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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鼎革视域下的“世子之死”


杨海英
2017-08-21 10:46:39 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7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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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二年(1645)二月,李氏朝鲜储君——世子李 返抵王京汉城(今韩国首尔),结束了在清朝长达八年的人质生涯,但仅两个月后,即“染病”暴毙,年仅34岁;之后不到一年,面对赐死诏命,世子正妻姜氏慨然赴死。然而,肉体的消亡并未让他们得到彻底解脱,反倒意味着这对夫妻彼世厄运的开始:世子死后葬于汉城西北郊的昭庆园,姜氏则长眠于汉城西南郊的永怀园。从此,夫妻二人隔着繁华喧嚣的汉城,开始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孤悬相望;而他们“生得同寝,死却异穴”的凄凉遭遇,不仅引来无数唏嘘,也成为各方学者一再提起的历史公案。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将视线延伸至当时东亚区域的历史背景——明清鼎革,发现东亚视域下的“世子之死”既是鼎革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李朝政局联动反应的重要环节,也因其历史和政治意义早已溢出半岛边界,而成为当时历史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朝通明抗清计划失败

  1636年,皇太极再次出兵朝鲜半岛,迫使朝鲜签订城下之盟:废明朝年号,奉清正朔,以世子入质清国,定时贡献方物,史称“丙子虏乱”。朝鲜被强行剥离出明朝朝贡体系,成为清朝属国。然而,自隋唐以来,半岛政权常以“小中华”自居,李朝不仅深受儒学“大义名分”和“夷夏之防”思想的熏陶,而且立国二百余年,与明朝“义即君臣,恩犹父子”,“壬辰倭乱”时又承明朝“再造之恩”。所以,即便沦为“夷狄”属国,但李朝不仅在文化上蔑视清朝,在感情和政治上仍旧“不背中朝(即明朝)”。从“丙子虏乱”至1644年清军入关,李朝君臣多次策划实施了潜通明朝之举,其中以林庆业与沈器远的活动最为典型。
  林庆业,字英伯,时任平安兵使,是当时李朝大为倚重的军事将领。崇祯十三年(1640),松锦大战爆发。受清朝胁迫,林庆业率朝鲜水陆军“助战”。然而,林氏行军途中拖延塞责,抵达前线后,更是阳奉阴违,乃至密通明朝登州水师,将军事情报具告明方。在旅顺外海与明水师遭遇时,双方“去丸虚发”,朝方自沉船数十艘,佯败而退。林庆业还多次遣送僧人独步(赐名丽忠)入明联络,配合明朝“联鲜图奴”战略。松锦大战后,洪承畴兵败降清,这一通明计划随即败露,清人逼迫林庆业等赴沈阳受审。林氏自念徒死无益,途中从海路逃往明朝,留居石城岛明朝水师麾下,继续抗清活动。
  沈器远,字遂之,时任左议政,封青原府院君,在“仁祖反正”及“丙子虏乱”中功劳卓著。沈氏大力支持联明活动,事败后,又助林庆业成功出逃。更重要的是,沈器远愤于“臣事清朝”而仁祖又怯于“清人积威”的现状,乃谋划“通中国攘外夷之计”,意图以雷霆手段迫使仁祖禅位,另“择先王子及宗室中有令名者”为王,实现“拒斥清人,日月重光”的“男子事业”。(《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三月丁未)然而,由于黄瀷、李元老等告密,以沈氏为首的涉事人等均遭仁祖处死。
  沈器远“谋逆”事败在崇祯十七年三月间;四五月间,清军入关并攻占北京。明朝的覆亡使李朝彻底失去了实际的效忠对象,而林、沈等抗清干臣的败亡也标志着李朝武力抗清的失败。这意味着清朝已取得了博弈全局的绝对优势,李等一干人质亦失去实际意义。正如多尔衮所言,“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于是,清军入关当年,便放还了李 等人。

  世子与抗清活动关系微妙

  顺治元年十一月,李一行从北京出发,取道沈阳,次年二月返抵汉城。仅两个月后,世子暴毙于昌庆宫欢庆堂,得谥“昭显”。《仁祖实录》载:“世子十年异域,备尝险艰。东还才数月而遘疾,医官等亦妄施针药,终至不救。”按上述官方说法,世子乃因染病进而遭医官“误诊”而亡。这一说法虽得到部分学者认同,但是世子死后葬礼之减薄、正妻姜氏及阖族被杀、三位子嗣仅一人幸存等后续事件,让更多学者认为世子之死乃肇因于政治阴谋。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当时李朝内部抗清派与亲清派的斗争,特别是林、沈等抗清干臣的败亡,连带世子最终失势被杀。然而考诸史料,个中情由未必如此简单。
  据《沈阳状启》《昭显沈阳日记》等资料显示,松锦大战前后,林庆业等确与世子有所交集。但据相关记载,世子与林氏等人的实质性交往始终未逾泛泛。而林氏种种“助战”行为不仅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让本就处境堪忧的李屡屡承受严峻的政治压力。崇祯十三年六月,清人就林庆业及李朝朝廷在战争中的消极表现当面诘问世子:“林庆业等舟师,使之前进则不肯前进,使之卸下米包于辽河口,则亦不肯前往,此何意耶?”世子答曰:“久未知舟师声息,深以郁闷,今闻此奇……不胜惊愕之至。”又问:“五月晦日,舟师与汉船相过,汉船来击后殿之船,而船中不为放炮,虽或放炮,不至伤人,前船亦不相救。且三船托以漂去,而汉人以空船一只,载还鲜人二名。本月十二日,汉船三十八只,见于不远之处,而亦不迎战,此非因朝廷吩咐,与汉人交通相应之事耶?”世子再答:“本国竭力调发,多载火器战具,岂有他意,且既已定将出境,则成败利钝在于将臣,此岂朝廷与馆中之所知也?庆业等功罪赏罚,唯在大国处置,本国何敢与知乎?”可见,林庆业等人阵前通明、消极避战的行为无一逃过清人监视;面对清人责问,世子只能委曲求全,将林氏等人的“失利”责任推给清朝,而对所谓“与汉人交通相应之事”与“朝廷”(李朝)和“馆中”(世子)的关系则一概否认。沈器远等人“谋逆”时,因为世子质留清朝,且被认为“素无远虑”,因而被排除在拥立对象之外。因此,李 之死亦称不上与李朝抗清活动和抗清派有直接关联。

