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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再现清末民初的风景


闵杰
2010-05-05 10:00:15 阅读
《中华读书报》,2006年05月10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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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循(G.E.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他居住北京达20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图片资料约3000余幅。  
  《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最大特色,不在于内容的丰富,而在照片清晰度高。以莫理循对收藏的强烈嗜好,对藏品的务求其全,他的照片收藏一定比我们见到的远为丰富。这里姑且提出一条可能的思路,供有心人继续搜寻。  
  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过客,今天的我们一如历史上的芸芸众生。同样,所有的往事都是逝去了的风景,悲壮或缠绵,只是前人体验过的前尘旧影,倏忽如风,流逝如水,借助于文字、口传、图片流传了下来,为今人所知,被后世理解。每个时代都需要历史学,它帮助今人读懂未曾亲历的“天宝遗事”,将我们的所作所为留给下一代人去无穷回味,人类的活动轨迹因此连缀起来,形成代代传承的历史文化。  
  与文字资料相比,照片的历史很短。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18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外国人从政治、经济、宗教等多方面介入中国社会,摄影术随之传了进来。1895~1911年,中国各种世情风物相继进入摄影镜头,从军机大臣到仆役走卒,从新疆天山到云南西藏。有记载说,中国早在1844年就有了照片,是一位法国人为两广总督耆英拍摄的,但那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不代表一个时代的开始。影集《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时跨清末和民初两个阶段,主体内容是1894~1911年的中国印象,这是中国摄影的早期。这个时期大部分照片是外国人拍摄的。中国的照相馆经营者和某些新闻记者也拍摄照片,但他们人数不多,所拍照片内容也较为单调。  
  将历史照片编印出版给普通人欣赏是最近十几年的事,始于1990年代中期中国人的“读图时代”。读图不限于史图,史图只是各类图片中毫不起眼的一种。到了1999年,时值“世纪之交”兼“千年之交”,大量怀古之作应运而生。旧照片以其记录历史瞬间的真切,惹动人们怀旧的浓郁情结。新世纪初始,编印历史照片已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个现象,至今绵绵不绝。若遇“历史上的今年”的重要纪念,旧照片的翻印出版便高潮迭现,如2005年即达百部或更多。抛开其中粗制滥造者不提,十几年来希望出精品的出版家不在少数,但苦于找不到好照片,误以为清代照片年代久远,存世者不多,于是发现旧照片便匆匆翻印,读者看到的多为未经鉴别选择的粗品。  
  《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是十余年来内地出版的历史照片中为数不多的好书之一。笔者意中的好,有三个缺一不可的标准:一、题材有意义,不哗众取宠,不迎合鼓噪低俗趣味;二、所选照片大部分是今人未曾发表过的,并且整体上是清晰的;三、书籍印刷装帧精美。这些标准,《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无一不备。其核心是第二项。这涉及去何处找照片,怎样编照片两个问题。  
  中国早期的照片大部分是外国人拍摄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汇聚了500张清晰的照片,在同类出版物中独树一帜。这不能不归功于编者在澳大利亚的米歇尔图书馆发现了莫理循的照片藏档,一个在华生活20多年的外国记者留下的遗产。发现莫理循是找对了路径,但只是条条大路中的一条。晚清来华者盈千累万,留下照片的不只是莫理循一人,也绝非米歇尔图书馆一家。当时的照片主要以两种形式留存于世:或原照保留在来华者母国的档案馆、图书馆或各种私家档案中;或照片的拍摄者当年就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刊登在当时外国和中国的期刊中,作为即时消息的配图;附载于他们个人的著作中作为插页,或提供给为他们写传记的作者,这些照片大多数是很清晰的)。今天,到外国档案馆去寻找晚清照片需要远渡重洋,而寻求第二种形式的照片无需跨出国门。此外,中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和资历较深的出版社也有可能是晚清照片的重要收藏单位。例如,商务印书馆在清末出版过中国名胜照片集,再版过日本出版的日俄战争的照片集,其麾下的《外交报》1902年就开始发表照片,是中国报界刊登照片的先行者,它主办的重要期刊《东方杂志》自1904年起,几乎每期都发表照片,是清末发表照片时间最长的期刊。商务印书馆既经营过这些业务,似应有底片或照片原件留存,它当年的出版物则广布于今日中国的各图书馆。  
