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刘泽华:我是个一直有压力的人


陈菁霞
2015-03-07 22:29:33 阅读
《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4日第7版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最早知道刘泽华的名字,是因为“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争论。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一个人的名字和一个学派如此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不多见。而每次因为学术问题引起的争论,同识和弟子们也必会起而支持,成为学界一大看点,这,同样也不多见。
  刘泽华出身于文盲之家,1935年生,少年时期充满了战乱,只上了4年半小学即因内战辍学回家务农。一系列的意外,让他走进历史学科。退休多年后,刘泽华于2013年荣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

                “两次生命的侥幸”

  我是经过几个时代的人,出生时是国民党时代,后来在八年抗日游击战的边沿区,接下来就是国共打仗,1949年以后参与了迄今为止所有的运动。我出生在文盲之家,读书带有非常大的偶然性。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在街里玩,突然有个相面的过来,说这两个孩子有福相,一定要让他们读书。我父母是老父少妻,父亲那时都快70岁了,听说了这件事情,临终留下遗嘱,无论如何要让这两个儿子读书。
  我们村很小,隔几年才办一次学。我7岁那年学校正好赶上复校,刚上完三年级,学校又解散了,只好去六里地外的邻村上学。那时家里没有钟表,听鸡叫起床。1947年刚上五年级,因为打内战学校解散,只有回家务农。空闲时间迷上了武侠小说和武功。
  这期间有两次生命的侥幸。1947年刚入冬,解放军攻打石家庄,一颗炮弹砸透我家的房顶,正落在我睡觉的炕上,就那么巧,那天我是睡在了隔壁娘的房间,又是一颗臭弹,侥幸一命。1948年土改后征兵,没有踊跃参军的场面,而是按兄弟多少征派。我弟兄五个,四个哥哥中,一位当差抬担架去了,一位参加了革命,一位右眼失明,一位到华北大学当工,家里男丁只有13岁的我,自然由我应征。征四个人,五个人抓阄,我竟然抓空。去的四个人中,两位牺牲,有一位腿残疾只能做后勤。另一位是我的同学,在朝鲜战场上被俘去了台湾。如果我抓到阄,会是什么结果?天晓得!两次涉及生命的侥幸,人们都说我“命大”。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任何理想,我最大的愿望是当个店员,免遭暴晒。

             “糊里糊涂走进了历史学”
  
  1948年冬偶遇同学,得知学校开设了补习班。回校补习了两个月,1949年春,只上了四年半小学,历来是中等生的我,竟糊里糊涂考上了中学。学校离家15里,走读很难,住校交不起伙食费,痛苦至极。我找班主任要求退学。万万没有想到,老师竟然帮助我解决了伙食费,我感激涕零,当然也感激共产党。当时的政治活动极多,出于感激,我都积极参加。1951年底,上级突然决定我们班提前半年毕业,几乎全部去当小学教师。学生意见极大,嚷嚷罢课抗议。我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当然要响应党的决定,反复说服同学。对我来讲,当个小学教师已经不错了。分配时我意外被留校到总务处当庶务员。1952年秋我竟被保送去天津河北师范学院突击学俄语。学院规定必须满18岁,那年我周岁17,但填的是虚岁,侥幸过关。
  学习十分投入,一年下来,我能读斯大林的苏共十九大的讲演稿。结业时又是出乎意外,发给我们的是专科文凭。回校后我转为教师,1953年秋教初中,1954年春教高中,有不少学生是我初中时低两年级的同学。我全力投入俄文的提高,订阅了原版《布尔什维克》《青年一代》,并开始翻译其中的文章。
  当年秋突然接到调令,让我到石家庄三中(初中)当团总支书记,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但必须服从分配。1955年春,让我去从事绝对保密的审查干部的外调。正准备暑期审干,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去保定省委党校旁听“苏共党史”。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后,我被提拔为副教导主任,那年才20岁。
  1956年初,事前毫无闻知,我被调去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当理论教员。那时干部都要学习苏共党史,赶鸭子上架,我到各单位去照本宣科。这一年又被两次抽调去河北省委党校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957年,中国和苏联发生分歧,停止讲苏共党史,改学中共八大文件。到了6月份,几个青年突然一哄而起,要报考大学,我也在其中,报名最后一天报了名。宣传部长不支持,说你现在是行政19级,70多元。上学一分钱都没有(那年取消调干助学金),毕业后不过56元(反右后降为46元),工作需要你,你个人也不划算,何必迷信大学?我说,既然报了名,让我试试吧。就个人兴趣来说,我喜欢哲学,其次是政治经济学,但要加试数学,不行。文学吗,缺乏天份,只有报历史学吧。同伙都是高中生,全名落孙山,我竟然被南开历史系录取。考上了,上不上呢?我工作后一直负责母亲和妹妹的生活费,如果没了工资,她们的生活费没有着落,我左右为难。8月底,宣传部揪右派拉开序幕,我的几位恩师都牵涉进去。出来与他们斗争,良心说不过去;不斗,就可能被牵涉进去。几天几夜难眠,最后下决心一走了之。走前一天夜晚与恩师长谈,互相泪流满面。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走进了历史学。

