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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风所趋 因缘际会——乾嘉四大幕府与清廷政治


孔定芳
2017-04-28 09:47:24 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27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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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术史由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人导其先路,至乾嘉之际,朴实的经史考证之学蔚为大观,中华数千年学术文化的整理和总结取得了集大成的成就。其间固然有赖于学人的辛勤耕耘,而那些身为大吏的学者型官员以幕府为中介,奖掖学术、作育人材,对乾嘉学术亦贡献不小。由是,通过对乾嘉四大幕府的研究,探赜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成为一个颇具价值的重要课题。
  《乾嘉四大幕府研究》一书主张,在乾嘉四大幕府已有研究中,对阮元及其幕府关注的多,对卢见曾、朱筠、毕沅及其幕府等研究的少;分别研究的多,将它们视为整体研究的少;关注他们仕宦、文学成就的多,对其学术源流、学术文化活动和成就及其影响揭示的少。

  抉发史料的内在联系

  该著以卢见曾、朱筠、毕沅和阮元四大幕府各自成篇。通过广泛搜集幕主和幕客的相关史料,稽考幕主的庭训启蒙、师承授受、学友交往、生平学行和从政经历,使幕主的学术宗尚一一得到呈现。而对于幕主的为学实践,则考察其开馆校书、纂辑经史、搜刊金石,以及扶持学人、表彰汉学的史实,借以彰显幕府对乾嘉学风的形成和乾嘉汉学成就的贡献。
  在考察过程中,作者并非简单地排比史料,而是抉发其中的内在联系。比如,毕沅幕府编纂《史籍考》,书中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酝酿期——李调元发其先声;正式启动期——毕沅主其事,章学诚辛勤其间;续纂期——谢启昆主其事,而胡虔、钱大昭、马宗琏等人用力颇勤;再度续纂期——潘锡恩主其事,发凡起例,尤以许瀚为最。同时,对于尚存歧义的学术公案,汇集诸家之说谨慎论断,如关于《续资治通鉴》不同刻本之卷数的考订。
  全书始终贯穿着一条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将四大幕府的学术活动和学术贡献,置于乾嘉学术整体演进过程中加以审视。具体而言,乾隆初叶的卢见曾幕府以“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为学术取向,发“汉学的崛起”之先声;乾隆中期的朱筠幕府力倡“识字以通经”的为学方法;毕沅幕府以对经史之学的竭力倡导和扶持,促成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阮元幕府则秉持“推明古训、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致力于表彰经学。四大幕府前后相继,构成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演进过程的四个重要阶段。作者就此总结:“此一发展态势……为道咸以降经学的延续和集大成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乾嘉学派崛起的原因

  将学术史、政治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结合,是全书凸显的研究方法。任何学术现象的出现,均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乾嘉四大幕府学术群体的涌现自不例外。只有深入考察清代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理路和清廷的政治文化政策,才能准确而客观地揭示出乾嘉四大幕府的学术特质。书中提出,乾嘉学派以其朴实考经证史的为学特征,揭开了清代学术的新风貌,经义古学因之成为学人致力的新途径。而探其缘由,乾嘉学派之所以由崛起到兴盛,一方面因为清廷政治文化抉择的转向,以乾隆初叶再举“博学鸿词科”、诏开“三礼馆”和“经学特科”等为标志;另一方面则缘于清初以来知识界对“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为学路径的倡导。时风所趋,因缘际会,卢见曾、朱筠、毕沅和阮元等学者型官僚闻风而起,开幕延宾,俨然形成乾嘉学术四大重镇。
  该书附录部分尤显勾稽史料的功力。其中“乾嘉四大幕府幕主简表”分别将四大幕主仕宦经历、为学师从、学术宗尚、学术成就和主要幕客等条贯罗列。“乾嘉四大幕府幕客简表”则梳理了四大幕府幕客的籍贯、生卒、家境、功名、游幕前活动、游幕经历、幕中活动等,并列示参考文献。而“乾嘉四大幕府学术编年”则将四大幕府相关史事一一系年,使四大幕府的学术活动和成就充分彰显。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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