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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经筵讲论与学术嬗变


陈居渊
2017-02-24 17:49:34 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2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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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筵讲论,作为古代礼仪制度嘉礼的一种,始于汉唐时期帝王为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它在宋代被制度化,并为元、明、清三代所沿袭。清代的经筵讲论持续时间很长,从清初顺治十四年(1657)首开经筵,至咸丰十年(1860)最后一次举行经筵大典,持续了二百余年,对清代的学术产生过重要影响。
  清初的学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取向:一是批评王阳明心学,重新恢复对程朱理学的信仰。二是修正王阳明心学,维护其理学的价值。然而,这两种不同学术取向都缘于当时经筵对理学的讲论,如熊赐履在充任经筵讲官时曾向康熙建议“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康熙十八年(1679)十月,翰林院学士崔蔚林撰有《大学格物诚意辨》讲章一篇。康熙闻讯,召崔蔚林至宫中,在读罢讲章后,君臣之间就“格物”、“诚意”等理学范畴进行了罕见的直率讨论。在对“格物”范畴的阐释中,崔蔚林依据王阳明的“心学”立论,主张“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穷吾心之理也”,进而对朱熹提出质疑,认为“朱子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于圣学不切”。当康熙转而论“诚意” 指出朱子解“意”字并不对时,崔蔚林仍然由王学出发,提出异议,声称“朱子以意为心之所发,有善有恶,臣以意为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无恶”。当时康熙对崔蔚林的解释并无驳议,只是以“性理深微,俟再细看”暂时中断了这场臣子与皇帝之间的对话。但是,康熙就理学分野判定崔蔚林属王学系统,并指出“蔚林所见,与守仁相近”。
  乾嘉时期,程朱理学虽仍被定为一尊,但乾隆本人也未必完全信从理学。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仲春经筵的论题为《大学》中“此之谓絜矩之道”一句,朱熹将“絜”解释为“度”,“矩”解释为“方”,乾隆则认为朱熹的解释不确,应当解释为“忠恕”,这也成为后来乾嘉之学者解释“絜矩”之滥觞。如焦循认为“孔子谓之仁恕,《大学》以为絜矩,此实伏羲以来圣圣相传之大经大法”。阮元则将其解释为“孔子之道皆于行事见之,非徒以文学为教也”,这无疑是进一步完善乾隆经筵御论对“絜矩”的解释了。又如乾隆五十四年仲春经筵的论题为《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一节,朱熹引《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解释说:“圣人闻《韶》须是去学,不解得只恁休了。学之亦须数月方熟。”对朱熹的这样一种解释,乾隆甚为不满,认为“夫子天纵之圣,何学而不能?而必于《韶》也,而学之以三月而后能乎?”乾隆讥朱熹不明夫子真谛,甚至对方苞、李绂那样的理学名臣严加训斥,从而表示出对程朱理学的怀疑。
  嘉庆、道光、咸丰以后,学术研究的汉宋兼采化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定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与淡化了自乾嘉以来经学研究汉宋、今古的纷争与对立,从根本上颠覆了原有的经学传统,走上经术补益于时务的经世一途。这也正是嘉、道、咸以后经筵讲论的重要内容。
  以“研经论史”为主要内核的清代经筵讲论,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御前讲席而被视为官方正学,而帝王与进讲官员对经书意义的理解和诠释,也被视为是“术”而非“学”,从而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其实,经筵讲论的论题或内容固然与经学研究岔开歧路,但是它仍然滞留在“五经”与“四书”内寻求古代圣贤修身治政之道,所以经筵讲论本身也就具有了传统儒学与经学的双重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传统儒学与经学的一种外延和互补,所以官方正学也是一种学术的体现。清代经筵讲论既是清代礼制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学术多变的主要动因之一,它所呈现出不同或多变的学术取向,不仅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风向标,而且直接影响到对传统儒学与经学的研究。也正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代学术的多变始终与清代经筵讲论密切联系在一起。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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