
  关 键 词:侯外庐/史学理论/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三十三卷巨帙的出版,进一步展现了侯外庐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宝贵遗产,它在当今的和未来的中国学术事业发展中,必将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
  张岂之先生在这一巨帙的“总序”中指出:“侯外庐治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既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优良传统,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①“总序”还对侯外庐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观点与理论阐发,以及《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作了中肯的、简明扼要的评价,对读者了解、阅读这部巨帙,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仅就侯外庐在史学理论与历史学学科建设上的贡献,如论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修养、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历史研究新的生长点如何产生、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等重要问题,讲一点我学习的体会和粗浅的认识,向史学界同仁请教。

  一、论史学工作者的修养

  关于史学工作者的自身修养,是侯外庐在史学领域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他在1961年发表的《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979年发表的《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与《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以及1986年修改定稿的《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等文,都对此有所论述,他的基本观点是:
  对待科学工作应该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这就是说,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找出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引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无论是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探索历史的总的发展进程,或是研究某一个专门领域以至个别的历史实例,都严格遵循这种科学的方法。②这里说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是侯外庐关于科学工作者(包括史学工作者)自身修养的总的认识。这一认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论断中和他本人的学术生涯中概括出来的。
  在此后的十余年中,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侯外庐对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修养,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认识。首先,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9年,他在《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一文中指出:
  建国以来,我们史学工作者做了不少工作,其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地加以总结,作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史学研究工作的借鉴。我们把经验总结起来,才能够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我们的经验很多,集中到一点上,就是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③这是一位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他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彻底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是道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思想界、理论界、学术界所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对于侯外庐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必然有强烈的共鸣,这就是:
  我们讲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史学研究的指导,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绝不是要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成抽象的公式和套语,去任意剪裁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也不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去代替对于历史实际的具体研究。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④侯外庐明确指出,对于背离、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必须坚决反对,予以揭露。然而,把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和做法,也必须予以纠正。这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出来的理性认识。这一认识,对于正确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辨明其现实的道路和未来的前景,都是十分重要的。侯外庐的这一认识,在今天的史学界以至学术界,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其次,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具有科学上的诚实态度。侯外庐在1979年撰文指出:“我们应当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反对科学上的卑鄙行为。我的这个意思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经讲过多次的。”他进而对这句话作了如下解释:
