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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及其学术价值


陶海洋
2017-01-16 10:01:50 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月1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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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杂志》是一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综合性刊物,它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04年3月11日,1948年底停刊,办刊历程前后45年,共计出刊44卷、819号,先后设置了70多种栏目,刊载20000多篇文章、1000多篇文学作品。
  《东方杂志》前后经历可分为五个时期。1904—1910年是它的创办阶段,先后由徐珂、孟森主持。1911—1919年由杜亚泉主办,1920—1931年由钱智修主办,1932—1941年由王云五主办,1943—1948年由苏继庼主办。其中,1932—1941年这一时期,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曾先后担任主编。
  在《东方杂志》的诸位主编中,杜亚泉以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主编《东方杂志》时间最长,胡愈之的作品最多。杜亚泉(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浙江上虞人,是中国20世纪初普及科学知识最有贡献者之一,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启蒙者。1904年秋应邀加盟商务印书馆,曾协助张元济奠定了编译所的发展基础,并负责理化书籍编译。1909年初兼任《东方杂志》主编,坚持以“调和论”积极参与中西文化关系论争,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钱智修(1883—1948),字经宇,笔名坚瓠,浙江嵊县人。191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后来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初到1932年初担任主编,经过他的进一步改革,《东方杂志》继续介绍新思想新文艺,并更好地顺应时代潮流,更客观地对待各类学术思想。钱智修担任主编时间最长,注意培养任用年轻人,但目前对他的研究还颇不够。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浙江上虞人。1914年10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15年下半年开始任《东方杂志》编辑,翻译了大量国外资料,介绍世界政治发展、新科技与新文化,1932年10月到1933年3月担任《东方杂志》主编。
  《东方杂志》的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时代变迁,成为记录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的一个资料库。20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事件,主要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这一时期,中国面临外部世界动荡,内部军阀乱政,国势艰难的局势,但中国人也认识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并因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而多了一种救国方案的选择。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力介绍西方各类社会思潮,包括介绍苏联的社会发展,积极响应新文化运动。1929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在此前后中国取得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不断巩固政权,国家经济获得新的进步,也部分地收回了国家主权。二战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东方杂志》详细记载了这些重大事件,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丰富的资料。
  另一方面,《东方杂志》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为知识阶层提供了一个大型的公共平台,从而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大型思想库。《东方杂志》正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观念变革迅速、学术思想倍增的年代,也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纷纷、思潮迭现、起伏剧烈而又发展快速的年代。《东方杂志》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的探讨,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介绍,可以看成中国人自近代以来思想变化的集成,即学习西方器物文明的同时,以立宪改革主张谋求社会发展。二是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新思潮。新思潮展示了世界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现了现代社会的各类发展模式,并在引进国外社会文化的同时,努力形成“中国人自己有系统的叙述”。三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全方位地介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述评,成为20世纪中国人关注世界发展理论的里程碑。同时《东方杂志》大量发表文学作品,输入现实主义文学新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可以说,中西文化交流是《东方杂志》最重要的理论底色。
  《东方杂志》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是大众文化灵魂的坚定守望者,是精英文化的重要创造者,更是社会人才的热情培养者。当时不少文化名人在《东方杂志》发表过言论文章,有些还是他们一生的代表作,这些作者既有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学者,也有文坛作家,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其他党派的作者和社会人士。经过笔者研究梳理,《东方杂志》文章作者包括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黄炎培、蒋梦麟、胡适、林纾、严复、贺麟、梁漱溟、冯友兰、张君劢、钱穆、顾颉刚、俞平伯、王国维、陈垣、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冰心、叶圣陶、胡愈之、朱自清、熊佛西、郑振铎、张慰慈、杨端六、周建人、竺可桢、罗家伦、钱基博、孙本文、费孝通等。在这些作者中,发表作品最多的是胡愈之,先后有近700篇,这些作品,使他从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普通练习生,最终锻炼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梁漱溟曾回忆说,他能够到北大担任哲学教授,是由于蔡元培看到了他在《东方杂志》上的相关文章。贺麟认为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自己哲学研究的开端,他因此也与商务印书馆“成了好朋友”。巴金晚年在《随想录》中,回顾了在《东方杂志》发表作品的经历,并说:“《东方杂志》月出两册,办得很精彩,思想进步,受读者欢迎。”冰心这样深情地回忆:“我和商务印书馆,有一段很长的学习和文字的因缘……十二岁以后我到了北京,那时我母亲定阅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也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从这些杂志的文苑栏内,初次接触了‘词’这个诗歌形式,并且喜爱了它。在我幼稚的心中,商务印书馆是一座屹立于上海的巍峨大厦,里面住着几位传授知识的大师,如张元济、高凤谦……”
  《东方杂志》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讨论,提出了关于现代文化的十个问题。一、如何认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二、如何“保守”中国传统文化并在走向现代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三、如何认识“现代社会病”——由工业文明导致的现代战争等问题?四、如何认识西方不同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五、如何进一步引进和学习现代社会学科知识,并以之认识、引导和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六、如何引导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七、如何处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关系?八、精英文化如何促进民众的文化普及与提高——“促进社会自觉”?九、如何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个性与社会使命?其中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理念与人格现代化的方向。十、如何形成健康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应是社会真正尊重文化、文化界达成合理分工并能不断与社会发生互动的良性文化生成环境,等等。讨论留下了丰富的近代社会文化资料,后人自然可以加以深入研究,并且有益于现代社会的进步。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社会环境影响,《东方杂志》还有诸多不足之处,主要体现于创办和最后衰败这两个时期。在创办时期,《东方杂志》过于偏重资料汇集,其间曾出现过30多种栏目,但稳定性相对较差,仅有小说等少数栏目能够保持始终;同时相关文章多从教育救国等角度立论,热切呼吁清廷实行改革,而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缺乏深层次思考。而在衰败阶段,主要作者呈不断星散之势,不仅文章的数量锐减、种类杂乱,而且没有优势突出的内容,相对集中的主题仅有文史、教育述评两类;同时长期没有设置栏目,更没有出现新栏目,杂志印刷质量一度也十分粗劣,办刊特色也因此逐步丧失。
  当然总体而言,品读《东方杂志》,可以深深感受知识分子赓续民族文化的韧劲与宏愿,敬仰他们曾经付出的巨大努力甚至甘愿贡献生命的浩然正气。他们汇成的文化之河,曾经激荡过、澎湃过,现在正静静地流淌。后人应该学会欣赏,更有义务护持与增益。

  (作者单位:江苏科技大学)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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