                “红得发紫”的日子

  1958年8月,突然接到南开人事处通知,把我提前抽调出来当助教,这真是天上掉馅饼!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理想,没想到刚上学一年就实现了。这年春天历史系连续举行“红”“专”大辩论,争论历史学有什么用?我是一年级唯一的发言者,上去讲了一通马列主义的东西,引起了一些师生的关注。过去工作六年中我很少看电影和玩,全是集中精力学习,读理论著作,像苏联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时是一章一章出版)、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冯定的《平凡的真理》,我都频频地读,不懂的就死记。大概领导认为我还有一点理论水平,又能写点文章,所以把我抽出来也算有所据吧。
  当时,毛泽东号召工农领导干部占领讲台。有一位大厂子的党委书记来南开历史系任总支书记,他要开“历史科学概论”课,我和刚留校的一位学长负责写讲稿,离讲课只有两个月,只能东拼西凑。没想到他挺能讲,上课效果还不错。上学前就买了郭沫若、侯外庐的著作,感到思想史很有意思。思想史在南开历史系属于空白,我提出应增加思想史课程,待我进修后承担,获得领导支持。随后去中山大学从杨荣国先生进修。广州的口粮定量24斤,饿着肚子,咬着牙把先秦思想史都读了一遍。不到一年,体重降了十几斤,又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提前回校。
  1960年以后,学校进行调整,提前毕业的学生,统统回班重新学习。侥幸又落在我身上,只留下了我。此时有决定权的是魏宏运先生,他最初对抽调我有保留。我退休后谈及此事,他只说了一句话:留你没错。
  1961年我的业师王玉哲先生生病,主管教学的魏宏运先生突然通知我,让我讲课。我不知深浅,竟然敢于冒险。还好,没砸锅。此时我的同年级还未毕业。
  我有个习惯,就是把读书的感想记下来写成长编。60年代初,知识分子都不敢写文章,我写了《荀子的重农思想》和《孔子的富民思想》投给光明日报。没想到都登出来了,颇引人注目。
  当时我真是红得发紫,被提升为总支委员。据“文革”中揭发,我还是内定的第三梯队的接班人,拟提升为副系主任。1963年,根据华北局要求,给教授们写学术小传,竟然也有我的小传。这些都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树碑立传的罪证。我自然属于修正主义苗子。40年后,史学家田余庆对我说,1963年他随华北局调查组到南开,曾向南开有关负责人建议,应把刘泽华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与前边说的正契合。
  家庭生活方面,我也非常幸福。老伴是南开历史系同年级同学,上学时追她的人很多,我长得五大三粗,自知配不上,只能单恋。1958年一位老大姐说给我介绍对象,一说是她,我求之不得。1960年患严重肺病时,我怕拖累她,提出分手,她断然否定,要陪我到底,这让我感激一辈子。