  什么是“科学上的诚实”?那就是“毫无顾忌地”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4卷)中称赞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这种态度。他说:“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5页)⑤侯外庐认为,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人类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面前,即使会导致“资本贬值”的结果,李嘉图在理论上说了真话,因此受到马克思的称赞。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当然,后来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是丧失了这种“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可见,坚守这种“科学上的诚实态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侯外庐认为:同“科学上的诚实态度”相对应的,是“科学上的卑鄙”。他援引马克思的话作解释,写道:
  什么是“科学上的卑鄙”?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马克思把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做对比,尖锐地批评马尔萨斯是个“无赖”“无耻的献媚者”,他为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上引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126-127页)⑥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后,尤其是目睹“四人帮”对科学的践踏,侯外庐对马克思的上述见解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就是:终生为追求科学而奋斗,为无产阶级最高利益而奋斗的马克思,在“科学”面前不容有半点虚伪,“诚实”的对应面便是“卑鄙”。唯其如此,提倡“科学上诚实态度”是多么重要。
  再次,他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具有自省的精神品质。侯外庐晚年写过这样一段话:
  执行自我批判,聆听学术批评。我认为,学贵自得,亦贵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现科学探索精神,后者表现自我批判勇气。历史科学如同其它科学一样,总是在探索中前进的,难免走弯路,有反复,因而不断执行自我批判,检点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固步自封。就资质而论,我是个常人,在科学道路上自知无捷径可走,惟砥砺自学虚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断前进。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改稿,没有顾虑。即或是青年同志,只要他们对我的稿子提出了意见,我总是虚心考虑,将不妥之处反复进行修改。仅以《老子》研究而言,我自30年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至50年代修订重版《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间,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说是执行一次自我批判。⑦读着这段话,我总是会联想到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联想到范文澜为他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所作的长篇“检讨”文字,这难道不正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品质吗!虚怀若谷,在反思和自省中不断进取,这是多么纯朴的学风和高尚的精神!这种品质、学风、精神,是史学工作者自身修养的崇高境界,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学习。
  上述三个方面综合起来,是强调史学工作者在理论上和品质上修养的极其重要性,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科学上的诚实态度”,“执行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史学工作者在其学术生涯中要思考、要坚守的几个重要方面。

  二、论历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原则和方法,是侯外庐关注的又一个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70年代末,侯外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多次强调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历史研究是一项科学工作,必须在严格要求下从事这一工作,指出:“不管研究什么个别历史实例或社会生活问题,都必须首先充分地掌握一切有关的材料;即使是研究某个具体的细节的问题,也必须这样做。大量地占有材料,这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只有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科学研究工作才是‘有的放矢’,才能获得成果;从分析大量材料中得出的结论,才会是正确的、有根据的。”⑧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以诚实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研究,才有可能获得正确的结论。这就是上文讲到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关于历史研究的路径,侯外庐着重指出社会史研究作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侯外庐建立了他的独特的理论要求,即“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科学不能不从研究经济学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无论是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和中古的封建制社会一的研究,都是从‘生产方式’这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开始的。”⑨侯外庐的这一思想观念的形成,与他早年致力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有极大关系。与此密切联系的是,侯外庐“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强调以法典化作为确定历史分期的标志。因为从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法典来研究土地所有权及其相应的地租形态,研究不同地租形态的转变过程、途径和为法律所固定了的型范,就能比较确切地反映整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⑩从“法典化”来判定“土地所有权及其相应的地租形态”,再从地租形态的“转变”与“型范”来判断“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这是侯外庐强调的“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化,由此达到认识社会进而认识“社会史”的目的。
  侯外庐这一“社会史研究”的独特的理论要求,正是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路径。他对自己数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作过这样的总结:
