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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历史 研究历史 借鉴历史——“新时期史学功能与史学家担当”座谈会观点摘登


张海鹏等
2015-11-18 10:31:15 阅读
《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1日第14-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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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为深入学习习近平主席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重要思想,总结反思中国历史学发展现状,探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促进历史学的发展繁荣并更好地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担当,本报与中国史学会近日联合在京召开“新时期史学功能与史学家担当”座谈会,来自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十几位专家应邀参加。新形势下要更好地促进历史学的发展繁荣,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思想观念、研究方向、研究范式、成果形式、文字风格等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进一步强化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担当,通过挖掘重大而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选题去参与社会、书写历史。本刊今天摘登部分专家观点,以期推动相关讨论的进一步展开和认识的深化。


中国历史学家要有时代担当
    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海鹏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是对历史学作用和功能的重要论断。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意指史学要研究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要深究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演变规律。从唯物史观来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人类社会何以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何以从原始阶段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学的任务,这样的认识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也与马克思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大体是一个意思。
  历史科学是基础科学,无论哪一个学科,其实都离不开历史,至少离不开本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即使是自然科学,也离不开历史,至少离不开自然科学各学科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只有透彻了解本学科形成发展的历史,才能对学科发展的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还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人们需要从历史知识的宝库中获取营养。历史研究可以把前人克服前进困难的智慧挖掘出来,把前人的历史局限性、时代局限性即前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总结出来,可以把前人胜利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提炼出来,供今人参考。这些了解和总结,都不是自然发生的,都是需要靠人们的努力去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的。
  历史研究是一门学问,最根本的特点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用史实说话,一切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拒绝凭空捏造。历史虚无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尊重史实,不尊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随意解读史料。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学习时,就抗战历史和抗战史研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要按照“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原则,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要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这些意见,不仅适用于抗战历史,也适用于一切历史问题的研究。
  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历史。不仅要深入研究抗战历史,还要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要深入研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研究五四运动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传统,从中总结出有益的东西。这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至关重要的。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代表了党中央对中国历史学界的鼓励、鞭策和重视,是中国史学界的光荣。我们要在发展和繁荣中国历史学中发挥时代担当,尽到自己作为历史学者的时代责任。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祖武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具有五千多年未曾间断的文明史。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在民众中流传,叫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谚语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先人对历史的敬畏和尊重。为了把真实的历史记忆留存下来,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史家先后接踵,薪火相传,给人类留下了体裁完备、内容丰富的浩繁史籍。也正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记录中,让人们看到了我国历代史家艰苦跋涉的足迹。
  春秋战国间,为了实践先民的治史古训,一位接一位的佚名史官,不惜以身殉职,开创了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孔子继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据鲁国史书修《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既成春秋242年间的信史,亦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治史圭臬。西汉初,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恪守史家职责,忍辱负重,发愤著述,成就《史记》130篇。全书上起黄帝,下迄汉武,通古为史,自成一家。不惟承继先秦以来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优良史学传统,而且还揭开了史家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篇章。
  北宋中,司马光上起东周威烈王,下迄五代,删冗削繁,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创编《资治通鉴》,影响其后史学发展近千年。明清之际,历史的大动荡孕育了杰出史家黄宗羲。他所倡导的“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史学主张和为师门传学术、为故国存信史、为天地保元气的治史实践,同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相辉映,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后,殖民主义列强把中华民族一步步推向灾难的深渊。迄于清亡,70年间的无数史家,痛定思痛,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筑成新的长城。著名史家陈垣在辅仁大学开设史源学选讲课程,以顾炎武《日知录》、全祖望《鲒埼亭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为教材,旨在用史学去振奋民族精神,抗御日寇,还我河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先秦的佚名史官和孔子,经司马迁继往开来的不朽贡献,再由司马光、黄宗羲到陈垣,中华民族热爱历史,不忘历史,研究历史,以史为鉴,谱写了艰苦奋斗、热爱和平、友好交流的中华文明史。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我们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精神合乎逻辑地把中国人民引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是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箴言的创造性升华,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深信,人类不同的文明形态,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只要切实恪守这一主张,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就能在历史的启迪中吸取智慧,在博采众长中实现发展,从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史研究要为国家和现实服务