            法家著作注释会议上“顶”迟群上了“黑名单”

  “文革”乍起,魏宏运即以“走资派”之名被打倒,我无疑是“走资派”的红人。那时写思想史文章大都会背上反党罪名,我写的几篇也难例外,随即就被革命群众揪出来,贬入“中间组”(准牛鬼蛇神)。1967年造反派夺权,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了我,又升级为“牛鬼蛇神”。因实在没有证据,1967年夏天获得解放。南开的两派都是中央文革肯定的,我也要紧跟,促联合,上午跟着造反派活动,下午到少数派那转转。造反派当时气势正盛,说我是“内奸”,要除奸,吓得我跑了。后来武斗升级,掌权派来抄家,幸亏文革一开始,我就把日记、文稿销毁了,只抄走一些书,有人顺手偷走存折。
  1968年工军队占领学校,人被分为五等:“忠字”学习班,“立新功”学习班,“斗资批修”学习班,“坦白从宽”学习班,“抗拒从严”学习班,我属于第三种。1969年党员登记,我第二批才过关。接着清查“5·16分子”,我又成了怀疑对象。后来负责“5·16”专案的人告诉我,是北京学部(社科院前身)大“5·16分子”洪涛(十几年前相识,后没有往来)咬了我一口。直到1973年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其实,“文革”中,我没参加任何活动,领导者都知道,虽然政治上不用我,但在业务上对我还是重用的。1971年,南开招工农兵学员,我被任命为教研室副组长,只管业务。魏宏运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后被结合。他抓业务,命我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1973年写出初稿,被人民出版社看上,几经修改,1979年正式出版。出乎意外,1978年底,我由一名大学都没有毕业的助教破格升为副教授。
  1974年,由姚文元提议、毛主席批准的“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我当时下放劳动却意外被指定与会。会议以“以儒法斗争重新改写历史”,“儒法斗争贯彻到党内”为主题。这时候我多少有一点自主意识,冒冒失失地在会上唱反调,认为盐铁会议以后就没有明显的儒法斗争了,怎么能用儒法斗争改写历史?儒法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与共产党根本不搭界。知识分子的“克星”迟群一听我发言,即刻打断,命我少讲。我回应说应该让我讲完,硬是接着讲。下来有人说,你怎么敢顶迟群,我说我不认识迟群,我讲的是事实嘛。因为“唱反调”,成了顶“四人帮”反潮流的人。那次参加会的还有杨荣国、杨宽一批学者,唐长孺在会上发言讲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儒法斗争,老先生一辈子后悔,冯友兰也在会上大讲特讲一番。1978年,《历史研究》和《人民教育》杂志清理这次会议,发现整了我的“专项材料”,上了“黑名单”。大约是暂缓批党内的“大儒”(周总理),侥幸没有被派上用场。

                “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

  1978年6月,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在天津召开,会议有两个特约代表,一个是李泽厚,一个是我。我做了一个题为《打碎枷锁,解放史学》发言,这八个字是冲着最高指示“史学要革命”来的,不过不能直接说“最高”,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黎澍主持会,让我放开讲,不受三十分钟(发言时间)限制。这篇文章很快在《历史研究》上发表。
  “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的念头是在70年代后期萌生的,在我1976年日记中有记录。把隐秘的思想落实在文字上,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我的日记确实是够“罪大恶极”,其中既说到“神明”,也说到“秦始皇”,还说到了乌托邦等等。我对“文革”的看法大体也形成于这一时期,认为是神明+秦始皇+乌托邦的混合物。追随这种混合怪物,怎么都不会得到正果。当时有“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做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的顺口溜,很说明问题。
  日记是我观念转变的标志。长久习惯于“紧跟”、“听喝”之后,从被动性的思维转向自主性的思维也不那么容易。“四人帮”垮台,我非常激动,写了多篇批判文章,一日突然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路数、文风、语言仍然没有摆脱“文革”思维,只不过把矛头对准“四人帮”而已。我开始反思问题的症结,对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说萌生了疑问。此前,这一理论是极其神圣的,谁敢对这一神圣观念发疑,谁就倒霉。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期,这一套理论依然是神圣的。但想来想去,必须向这一理论发疑,于是横下一条心,1978年下半年,我与王连升合写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文,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来修正当时神圣的阶级斗争说。1979年3月底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我们向会议投稿,被接纳,要我在大会上发言。会议期间传来北京的强音,主持者犹豫了,秘书处的负责人通知我不发言了,收回铅印稿,过了几个小时又通知发言。这篇文章是我从教条主义束缚中向外蠕动出来的标志,与戴逸、王戎笙先生的文章,成为史学界和理论界关于历史动力问题大讨论的由头文章。现在看,文章还有很重的八股气,但在那个时代是相当“冒犯”的,直到1983年“反精神污染”时,还遭到史学界一位大人物的斥责。