  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应该指出,哲学史不能代替思想史,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的规律,所以我的研究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即它与社会历史时代的联系),又注意它的“纵通”(思想源流的演变);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11)这一段话非常重要,从我的肤浅认识来看,它把侯外庐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路径、范围和关注点都讲到了。其中,关于“横通”和“纵通”的结合最为紧要:以时代为依托的“横通”,要求研究者对时代特点有准确的把握,在“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上作出符合实际的阐述;以时间为主轴的“纵通”,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有动态的观察。可见,要做到“横通”与“纵通”的合理结合,殊为不易。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12),班固讲“上下洽通”(13),郑樵讲“会通之义”(14),都是横通与纵通相结合,而经过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发在史学上产生重大影响。侯外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取得重大成就,同时在理论上深化了这一优良传统的内涵。
  至于“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这可以看作是对于“面”和“点”的关系的处理。换言之,这是全局意识和把握重点的关系。比如,思潮对人有何影响,人在思潮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二者形成辩证关系。讲思潮自当举出代表人物,不泛泛而论;论人物必将其置于思潮中加以考察,不脱离大的背景。侯外庐总结的“既注意思潮,也注意代表人物”这一研究中的关注点,是辩证思维在研究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对于当今的史学界来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侯外庐关于历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的理论,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历史材料的论述方面。侯外庐在1961年发表在《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以主要篇幅论述了历史材料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一部“历史材料论”的论纲。
  论点之一:批评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两种“轻率态度”,一是“对历史实例或实际生活不做具体分析而主观任意地虚构出‘结论’和‘体系’的态度和方法”,二是“有些人对历史事例和实际问题不下苦功搜集和占有材料,不进行独立的艰苦的研究,只是一味图省事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变成套语,套在他们所研究的事物上。他们一味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系统,然后就可以自豪地去欣赏自己的功业。”(15)他认为这两种“轻率态度”都违背了科学工作的要求。
  论点之二:“对任何一个历史问题,任何一个实际问题,不从占有大量材料出发来做具体的研究,而搬弄一些抽象的概念,这是最简便不过的了,这样做是绝不会做出任何成绩来的。”(16)这里一连用三个“任何”,可见在侯外庐看来,在重视材料这个问题上,是必要的、必需的,没有丝毫可以轻视、可以商量余地的。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空想和杜撰都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都是与历史研究背道而驰的。反之,只有在占有大量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历史研究工作。
  论点之三:关于“搜集和积累材料”的方法,侯外庐指出:“搜集和积累材料,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本问题的材料向其他方面扩展,一种是从本问题的大量材料中抓住典型。”具体说来,前一种情况是:“一个历史实例的研究,必然联系到与本问题相关的若干方面,有时甚至联系到较远的方面。因此,除了掌握本问题的直接材料,还要旁及其他方面的材料。”这是材料范围的扩大。后一种情况是:“一个历史实例的材料十分丰富,那末,我们就不能对于一切材料等量齐观,无所选择,而必须在全面考察之中把握有决定意义的部分,进行重点分析。”(17)这是要突出重点材料。概括说来,这两种情况,就是关于材料之面的扩大和材料之点的深入,侯外庐对此作这样细致的分析与阐说,足见他对于历史研究的材料的重视。
  论点之四:继承前人成果,丰富、提高自己。侯外庐指出:“要对材料做出缜密而正确的批判审查,还必须善于从文献资料中发掘和继承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丰富我们的知识,提高我们的概括能力。”(18)这样做的结果,文献中保存的前人研究成果,也就变得有生命力了。侯外庐的这一论述,使我想到先师白寿彝先生有关历史资料“二重性”的说法。他在一次讲演中提出这一看法,认为:“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研究的资料,它既是历史资料,又是当前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资料。”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历史资料的二重性。”(19)侯、白二位先生对历史研究的“材料”之用途与内涵,在表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读来都有许多启发。
  论点之五:对材料进行综合和概括。对材料的认识从感性层面提升到理论层面,这就需要综合和概括。侯外庐指出:“对大量的材料进行具体全面的分析,又要加以综合和概括,运用科学的抽象力。”“离开科学的概括和抽象,就会淹没在大量的材料中,就不能深刻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这是因为对事物的感性认识,一般只是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理性认识才可能触及事物的本质。侯外庐进一步分析道:
  运用抽象力来对材料进行研究,是科学研究工作必经的阶段。没有抽象,也就没有科学。虽然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在于搜集大量的材料,具体分析和整理这些材料,但是只有经过概括和抽象,才能将丰富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发现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得出科学的结论。(20)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关于历史研究的原则、路径和方法的理论,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这一以“材料论”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值得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学习、参考,使之与网络技术结合起来,必将大有裨益。

  三、论历史研究的“生长点”