    武汉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所长 胡德坤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需要全社会关注和重视;提出了历史研究的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明了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借鉴历史,给人类提供了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根据习主席的讲话精神,我想就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谈点个人意见。
  第一,世界史研究必须明确为国家、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充分发挥世界史在我国改革开放、民族复兴中的作用。在我国,世界史学科是一门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世界史学科有其基础性特点,主要功能是传承历史文化和学术,但同时也应具有直接或间接为现实服务的功能。经世致用是中国的史学传统,我们提倡史学为国家为现实服务,就是对传统史学的传承与发展。在外国,史学也是讲究经世致用的。我国世界史研究在经世致用方面做得不够,甚至可以说做得比较差。希望世界史同行们能多多关注现实,为国家崛起、民族复兴多作贡献。
  第二,世界史研究必须覆盖全球。当今世界是信息时代,地球已变成地球村。新时期的中国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外交、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这就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广泛吸收借鉴世界文明的成果。要了解世界,首当其冲的是通过世界史研究成果来完成,而我国的现状是,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数在文科中偏少,而世界史研究的人数更少,对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甚至还处于空白状态,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因此,我国应加大世界史人才培养力度,在全国建立一支力量雄厚的高水平的世界史研究队伍,将世界史研究范围覆盖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丰富而又宝贵的世界历史借鉴,同时,也能极大地促进世界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杨共乐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是因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连续性是历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历史不能割裂,也不允许割裂。人类的历史严格地说就是一部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而世代依次交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的过程,就是前人智慧在后人承传中交接的过程,就是后人在前人智慧的指导、启迪下承师继业的过程。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是因为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是前人的“百科全书”,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历史舞台上出现的“前言往行”“嘉言懿行”常常能为后人提供“见贤思齐”的坐标。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实际上也给历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历史学是认识客观历史的重要途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无论是自然史,还是人类史,都是后人经过研究与总结后产生的成果。即使是近代以来分离且规范起来的社会科学也都离不开最直接、最好的老师——学科领域史。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当然,历史研究要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应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是中国经验的深刻反映,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最珍贵的精神礼品。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最丰富的史学遗产,也拥有世界各国所无法比拟的众多的史学名著。重史尊史,一直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中国的思想界多以历史知识作为其立说立论、建言献策的依据。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续不中断,与历史学在文明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
  “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是习近平主席在深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典思想,是历史价值的最高抽象,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人类应当从历史中汲取营养,然后又以自身的实践不断丰富历史的内涵。我们应该对这位无私且最好的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史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瞿林东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一重要论断,高度概括了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
  习近平同志在信中引用司马迁的这两句话,寓意深刻:一方面表明对这位伟大史学家撰述宗旨的尊重和继承,一方面又赋予这一宗旨以现代的含义和生命力。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在“古”与“今”前后用了“通”与“变”的概念,即不仅仅是考察古今关系,而且要在“通”与“变”方面做出解释,这是司马迁历史思想之深刻的表现之一,他给后来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极其恢宏的思考空间,促使人们在古今关系和通变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习近平同志在信中赋予“通古今之变”以现代的、世界眼光的诠释,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这就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使命。从人类各种正当活动的共同目标来看,当“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成为人类的共识并受到真正的尊重时,那不只是历史科学价值的实现,而且是人类文明的极大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的贺信,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之真谛的揭示,也是对全世界历史科学工作者的鼓舞。
  那么,历史研究怎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呢?从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来看,我以为以下两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历史研究必须具备并大致遵循已经形成的完整的理论方法论体系。这个理论方法论体系可以用教科书的方式表述出来,如各种版本的“史学概论”那种表述方式,也可以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作比较简明的说明。这后一种表述方式,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上“未尝离事而言理”的传统。第二,历史科学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创新,也需要批评和商榷。为了历史科学更大的发展,需要大力倡导积累问题,提出问题,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对于继承的认识,真正认识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此外,历史科学的发展,也需要批评和商榷。而近年来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研究,很少见到有关学术批评和商榷的文章。显然,这对学术发展是不利的。为了更加有力地推进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对上述情况做出改进是必要的。首先,要营造批评与商榷的良好学风。其次,要关注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中的重大问题。再次,要有批评、商榷、讨论的园地与平台。

