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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堂日记》的史学价值


杨艳秋
2016-12-09 15:04:51 阅读
《光明日报》2016年12月7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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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献为晚清文献学家,精于词学,以选词论词而称巨擘。所著《复堂日记》,上起同治元年,下讫光绪二十七年,论学谈艺,首尾一贯,极具学术价值。早年,此书经钱基博、钱钟书二位先生表彰,其文学价值已经为论者不断推扬,而蕴含其间的史学价值,则未引起足够重视,尤其是学术史角度的价值阐发,迄今尚未展开。

                梳理一代学术源流,筚路先行

  嘉庆中,清廷重开国史馆,创编《儒林》《文苑》二汇传,揭开梳理一代学术源流的序幕。讫于道咸之际,遂有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阮元《儒林传稿》、唐鉴《学案小识》诸书的问世。诸家所著,虽寓梳理学术源流之意,但就史籍编纂体裁而言,则皆以人物传记为主,为个案的排列组合。因此,着眼学术传承进而分类聚群,论究入清二百余年间的学术嬗递,便成为推进学术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复堂日记》载有同治三年谭献长文一篇,记录了作者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考。该文立足一个“变”字,上起明末清初遗民诸家,下迄道咸二朝今文经学诸儒,开宗明义曰:“本朝学术盖尝三四变矣。”至于具体的变迁途径,作者则归纳为“国初稍尚浮华,遗佚中有深粹者则别出。一变而为疏谬,再变而为琐屑,三变而始为经学。经学亦滥觞于明之遗老,绵延授受,至此大昌。”谭献对入清以后学术演进的梳理,以乾隆初苏州惠氏的崛起为分水岭,他说:“惠氏一门即于是时萌芽经术,故饾饤嵬琐之习渐衰,而六艺古学起矣。极盛于乾隆季年,益精于嘉庆,遗经端绪皆有条贯,六书九数如日中天。于是乎有清之学跨越千载,由唐以来,不愧儒林之传者,惟今日耳。”
  与之相应,《复堂日记》于同治三年还录存一份《师儒表》。以学术好尚及其成就为类,上起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下迄道咸刘逢禄、邵懿辰,共著录入清以后学者一百余家。表中所列类目,依次为:绝学一,名家二,大儒三,通儒四,旧学五,经师六,文儒七,校雠名家八,舆地名家九,小学名家十,提倡学者十一。其中第十类之小学名家,又包括《尔雅》之学、《说文》之学、声韵之学和金石之学四目。
  谭献梳理一代学术源流的努力,散见于其后历年的《复堂日记》之中。虽然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逝世,最终未能撰为完书,但是作为一个先行者,其筚路蓝缕的创辟之功,理当予以肯定。正是受其影响,清末民初一代又一代学者继起,始有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诸家论著的问世。

               论究常州学派,开一代风气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以江苏常州为重镇。乾隆中,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开公羊学复兴先路。经其侄庄述祖承前启后,光大其说,至其外孙刘逢禄、宋翔凤崛起,渐成一脉,因而有常州学派之称。以往前辈学者论究常州学派,多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据。其实,如果要追溯开创之功,则当推源谭献的《复堂日记》。
  据《复堂日记》所述,咸丰末,谭献幕游八闽,同治元年,在厦门与避地海滨的戴望订交。受戴氏论学影响,知常州庄氏所表彰的《春秋》公羊学旨在由大义以通微言。于是由读宋翔凤《过庭录》、庄述祖《珍艺宧遗书》入手,发愿以探寻西汉今文经学的茫茫坠绪为己任。同治二年,再读庄存与《尚书既见》《春秋正辞》、刘逢禄《书序述闻》,服膺庄氏家学而喟叹:“国朝诸儒,如惠氏一家、王氏一家、庄氏一家,皆第一流。”且称:“刘申受《书序述闻》,说《尚书》精深,源于宗伯公。吾故谓庄氏家学精于惠、大于王矣。”同治三年撰《师儒表》,遂将常州庄氏祖孙归入第一类绝学之首,依次为“庄方耕先生家学,从子葆琛先生,孙绶甲卿珊,葆琛二甥刘申受先生、宋于庭先生”。同治八年,“常州学派”一语首见于《复堂日记》,他说:“庄中白尝以常州学派目我,谐笑之言,而予且愧不敢当也。”《复堂日记》中对发端于庄氏的常州学派大力表彰,认为庄氏一门,张惠言、张琦兄弟、李兆洛、董仕锡、董祐诚、洪亮吉、孙星衍等常州一地的著名学者“皆尝私淑”,其成就是黄景仁这样的诗文名家也无法比拟。
  对于常州学派开派宗师庄存与的遗著,谭献读之最久,用力最勤。据《复堂日记》记,同治二年,初读《春秋正辞》,即写道:“此绝业也……博大深至,条举件系,卓乎属辞比事之教。”同治八年,再读《味经斋遗书》,又记:“宏深博大,卒不能得其涯涘。识大之深,又高出诸经师上矣。”光绪十二年,更于《日记》中留下了总论庄存与经学成就的长篇文字。文中,谭献将庄存与同两汉经学大师董仲舒、郑玄并提,认为:“先生之说《易》也,盖深于《礼》《春秋》,故典常之大小密于康成,天人之大源究于江都,两汉巨儒,殆以兼美。”正是在这篇总论中,《复堂日记》道出了常州学派通经致用的为学宗旨:“经说皆非空言,可以推见时事,乾嘉之际朝章国故隐寓其中。”