  “生长点”好像是一个新的词汇,但侯外庐在20世纪60年就使用了这个词汇。1962年,侯外庐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关于学习历史的方法”讲课中,首先就讲到了“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当然,他说的“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不是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战略性的问题。侯外庐认为:
  所谓历史科学的生长点,就是说在研究历史科学时,应从哪方面着手才能带动起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问题,就像很多科学的发展都是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而生长起来的一样。这是科学界要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注意的问题。(21)从这一论述来看,侯外庐是从时代出发,站在鸟瞰科学界的高度而提出“历史科学的生长点”问题。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既有它的历史时代性,也有它的现实性。侯外庐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这个问题,充分反映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在科学上的战略眼光。
  那么,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究竟在哪里呢?侯外庐从矛盾学说的角度作出说明,他认为:“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生长点呢?我看历史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批评、斗争;没有斗争就不能发展。这是主要方面。当然,其他方面,我们也要把握好,要把握史料,不说空话。”(22)侯外庐结合当时的历史形势,举出一些“生长点”同“斗争”的关联。联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其前进的道路并不都是坦途,不同形式的批评和斗争确是存在的。这里,我想结合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说明“批评”对于“生长点”之产生的重要。举例来说: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而有《汉书》的撰写;唐太宗对十八家晋史的批评而有唐修《晋书》的面世;李大师、李延寿父子对南北朝官修正史的批评而有《南史》《北史》的撰成;欧阳修因不满于《旧唐书》《旧五代史》而著《新唐书》《新五代史》;郑樵批评班固“断代为史”、背离了“会通”的为史之义的传统而作《通志》,等等。这种实例,在中国史学史上举不胜举,显示出批评对于“生长点”的催生作用。从这个意义说,对中国史学批评史的研究,将有益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重温侯外庐关于“生长点”的论述,深感其立论高远,对学术发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也促使人们产生许多联想。记得1984年,白寿彝先生发表一篇短文《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旨在提出问题,引发思考,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文章写道: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工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
  我说的这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23)这里说的“甩掉旧的躯壳”,是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一般“史书要籍介绍”的影响。作者认为对上述两个“重大问题”的研究、论述,将有利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这两个问题,一是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一是史学家对史学的认识。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如何说明历史怎样产生史学,以及史学如何反作用于历史这样一个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实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当然,白寿彝先生并没有提出“生长点”的问题,但他的这篇短文确实起到了催生“生长点”的作用。诚如作者所解释的那样:“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24)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其中一个原因。
  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侯外庐在五十多年前提出的“历史科学的生长点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这是因为学术总是在“日日新,又日新”的运行轨迹中前进,而寻求“生长点”就是寻求新的创造。

  四、论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

  任何一种学术要得到发展,人才是第一位重要的,至于学脉的传承、光大,人才的培养更是重中之重了。侯外庐在20世纪80年代伊始,发表了一篇题为《怎样造就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文章,阐述了他的独到的人才培养观,今天读来,颇使人感到振奋。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我认为,科学人才的培养,除了大家熟知的要从难、从严、从实践出发和大运动量以外,还有几点要考虑。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出成果出人才,要注意下述四条原则。”(25)侯外庐首先把人才培养的一般性要求作了概括,其中“大运动量”似是从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方法那里“借用”的术语,按我的理解就是“压担子”,使之有一种肩头沉甸甸的责任感。
  在这一般性的要求之外,侯外庐提出了四条原则,一是“‘热处理’,就是要趁热打铁”;二是“要注意‘文章、考核、义理’”;三是“注意培养尖子,不能搞平均主义”;四是“发扬民主精神”。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科带头人,想必对这四条原则都会感到有兴趣的,而其中有的“原则”如“注意培养尖子”,可能是人们大多讳言的。这里,我们不妨多了解一下第一条和第三条原则,以窥侯外庐的教育思想。
  什么是“热处理”?侯外庐这样写道:
  “热处理”,就是要趁热打铁。对科研人员的培养要以“热处理”为主,即是说,一方面从难从严;一方面多加鼓励表扬,热情帮助。二者是不矛盾的。青年同志拿来一篇文稿,要给予具体指导,指出其可取之处,然后鼓励他进一步写好,要使他有信心,充分发扬他的积极性,不是给他泼冷水。以前,我对青年同志写的文章,初稿、二稿,一直到清样,我都要看过。培养一个青年不那么容易,是要花一番苦心和热心的。从这一段文字中,从它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个老师、一位长者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浇注的心血!现在人们常常会讲到“爱”,我看这种“热处理”就是一种“爱”。同时,从这里,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一位思想史研究的大家和一位认真而仔细的老师之间,其实并无明显的界限。