应重视历史人物评价和人物传记书写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 卜键

  当前,召开关于史学功能和史学家担当的研讨会很有针对性,尤其是谈到史学家的担当,令人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我仅就历史人物评价和人物传记书写谈一点个人看法,也是近年来在研究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敬请指教。
  研究历史能离开对人的认知吗?当然不能。一部《史记》之所以辉映千秋,离不开对人物的准确把握和生动描摹,不独列传和世家,本纪中亦随处可见刻画人物的妙笔。而今天我们的不少史著,常是见事不见人,以事驭人,匆匆来去,不见性情。过去一些大史学家如吴晗、陈寅恪都曾花费心血写作传记,今天则较为少见。历史传记的写作,基本让给一些非专业人士及网上写手,史学家有些缺位。当然网络上也能见到严谨的好作品,但多数缺少艰苦的史料搜集,缺少严肃的写作态度。大量的以讹传讹,大量的猎奇猎艳,大量的胡编乱造,带给读者尤其是一些年轻读者的会是什么呢?
  问题出在哪儿?第一,不下力气阅读和辨析原始史料。第二,评价体系陈旧,措辞随意,尺度不稳定,认识不深刻,判断不客观。不从史实出发,不从细节着墨。第三,选择单一,喜欢在热闹处拥挤,喜欢宏大叙事,空疏浮泛,而对很多基础的东西、基本的典章制度、风土民俗不去关注。第四,文字不讲究、不生动,晦涩艰深,使人难以卒读。书之不文,自然传之不远。
  怎样才能改变历史传记芜杂的现状?当然希望有规划和主导,更重要的则是史学界的重视,史学家的潜心写作。优秀传记的写作殊为不易,需要长时间坐冷板凳,需要抓住人物的神韵,需要可信的细节,需要传神笔墨以见数百年前之场景。研究历史应以人为核心,以那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为着力点,这是历史传记的责任,也可扩展到整个历史学科。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联,是人的社会性。习近平主席强调“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既是对史学界的鼓励鞭策,也启发我们更多地去关注历史上的各色人等,尤其是那些传承中华道统、在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民族脊梁。

历史学的实践性与历史经验
    《中国史研究》主编 彭卫

  历史研究是否需要指向现实,历史知识是否要介入现实世界,历史学家是否要具有对现实关怀的精神,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始终处在变化的过程中,不同时代历史学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现实所提交的,从而每一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离开了对现实深切和真挚的关怀,历史学将成为一潭死水。
  “求真”和“致用”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诉求,前者显示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后者则展现了历史学的实践性。“用”在何处?何以“致用”?这不仅显示出历史学家的现实担当,也体现了历史学自身的成熟度。在我看来,历史学的实践性最为重要的方面是通过对历史的认识,明了我们生存的文化根脉;明了我们漫长的发展路径;明了我们从哪里来,怎么来,向哪里去,如何去,从而向公众、社会和国家提供丰富的、有说服力的、有建设作用和启发意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
  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如何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主要来自历史学的学理特征。历史学是一门记忆的学科,它通过对以往历程的回顾、追忆和反思,使得过往的痕迹成为对当下和未来有益的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历史经验”。对这种经验的凝练和升华,便产生出“历史智慧”。人类历史的每一个进步,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都建立在历史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
从方法论看,对“历史经验”的考察有三个值得重视的方面。
  首先,“求真”和“致用”的关系。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历史经验的获得是以“求真”为基础的,离开了历史的真实性,必然会导致对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误用和滥用。以不真实的历史知识为现实服务,无论倡导者的本意如何,其结果都不仅损害了历史学的尊严,而且从根本上说也不能对现实产生积极作用。
  其次,历史工作者介入历史经验领域应当以其专业性的学术底蕴和学术视域作为基本框架,应当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深切理解历史经验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努力把握“历史经验”蕴含的规律性的内容,应当是我们“致用”的方向。
  最后,人类历史是一条变动不居的长河,历史经验同样如此。一个时代所需要的“历史经验”来自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对现实的体验;“历史经验”的有效性具有特定的时代指向;“历史经验”的结论具有不确定性,但“历史经验”的意义则是永恒的。