               学术批评,自省向善

  《复堂日记》中,谭献品评所及,博涉四部群籍,其间既有前贤遗书,也有同辈著述,还有后进新篇。其间所论,别具只眼,得中肯綮,在晚近学术史上,著称于世。更为可贵者,纵览《复堂日记》全书,不唯看不到党同伐异,恃才扬己,挟隙诋毁,相反,字里行间每见虚怀若谷,律己自责。作者对一人之学术批评,常因时间推移,学养渐深而转为自省,评述更为中肯,且扬人之美,不掩人善可谓其显著特点之一。
  魏源是道咸间今文经学中人,晚游杭州,殁于僧舍。谭献求学伊始,曾经拜谒,同治三年,还将其列入《师儒表》中“绝学”一类。《复堂日记》所评魏源著述,初见于同治十三年,再见于光绪七年,皆颇有微词,前者称:“魏氏高言西汉,说《诗》欲排毛公,理三家遗绪。闻《诗古微》十卷本,后益蔓衍矣。”后者且谓:“默深貌为闳肃,中实枵然,且令人骤不得事之本末。”至光绪十四年,再读魏著《诗古微》,则反省自责:“其言明清,而《毛传明义》第二篇,尤观其通。魏氏此书粹美,殊悔予夙论之莽卤矣。”
  俞樾年长谭献十二岁,以著述繁富享有盛名,亦因轻于成书而招訾议。同治四年,谭献初读俞樾《群经平议》称:“凡说经如此类,予皆目为无用之言。”同治十一年,再读俞氏刻书,更径评为:“小言破道,私智盗名,谬种流传。”光绪十七年,复读俞氏书,则不没其善:“条件分明,心目洞达,当冠其所刻诸书。”至光绪二十三年,《日记》中则留下如下记录:“俞曲园来谈。七十七翁,聪明不废,结习未忘,天赋异禀,不能不生羡心。”
  光绪十六年,应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谭献西游荆楚。访耆旧遗书,得秦笃辉《愉村警书》,喜其“论学论治,平实切近”,于《日记》中备录其精要语。秦氏有言:“性情通达则艰虞化,处境之高才也;心气和平则血脉固,却病之要药也。”谭献于此语后注云:“献病五年矣,深有愧乎其言。”客游将归,十七年的《日记》又以不能制怒自责:“摄心自治二十余年,年且六旬,不能制一怒字,非徒伤生,亦且失行。不久作此无味客,吾意决矣。”光绪二十二年,读老友黄以周新刻文集,《日记》称:“元同不负当代经师之目,予终愧泛滥无所成就,让老友以专门。”谭献晚年,倾心推崇岭南大儒陈澧,光绪二十五年的《日记》,先是评《东塾文集》道:“经师通贯,足名其家。”后又就陈著《东塾读书记》道出晚年学术追求,径称:“从充实入精微,吾师乎!”
  向上向善的学术批评,是学术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不可或缺。《复堂日记》于此所反映的深厚学养,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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