  《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最大特色,不在于内容的丰富,而在照片清晰度高,除了慈禧出殡等少数几张外,全书500张照片几乎张张清晰,颇为符合编印历史照片的美学原则。  
  一部优秀的历史照片集,如果要让人喜爱,首先要给人美感。模糊的影集犹如错字连篇的文章,令人难以卒读。历史之于社会人生,除了通常的教育和借鉴意义外,还在于它本身的美。人之喜欢历史,是喜欢一种境界,从史学中读出古人的生命,犹如从文学中读出艺术的美,在天空草地波涛山峦中领略到自然的美一样。抽去了美,历史可以教训人,但让人喜欢不起来。旧照片是一种历史构图,远比文字形象鲜明,其画面之“美”与“丑”是一目了然的。丑不是指照片的内容,清晰是美的前提。  
  现今存世的晚清照片是非常丰富的。举例来说,1905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两部影集,一为《庚子义和团照相》,一为《中国名人照相全册》,前者收录了“义和团当时种种之形状,自起事以至破京城及各处战争均极全备”,后者为光绪朝31年间(1875年至1904年)忠奸名臣集大成者。这是100年前出版界的见识和胆略。晚清照片之存世者,笔者估计至少有1500人的照片,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科技等各界名人的肖像,1894年以后的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例如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各省现存和已消失了的风景名胜,如杭州的雷峰塔,东方威尼斯苏州的邻水人家,绵延千里的长城等。  
  以晚清照片的丰富性推之,《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内容就显得不够丰满了。虽然不可能要求在一本书里尽现晚清照片之风采,但以莫理循的经历、兴趣和足迹所至,我们有理由期望看到一个更广阔的晚清社会,但以目前所见,本书离这个期望尚有差距。莫理循照片藏档应该是个丰富的宝库,而《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与之有差距,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本书没有包括莫理循考察西北诸省的照片,如编者所说,将来莫理循的西北行影集出版后,将与此书并为合璧,风俗景物的篇幅会大大增加;二是原照收藏单位把照片藏档拆散了,重新分编,编得并不合理,且大部分照片又没有说明,编者很难识别和使用。除此之外,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在于,米歇尔图书馆的莫理循照片藏档本身是不完整的。莫理循是长期留居中国的新闻记者,感兴趣的事物很多,一定拍摄过许多照片,并且应该是仔细收藏的。他是一位认真的收藏家,1904年时仅中国的报刊就收集了一百几十种。这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因为当时中国所有已出版过的报刊不过四五百种。1905年,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重金收购,务求将中国所有的新报旧刊罗致一份。笔者相信,以他对收藏的强烈嗜好,对藏品的务求其全,他的照片收藏一定比我们见到的远为丰富。这里姑且提出一条可能的思路,供有心人继续搜寻。  
  编印历史照片,应该包括三种内容:人物、事件、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以往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历史事件上,对于历史人物和风土人情注意不够,其实不仅人物和风情,即使自然风光照片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供欣赏,也可说明历史。本书所收秋瑾灵柩经过苏堤第六桥的照片,显示给人一座杂草丛生的桥,只有中间二尺宽的一条通道没有长草,桥下是一片桑树林,反映的是99年前西湖的荒凉,与今天繁花似锦的苏堤判若两地。前此,笔者曾见1909年出版物中白堤断桥照片,同样的杂草丛生。断桥是白堤乃至西湖景点的中心,西湖是古往今来的风景名胜,但照片明白揭示,1907、1909年苏白二堤是人迹罕至之所。此中缘由,留待史家解释。照片不仅展现文字记载的缺失,而且为今人留下许多消失了的景观。西人吉尔1909年出版其拍摄的100余幅长城照片,与今人所见长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阅读晚清20余省的自然风光照,旧踪难觅者比比皆是,千年古国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近100多年来破坏甚大,丧失极多。  
  《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是一幅清末民初的风情画。那是个让人心动的年代,是中国民主与科学的初始,两千年专制王朝的挽歌。它离开我们刚刚一个世纪,挖掘和抢救影像资料并不困难,但时不我待。须知,在历史照片中,不仅有世人想听的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也许是除文字记载、地下发掘之外的第三种重要史料。以上两端,无论哪项,都是当今史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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