从历史中把握未来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 卜宪群

  史学界都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本人,高度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意义。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在已经进行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中,有五次是关于历史或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学习,其中三次是直接围绕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习;二是在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中,多次谈到学习历史的理论指导、方法和重要意义。今年8月,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次在亚洲、在中国召开,习近平主席不仅以贺信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这次会议的高度重视,还在信中一如既往地阐述了他对人类历史、对古老漫长的中华历史与当代中国发展关系的一贯看法,再次体现出他主张从历史中学习经验,从历史中把握未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
  我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历史学习给予高度重视,是党和国家、时代和人民对历史学真诚需要的反映。
  首先,今天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正确理解与认识。如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三个“很难全面把握”,说明了学习历史知识在科学、全面、准确解释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意义。总书记在贺信中还特别强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体现了他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科学认识。
  其次,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书记的讲话将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与历史紧密联系起来。同时,总书记又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待中华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古为今用,区分精华与糟粕,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继承传统文化,而不是全盘接受,不是以儒治国,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在坚持民族文化为本的前提下,吸收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最后,从历史中学习总结经验,运用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习主席在贺信中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他还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丰富内涵,已经借鉴吸收到今天治国理政的实际运用中来。
  新形势下,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当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承担起党和国家,承担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一是史学工作者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彻底摒弃、清除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上的错误影响;二是史学研究应当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关系,科学阐释今天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三是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

自觉践行时代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历史研究》主编 李红岩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一深刻论断,揭示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人类主观创造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时代任务。只有深刻认识到这个时代已经存在或正在生成过程中的物质条件的人们,才会自觉地去践行时代使命,解决时代任务,推动历史进步,创造新的历史。
  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深晓这一道理。他们立足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物质条件”,从历史的最深处阐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经由实践验证了其结论的科学性,交了一份出色的历史答卷,圆满地完成了时代使命,解决了时代任务。他们之所以能取得适应时代要求的伟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掌握了唯物史观,并实现了与中国古代、近代历史在科学意义上的结合。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自孔子作《春秋》,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观点一向认为,史之作用,仅亚于六经,优秀史家必须是有益于国家、通达政体的俊识通才。求真、求实的最终目的,也是经世致用。这是中国古代知识论的重要特征。
  无论从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出发,抑或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统出发,当代中国史家都理应自觉地体认今日中国之“物质条件”,从而认准时代任务,以极大的热情、深厚的学识践行时代使命,以求得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统一。只有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发展的现实制高点,中国史家所解决的时代任务才会达到历史制高点。
  中国史学家应该从践行时代使命的高度,从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的维度自觉地学习、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内在地蕴含着完整的历史理论。作为当代中国史家,有责任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将这一完整的历史理论阐释好、宣扬好。中国史学家应该从践行时代使命的高度,从推动历史进步的维度自觉地学习、阐释习近平同志关于历史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不仅论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学的强大功能、历史与现实的融通关系、对历史应持的正当态度以及学习历史的重大意义,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我国历史学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启示价值。
  中国史学家应该从践行时代使命的高度,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维度,自觉地以历史学为园地,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作贡献。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促进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历史学无疑可以发挥独特的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历史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第一编研部主任 陈扬勇

  今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阐明了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赋予了历史研究工作者神圣光荣的使命担当。站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着眼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历史研究工作者应当肩负起怎样的使命担当呢?
  第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记述和研究历史,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近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深谙“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之道,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攻击、丑化、污蔑我们党的领袖,任意放大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的失误和挫折,把一些局部细节无限放大以代替全部,把中国共产党妖魔化;故意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夸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妖魔化,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历史记述和研究中的正确立场和正确方向,就是要求准确把握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以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批驳那些别有用心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论。
  第二,让历史说话,用事实发言,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是自封的,它来源于历史,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也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过眼云烟,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中国人民才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为中国没有听信别人的误导,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用历史事实告诉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第三,对外讲好中国历史故事,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争取良好的国际舆论和国际环境。习近平同志指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可以并且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这实际上赋予了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外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使命。要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要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由于对历史的中国不了解,国际社会对今天的中国存在这样那样的担忧、怀疑,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绝大部分是负面报道。因此,历史研究应该放眼世界,加强对外交流,从现实和历史两个层面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争取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自己发展道路所作出的选择。