                  王权主义研究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曲折很值得反思,其中,政治思想的反思尤为重要。“文革”的问题太多,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姑且用“现代封建主义”(目前关于“封建”这个概念争论分歧很大)这几个字来概括。黎澍先生1977年写了一篇谈现代封建主义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有很强的共鸣,坚定了我研究政治思想的想法。
  在梳理、分析史实过程中,形成王权支配社会的观点,这是我讲王权主义的核心点。王权主义首先是一个事实判断,其历史作用与历史价值是另一层次的问题。我的论述涉及方方面面,但有三个主要点:一是先秦诸子,除部分庄学、农家外,主要流派争论的焦点是实行什么样的君主专制,这奠定了其后政治思想的范式;二是社会结构中的支配成分——贵族、官僚、豪族地主,主要不是“地租地产化”,而是权力地产化造就的;三是王权至上观念对整个思想文化具有控制性。王权支配社会既是我的结论又是我的解释体系。现在批评我的人一看到我说王权主义,就扣上“虚无主义”的帽子,他们把“王权主义”作为否定概念,我则是作为一个描述和分析概念。对于王权主义,我强调要在矛盾中陈述,不是简单的全盘肯定,也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
  我过去是防御性思维,处处是“怕”,能有什么创见?研究应该是进取性的思维,要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进行开拓。这个观念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就清楚的,日记是我转变的一个坐标,希望有机会能刊出。
  我是个一直有压力的人,前半生的压力说了,后来,我又被选为系主任,又是学术带头人,得拿出主意和东西来才行。别的不说,在国内我主持率先开设了“文革”史、人权史、国民党史,讲正面抗日,进行双语教学,还开设了计算机与史学研究等课,当时有些人忠告我不要找麻烦,我说当系主任连开课的权力都没有,那就不如下台求清静。以后又是多个学术项目的带头人。所以一辈子处在一个压力状态。当然我也很感谢年轻的伙伴们,他们对我很关心,按说70退休,他们知道要进行新的定级,让我定级之后再退。退休多年之后,2013年又被授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
  我这个人不聪明,底子又差,记忆力也不好,所以首先做的是文抄工(不是“公”),每读书必抄,算下来总共抄了几万张卡片。批评者没有人从资料上把我推翻。我的一些考证文章到现在仍经得起考验。最得意的是我发现了战国“授田制”,这是一个大制度啊。
  我给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笨候鸟,肯于苦思。多年来专注于政治思想及其相关问题。飞来飞去加苦思总能发现新的问题,也陆陆续续写了些文章。前不久出版了由我任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这是一群学术伙伴多年合作的成果,对我而言算是画了一个句号,刚好是八十小寿。只要我的身体允许,不拟收笔。
编辑:qss


发表评论】 【文章回顾】 【收藏本文】 【发送本文】 【关闭窗口

 相关文章
  • 洞察中国古代历史的王权主义本质——访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 (01/17/2015 22:13)

  •  
    版权所有: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