  关于“注意培养尖子”,侯外庐坦言:
  注意培养尖子,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通过尖子来带动其他同志。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尖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谁走在科研工作前头,谁就成为尖子。每个同志都可能成为尖子。在某一方面走在前头,就成为某一方面的尖子。对于青年要注意他的“生长点”,发挥他的长处。每个人都有其“生长点”,发展起来就成为专长。读了这一段关于“尖子”的理论,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第一,“尖子”有“带动”的作用;第二,“尖子”是可变的;第三,“尖子”是多样的;第四,“生长点”可能“成为专长”。用这种辩证的观点和教育理念来看待“尖子”和“培养尖子”,人们大可不必讳言而应积极赞同并身体力行。
  侯外庐关于人才培养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不论在上述两条原则方面,还是在“文章、考核(考据)、义理”与“发扬民主精神”方面,都是行之有效、硕果累累。1960年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署名为“诸青”的几位青年学者,有的早已卓然名家;不仅如此,在侯外庐的再传弟子中也不乏知名学者,成为当今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中坚力量。事实证明,侯外庐的人才培养思想的丰富内涵,在学科建设上尤其是学术队伍建设上,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说到学科建设,它在很大程度上同教学改革相联系。侯外庐在教学改革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正是构成他关于历史学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教学改革方面,侯外庐既有理论的阐发,又有实践的成果。他在1951年2月17日《光明日报》的“历史教学”专刊第1号上发表的《〈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一文,是他的理论阐发,而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系主任时实行的教学改革,则是他新的实践的起点。
  侯外庐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
  我们要做好历史教学,《实践论》才是我们新史学界治学的最高依据。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是三位一体的,隔断三者中间的关系,而孤立研究,正是旧史学界的局限,只有新史学才能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最基础理论方面出发。(26)历史教学是实践活动,侯外庐提出《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在两个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一是把历史教学置于正确的理论指导之下,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有的历史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反复实践的过程。这反映了侯外庐致力于历史教学改革的方向、决心和睿智。
  《〈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一文的内容很丰富,从历史教学来看,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这一伟大科学的教养”,在历史教学领域大有可为。侯外庐怀着充分的信心写道:
  是的,现在我们已经合法地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了(从前我们,有一段非法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痛苦时期),具有这一伟大科学的教养,我们可能脱去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狭隘观点,来论证历史。(27)历史学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出现而发生变化,史学工作者由于可以有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这一伟大科学的教养”而发生变化,而历史教学由于上述两种变化而必将发生变化,侯外庐以这种欣喜的、自信的热忱激励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教学的承担者,希望大家看到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和历史科学发展的趋势,并在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在历史修养与历史教学的相互作用中,掌握历史的具体规律。侯外庐用他的思想家、理论家的笔触写道:
  历史修养与历史教学是相互为用的,因此在历史教学之中,我们应该作为科学的实验去看待,预定好了的历史工程设计,还要在不断的试验中,检证它的真实性,事实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一次实验就可以达到预期目的,工程设计的局部或全部之改变,是在实验过程中常有的事,在教学中正是这个过程,我们善于珍贵教学过程,就可能掌握住历史的具体规律。(28)侯外庐说的“历史修养”,我想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二是对史学的认识和理解,这二者都与历史教学相关联。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庐把历史教学的实践称为“历史工程设计”,其名既重,其行亦难,这是赋予历史教学以崇高的使命。这种对历史教学近乎庄严的态度,在当时是可贵的,在今天仍值得大力提倡。在“历史修养与历史教学”的反复互动过程中,逐步认识并掌握“历史的具体规律”,这是对历史教学所要达到的最高要求。
  第三,历史教学始终面临着现实的使命。侯外庐指出:
  然而历史教学者,又不能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为历史而历史,他必须在教学之中,适应现实社会的革命实践,善于把古人的历史实践与现在客观进展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批判地解释历史中某一系列的发展规律,如抗日战争时代、解放战争时代、抗美援朝的今日,都有历史教学中特定的历史实践的发挥。这虽不是革命指导本身,然至少也是推进社会发展与革命需要的辅助部分。(29)这一段话表明,历史教学讲的内容是过去的历史,但是它又承担现实的使命。这现实的使命,就是侯外庐说的“现实社会的革命实践”和“特定的历史实践”,前者是泛指,后者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我常常在想,研究历史,是要说明历史在现实中的意义;研究史学,是要讲清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为此大声疾呼。读了侯外庐的上面这段话,在理论上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即如何在“古人的历史实践”与现实“特定的历史实践”二者中思考其联系,使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不脱离当前的社会和历史进程,是史学工作者应当身体力行的社会责任。
