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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的“前世今生”——评《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


孙铁根
2015-05-05 09:11:15 阅读
《光明日报》,2015年5月5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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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
  王希、卢汉超、姚平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你拿起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或者孔飞力的《叫魂》,瞬间被其汪洋恣肆的想象、奇谲诡变的论述以及翔实丰厚的考证深深吸引时,这说明此时你的思维世界已经不再是“纯粹”中国的了。当你想要进一步找寻一下这些著作究竟是如何写就,是否还有一些至少同样精彩的文字时,一个色彩斑斓、神奇玄妙的海外汉学天堂就向你敞开了。而当你在海外汉学如此众多的著作中发觉乱花迷人眼,无所措手足时,这本《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就不失时机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选进这本书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历史评论》的《论坛》上发表的十四篇访谈稿”(前言),而这些访谈的学者都是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翘楚,是名副其实的“开拓者”。通过对他们各自的思想历程以及治学理念的管窥,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海外汉学的“前世今生”。同时这本书也选了一些对中国历史学者的访谈,从而会使我们以比较的视野审视自己的以历史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
  一种异己的文化传统究竟是如何在本土扎根的?我想这是这本书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本书选入的海外汉学主要局限于美国的汉学。而美国的汉学是如何搞得有声有色、蔚为大观的呢?
  说到美国汉学不得不提到费正清。按照史景迁的说法,“他是整个中国研究领域在美国的主要缔造者”,而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旨在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而史景迁认为他自己却没有这样的宏愿,他的写作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美国汉学建立之初的政治功能现在则被转变成为纯粹的学术功能。这种功能的变化固然说明了学科意义上的美国汉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同时意味着原始创建动力的丧失。前者仅仅是纯粹学科专业化的问题,而后者则涉及学科的意义问题。意义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历史学家可以因对其无能为力而熟视无睹。历史研究完全成了“学术的操练”,而不是“爱的劳作”(易社强语)。因此它就变成了:在小事细节上斤斤计较、理智冷静,而在大事上则是孤注一掷、盲目赌博。这与费正清当年创建美国汉学的政治初衷是不相符的。尽管历史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不应与现实政治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完全不去思考它的整体意义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
  当把美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成果不加反思地移植到中国来时,我们不自觉地将上面的困境也带了进来。但是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困境在于,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困境。因此中国的某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完全丧失了判断的基本标准。盲目跟随欧美的社会科学理论,使得我们不但不去追问这些理论的具体语境,而且还试图简单粗暴地将其运用到对中国自己学问的研究之中。即使我们能够完全跟上“国际潮流”,而此时的“潮流”也是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以及实证化带来的历史学科意义的缺失。
  美国汉学是源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具体语境才得以蔚为大观的。我想这才是美国汉学兴衰沉浮背后的真正原因,同时也是对我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趋势的最好的警示。国际化是源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国际化,而不是盲目跟随国际研究的国际化。
  上述所说的研究的碎片化以及实证化带来的历史学科意义的缺失,不仅仅是美国汉学的问题,而是涉及美国的整个历史学领域所面临的困境。埃里克·方纳指出,美国史研究的三十年实际上是社会史学取代传统的政治和外交史学的过程。社会史学主张,美国史研究应该聚焦于普通美国人的历史经历,比如非裔美国人、妇女、劳工等。因此美国史学家比之前“更深刻、更全面地意识到了美国人历史经验的多元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和趋势。这意味着历史研究者过于关注的历史的“毛细血管”,而忽视了历史的整体把握和理解。这个问题方纳认识得已经足够清楚,他所提倡的“综合性史学”,就是寻找一种新的方法,“既能帮助我们重新把握美国历史的整体面貌、但同时又不至于迫使我们放弃新史学所具备的那种对美国史的深刻洞察力”。而我想这也是中国历史研究在吸收美国历史研究的成功经验之时需要警醒的问题。
  对于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种从传统政治史到社会史的转向难道真的是天经地义吗?传统史学认为政治才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场域。这要求历史学家首先需要学会公民的政治语言和思维方式,寻找作为政治行动背后的复杂理由和动机。这种理解绝对不是实证化的研究,它需要价值判断。这意味着历史学家的作品是一个政治行动,它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政治行为和言论而发的。然而这种特殊的政治行动是体现在言辞中的,它经过了历史学家的加工。历史学家试图教给我们的是要从这种特殊的历史叙事中寻求对普遍性的政治行为原则的理解。但这些正是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所要拒绝的。这种现象的出现“部分的原因是,年轻一代对政府主导的历史写作越来越不信任,希望寻求另一种史学来挑战那些理所当然的结论。”所以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便积极投于“公共史学”。(王庚武)但是,摆脱官方的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叙述模式并不一定非要摆脱政治史和经济史而转向社会史。这或许也能为重新书写政治史提供契机。
  总而言之,这本《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去了解美国汉学的研究现状和反思中国历史研究。相信这本带有“中国语境”的历史学家访谈录会给读者带来更多新的体会和启迪。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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