  鼎革大势主导世子命运

  李 的政治和个人命运无法用单一因素进行考量,而是明清鼎革大势对李朝政局总体影响的结果。明清鼎革期间,仁祖朝的对外政策大致以1644年清军入关为界,此前,李朝旗帜鲜明地站在明朝一方,断绝与清(后金)的一切联系,即所谓“仁祖反正”;“丙子虏乱”后,李朝虽为清朝属国,但对内仍暗用崇祯年号,并“潜通明朝”。在清军入关和明朝覆亡前后,李朝深感大势已去,被迫调整策略。然而,此时的仁祖朝堂不得不面对两方面压力。
  其一,来自李朝内部忠明势力的压力。仁祖朝以“忠明绝虏”的旗号取得政权,但臣事清朝的事实使其时刻面临统治合法性危机,以致发生多起以“忠明”为旗号的“谋逆”事件。所以,李朝不仅严厉镇压了沈器远等人,还积极引渡被清人捕获的林庆业,处以极刑,既维护仁祖权威,同时向清朝表示“悔过之心”。
  其二,来自清朝方面的压力。清军入关后,仁祖极为担心清朝会对之前“潜通明朝”的历史问题秋后算账,而清算方式则极有可能是在李朝内部寻找新人取而代之。而李“恰到好处”的回归,则无法让仁祖不产生狐疑:“清国此举,果出于好意,而无别情耶?”(《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
  李朝对世子李 的官方评价也提供了重要线索。“世子姿质英明,而器量不弘。曾在丁卯之难,抚军湖南,节损供御,务祛弊瘼。及丙子之变,陪大驾入南汉城, 清贼胁我以世子为质,三司力争之,上亦不忍,世子即自请曰:‘苟安社稷而保君父,臣何惮行。’及被拘而西也,苍皇之际不变辞色。接遇陪从诸臣, 恩礼俱至,凡有疾病困厄者,辄尽力拯济焉。世子既久处沈阳,一听清人所为,出入于田猎戎马之间,所亲狎者皆武夫厮卒,专废讲学,惟事货利,且以土木之役、狗马之玩为事,贻讥敌国,大失人望。”(《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三年四月丙辰)以入质清朝为界,李朝对世子的官方评价前后如同冰炭:入质前称得上“公忠体国”;而“久处沈阳”则“一听清人所为”,乃至专嗜“货利”“狗马”以致“大失人望”。
  “一听清人所为”似乎暗示世子在政治上完全倒向了清朝。从《沈阳状启》和清朝方面史料来看,入质期间,李 因仁祖朝廷通明之举而遭清人问责时,虽极力为祖国和自己辩白,但大多以“臣事清朝”为政治前提。特别是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催促朝鲜出兵助战,朝鲜几番推诿后,仅派遣林庆业率兵300人敷衍了事,而后继军队迟迟不发。面对清人严厉质询,世子申诉无果,以至“伏地请罪”。所谓“一听清人所为”,大致不外如是。清朝则一面以世子要挟仁祖朝廷;一面对世子安抚拉拢,将其与仁祖朝廷区别对待,明确表示“(军队)后期之罪,在于本国(即李朝朝廷),在此之人(即世子),非所预知”。易位而处,世子的言行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仁祖看来,其“一听清人”的表现与清人“在此之人,非所预知”的谅解之间,未必不是一种默契。在这种语境下,世子以“本国之罪,替加吾身”的“揽过”方式对这次政治危机的成功化解,恐怕只能在仁祖那里得到更为负面的评价。
  饶有深意的是,入关后,清朝不仅将世子遣归朝鲜,还特许可以起复叙用因通明反清而被罢黜的李景舆、闵圣徽等四人,并在给仁祖的“诏敕”中“点明”,此是 “世子乞恩”之故。在世子“暴卒”后,清朝实际掌权者多尔衮在给李朝的“慰问信”中,不仅对世子的早亡痛惜不已,更是表达了对世子的高度评价和曾经的政治期许:“世子惠和敦恪,金玉其章,洵保世之令器,皇上暨予极为珍爱,客冬送归,方期佐王宣化一方,为我良翰。”清人允准世子对反清大臣的起复要求,又获得“佐王宣化一方,为我良翰”的政治期许,加之世子入质期间“一听清人所为”的政治表现,同时触及了仁祖上述两方面压力的底线,而“世子之死”似乎就无可避免了。
  有关昭显世子之死的史学讨论至今仍言人人殊。但就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决定其命运的并非所谓李朝内部政治斗争、抗清亲清之争等单一因素,而是明清鼎革之历史大势发挥了主导作用,这同时也反映了历史环境的剧变与国家、个人命运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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