以史为鉴的当下意义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熊月之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视史学传统的国家。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实上起着准宗教的功能。帝王将相可能不怕天不怕地,但怕史官,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所以才会有太史简、董狐笔的典故。唐代以前,皇帝无权阅读史官对他的记录,史官地位相当特殊。这种情况,自唐太宗以后才慢慢改变,但帝王在乎自己在历史上的名声,则是中国一大传统,根深蒂固。
  以史为鉴是史学突出的功能。唐高祖称修史是为了“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将史书的功能明定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为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有资于治道”。至于唐太宗对房玄龄所说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那句名言,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事实上,中国每一个兴起的王朝,都从前朝以及更早的朝代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利者沿之,弊者革者,有损有益。由封建而郡县,由九品中正而科举取士,由藩镇割据而以文制武,都是以史为鉴的结果。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变迁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不断地以史为鉴的制度完善史。
  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历史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朝代。以史为鉴之所以可能与有效,这是因为,第一,每一个朝代的存在,都是历史的存在,都是由历史的联系、发展与积淀而来,都离不开此前业已存在的物质环境、科技水平、典章制度、精神氛围与各种联系,这也是秦制汉承、隋制唐袭、明制清袭的内在根源。第二,古人今人,心同理同。不同时代的人,可能相隔一两百年甚至一两千年,可能物质环境、科技水平、典章制度、精神氛围与各种联系已有极大变化,但是,同样作为人,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其思维方式,还是有其相同、相似、相通之处。正因如此,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就可能化为后人的智慧,对后人有启迪与劝诫意义。人生不过百年,所能亲历亲见亲闻之事总是有限,但是,如果能够化古人之经验教训为自己之智慧,在一定意义上,即延伸了个人生命的长度,扩展了个人生存的空间。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原因盖在于此。
  以史为鉴,当然包括汲取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历史营养,但是,更自然、直接、有效的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中汲取营养。这是因为,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独特的价值体系,历数千年而未中断。中华传统文化有些元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心灵之中,体现于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有些文化传统看似中断,但未消亡,一旦激活,仍能发挥重要作用。任何历史研究都不是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其立足点是现在,研究对象是过去,而面向是未来。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深入总结。

强化史学研究助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教育部社科司司长 张东刚

  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致信祝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从社会发展、民族振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战略高度,精辟阐释了历史科学和史学研究的价值及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辩证地指出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了科学认识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重要性,充分表达了党和国家对历史学及史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和面对历史所秉持的郑重态度,并对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及与会的各国专家提出了真诚而殷切的期望。这为我们深化对历史科学的认识,深入推进历史学科建设,推动史学研究传承创新,提供了强劲动力和行动指南。
  历史是人类探知世界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知识、经验和智慧的百科全书。史学研究通过探究人类社会过往,总结把握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凝练具体的普遍性规范,为人们提供镜鉴。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伴随着伟大的经济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史学研究异彩纷呈,流派迭出。观古今,察中外,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不仅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注入了活力,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智慧之源。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时代的战略高度强调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加强史学研究,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史学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发展、提炼中国经验、观察世界变化,对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意义重大。
  坚持正确方向,筑牢中国史学研究之“本”。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之魂。一要坚持正确史观。史学工作者要保持浓厚的历史纵深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深刻认识历史曲折发展的客观规律,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本真,丰富历史智慧,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服务。二要反对一切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要保持清醒头脑,勇担正本清源的重任,把握正确导向,加强正面研究宣传,辩证、求实、科学地做出评判。
  联系实际,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转向。坚持问题导向,提升问题意识,推动方法论创新,是推动史学思想理论创新体系建设的本质意涵。一要立足中国实践。当前,史学研究要深化对中国制度选择、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的探索与认知,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科学、全面、准确地阐释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为发展充分反映当代中国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二要回应重大关切。史学研究要抓住关系全局的重大历史理论与现实问题,做好中长期规划,明确主攻方向,强化战略思维,开展前瞻性研究,培育原创性理论成果,参与高水平史学智库建设,不断挖掘、总结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三要注重方法创新。要整合资源,深化协同,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注重传播,增强中国史学研究话语权。坚持大众化方向,增进互鉴互信,丰富传播路径,是构建史学学术话语创新体系的内在要求。一是向大众“细说”历史。要以真实可信与通俗易懂为标准,大力开展普及性史学创作。要加强和媒体更有效的合作,提升学术研究的影响力、感召力。二是推动交流互鉴。坚持中国特色与世界前沿的有机统一,加强对国际史学领域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的及时追踪与深入研究,以我为主,消化吸收有益成果,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三是拓展优化对外学术传播网络与载体。积极组建和参与相关国际史学研究机构,打造享誉中外的史学出版机构和出版品牌,构筑以我为主、开放包容的国际史学对话平台,着力涵养和增强引领国际史学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史学功能和历史认识的基本原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原所长 于沛