  《〈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一文发表已经五十多年了,它至今仍然是论述这一问题的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可以常读常新,在指导历史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侯外庐关于历史教学所发表的这些重要理论,都是建立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之上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解放后的第一位系主任,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开展教学改革,取得重要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曾任侯外庐学术秘书的刘淑娟先生,按照白寿彝先生的嘱咐,根据档案资料,撰写了《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一文,发表于《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这里,我转述此文的一些要点,从中约略可见侯外庐在教学改革方面的缜密的思考和教育家的本色。
  文章开篇有这样一段话:
  外庐同志在师大历史系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难忘岁月。外庐同志在师大历史系的工作是平凡的,但又是不平凡的,它包含着这样的意义:怎样改造一个旧的历史系和怎样创办一个新的历史系。(30)这一段话,把侯外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近两年工作的意义概括得非常中肯。下面是这篇文章中所写到的几件事:
  ——为1949年应届毕业生“补课”。应学生们的要求,侯外庐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门课。同时,他还邀请楚图南、王亚南、翦伯赞、邓初民等先生来讲大课。1949年应届毕业生收获很大,十分满意,几十年过去,大家都怀念当时“补课”的情景。
  ——大力推行教学改革。1949年9月进入新的学年后,侯外庐有计划地开展教学改革工作,文章写道:外庐同志大刀阔斧地开展教学改革工作。他先后聘任白寿彝、马特、杨绍萱、张云非、王真、刘立凯、缪楚黄、郭大力、何思敬、陶大镛等为专职教授或作专题报告。经外庐同志多方努力,历史系教师阵容为之一新,开创了学术研究的风气,教学质量也逐步提高,同学们都非常高兴。
  ——有计划地指导教师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侯外庐用“共同纲领”来统一认识,并亲自写了一个条幅悬挂在历史系办公室,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他还现身说法,真挚地对教师们介绍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使不少教师受到启发。这期间,他在全系开设《中国历史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唯物论的研究与应用》两门课程,全系学生都去听讲。同时,他还要求教师们认真读一本经典著作,在此基础上开座谈会,谈体会和收获。他的理论造诣和工作方法,为广大师生所折服。
  ——成立“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白寿彝任组长,陆懋德任副组长,还有张云非、陈述与文章作者刘淑娟。小组的工作是:审查、讨论和通过教学大纲,互相听课,举办“教学总结座谈会”,学生提意见、提要求、提问题,展开讨论等内容。这个小组的工作及其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侯外庐的建议下,创立了教师辅导制度。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保留着这种辅导制度。
  ——亲自抓学生的教育实习,并总结出了十六字原则:“集体备课,老师指导,课后总结,错不再犯”。这为教育实习提供了经验。
  侯外庐对于他所担任的系主任工作,认为是“党的事业,刻不容缓;党的委托,责任重大”。由于侯外庐的努力工作和师生的支持,历史学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刘淑娟十分自豪地回顾了这一段历史,写道:
  教育部向全国高等学校推荐了师大历史系教学改革的经验,并组织北京的兄弟院校的同志到历史系参观、学习。《光明日报》在一九五○年的一年中,连续发表了五篇报道和文章,介绍师大历史系的教学改革情况,它们是:《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集体教学受到欢迎》(3月31日)、《开展师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介绍师大“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召开的师生座谈会》(5月7日)、《改进中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关于历史系教学小组的调查报告)——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参考资料之一》(6月3日)、白寿彝同志文章《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6月7日)、《师大历史系的集体教学实习制》(6月10日)。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对师大历史系教学改革工作的肯定和赞扬,对历史系的同志们来说,这当然是很大的荣誉。这就是侯外庐带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关怀和勉励年轻人。侯外庐对他的秘书十分关心,勉励她刻苦钻研,学有所成,并为她题写了条幅:“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文章作者刘淑娟写到这里,心情异常激动,于是她说要把侯外庐先生的赠言转赠给年轻人,希望他们锲而不舍,在学术上和其他事业上有所成就。
  文章作者最后写道:
  三十多年过去了,北京师大历史系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建树。但是,人们不会忘记外庐同志作为新师大历史系第一任主任在这里工作的那些日子,不会忘记外庐同志为创办一个新型的历史系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取得的重大成绩。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最初迈出去的第一步,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当我们读到刘淑娟先生所写的这些往事后,我们不禁为侯外庐的改革精神所感动,所震撼!在新旧交替之际,改革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和魄力,需要人们的理解和支持。侯外庐拥有这些条件,他是教学改革的成功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之一(31)。同时,我也无比钦佩侯外庐善于从实践中总结出理论,又以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作风和知行观。

  五、结语

  1946年,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的“再版序言”中写道:
  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曾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从前他们讲问题在执笔时总是先取欧美和日本的足迹,而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在自己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我以为歧路是暂时的,不久将来就能明白孰正孰偏。同时我相信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问题在于从前仍然限十九世纪以前的步伐,语言形式重于内容,而现在则是内容更重于语言形式了。(32)40年后,即1986年,侯外庐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的修订稿中保留着这样一段话:
  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我曾试图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而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33)上引这两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信息,即侯外庐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的情怀和充分的自信。从“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到“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其间,时间的跨越并没有改变这位大家的学术旨趣,而是使这一旨趣变得更加清晰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或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
  通观卷帙浩繁的《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从《资本论》第一卷的中译本,到《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影印本,其间贯穿着侯外庐“‘韧’的追求”,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民族化”么!这也正是侯外庐留给后人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遗产。

  注释:

  ①张岂之:《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总序,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②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831页。
  ③侯外庐:《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55-856页。
  ④侯外庐:《实事求是,搞好史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56页。
  ⑤侯外庐:《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58页。
  ⑥侯外庐:《提倡科学上的诚实态度》,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59页。
  ⑦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⑧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3页。
  ⑨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⑩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第10页。
  (11)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第11页。
  (12)司马迁:《报任安书》,见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13)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第4235页。
  (14)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二十略》,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
  (15)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1、832页。
  (16)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2页。
  (17)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4页。
  (18)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5页。
  (19)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309页。
  (20)以上均见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6页。
  (21)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39页。
  (22)侯外庐:《在严格要求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和思想研究》,第24卷,第843页。
  (2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页。
  (24)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605页。
  (25)侯外庐:《怎样造就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原载《文汇报》,1980年6月28日,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69页。下引未注者,均见此。
  (26)侯外庐:《〈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71页。
  (27)侯外庐:《〈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73-874页。
  (28)侯外庐:《〈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74页。
  (29)侯外庐:《〈实践论〉是历史教学的最高依据》,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24卷,第875页。
  (30)刘淑娟:《侯外庐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下引未注者,均据此文,不另注。
  (31)张岂之先生曾撰《学习侯外庐的教育思想》一文,指出:“侯外庐是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他不仅在学术领域里著述宏富,成就卓绝,而且在长期的办学育人的教育实践中,提出过很多很少为人注意的理论观点。建国以后,他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在他主持西北大学校政的几年时间,他系统地阐述并部分地实践了他自己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主编《纪念侯外庐文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32)见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8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33)侯外庐:《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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