  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之一,是彰显史学的功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学要自觉地承担起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
  历史—现实—未来有不可割裂的规律性联系,历史既是人类总结过去的记录,也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未来的向导。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努力实现“中国梦”,需要汲取历史的智慧。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如何发掘中国独特、丰饶的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彰显历史学的功能,是摆在中国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现实的任务。
  毋庸讳言,史学功能是不会自发实现的。如何充分地实现史学功能,有必要强调历史认识理论的基本原则。历史认识理论,建立在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实践促成了历史认识理论的概念、范畴和体系的产生;实践是历史认识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动因;实践是历史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说:“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而要真正“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不可脱离历史认识的基本原则:
  其一,历史认识要建立在对现实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上。其二,历史认识要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其三,历史认识要有价值判断,没有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是不完整的历史认识。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不仅体现出历史价值观,同时也体现出社会价值观。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 汪朝光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提出,“这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那么,如何理解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我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首先,我们需要有全球视野。自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起始,伴随着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以及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世界便开始了主动或被迫的一体化进程。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便是这样“三千年一大变局”,其起因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并以强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密不可分。由于封建统治者不谙世界大势,固步自封,使中国在近代融入世界的进程中饱受屈辱和失败。而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复兴的奋斗,又是中国人确立自身定位,拓展全球视野,走向世界的过程。
  其次,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全球视野?全球视野,意味着真正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观出发,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是以狭隘的或变相的“西方中心论”作为全球视野的出发点。每种文明都有其特性和特质,所有不同文明的交汇融合,各美其美,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才是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文明。站在这样的角度观察世界,才是真正的全球视野。文明与文明、国与国以至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存在之间,总是有不同程度的互动影响,而且,全球化程度越高,这种互动影响越是密切。
  再次,如何在全球视野下看待中国与世界?文明的交往与融合,本身就是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如何既坚持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保持民族自尊与情感,又汲取外来文明的长处,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如何在西方强势影响的外部环境下,改善中国的内部体制机能,进而实现对传统的超越和现代化,这些都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反复思考并力图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70多年前,在西方主要国家沉浸于对法西斯主义“绥靖”的幻想中时,中国已经在独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当老牌资本主义强国——法国在法西斯德国的进攻下迅速溃败时,中国仍然在坚忍不拔地坚持抗战;当日本侵略军席卷整个东南亚时,中国毅然出兵缅甸支援盟军;当西方国家抱着殖民主义的心态企图在战后继续维持其对殖民地的统治时,中国则坚定地支持朝鲜、越南、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等等。所有这些,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和战后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也证明毛泽东的名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全球视野下看待中国与世界,当中国崛起已然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性事件之际,我们应该对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有更多的自信和从容。
  当我们对全球视野的必要、什么样的全球视野和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便可以更深入地体会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所指出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加深彼此的了解,以利于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积极发挥世界史研究的社会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孟广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与拓展,中国开始从发展中国家逐渐向发达国家过渡,并且日益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大国角色。这一态势,迫切要求借鉴外国尤其是西方各大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此大背景下,我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多视角、多层次借鉴西方史学成果上,在对诸多重大历史现象的诠释上,在对相关历史法则与规律的探求上,我们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在总体上说仍属初期发展阶段,在科学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在对国外学术史的梳理与辨析上,在原始资料的掌握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由此而导致我们对西方史学成果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盲目崇拜与机械照搬,难免受到“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困扰。
  要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状态,为当下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发挥史学应有的社会功能,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史研究工作者的历史担当。首先是培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要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来批判借鉴国外的学术成果,将其科学精神融入对外国历史的探求之中。其次是强化语言培训和原始资料的搜集与运用,在主要国家、地区的历史领域建构起史料数据库乃至史料学,依据最基本、最可靠的史料来展开探讨,力求让相关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让我们的研究成果最大程度地接近于历史实际。还有,在借鉴西方成果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对它的“路径依赖”,从批判借鉴不断升华到自主的学术创新,拓垒出既与国际接轨又彰显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理论、方法体系,做出一流的学术成果,获得与国际史坛展开平等对话、交流的资格与能力。
  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讲话精神的鼓舞下,通过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定会不断地开拓创新,最终将树立起中国学术的鲜明旗帜,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真正科学的域外历史借鉴。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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