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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与为人心路历程的学术结晶——读《俊义文存》有感


李尚英
2017-07-22 08:14:45 阅读
《光明日报》2017年7月6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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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义先生乃长期从事清史、清代学术思想史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日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其大作《俊义文存》(以下简称《文存》),该书收录了王先生散发于学术报刊上的各类文稿,达137万余字,凡五卷:卷一“清史研究与评论”,卷二、卷三“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与评论”,卷四“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研究”,卷五“文史评说与人物纪念”。先生虽仅年长我几岁,但因进入学术研究领域较早,我一向敬佩其治学与为人,常以师礼待之,并结下深厚友谊。此次拜读全书后,深感这是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治学与为人心路历程的学术结晶。故不揣冒昧,就《文存》的内容与特色,抒发以下几点感受。

  其一,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清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和影响。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评论学术思潮、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想人物。如乾嘉考据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上占支配地位,也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不能绕过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先生曾用极大精力投入此课题研究,并陆续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以往因受教条主义极“左”思潮的长期影响,学术界多认为,乾嘉学派是清朝统治者推行文字狱、残酷进行思想禁锢的结果,只有烦琐考据而没有思想。王先生则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乾嘉学派的产生与形成,主要是康乾时代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加之统治者大力倡导儒家文化等各种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文字狱对之产生虽有一定影响,但绝非是主要原因。同时,先生又以乾嘉时期著名经史考据学家钱大昕为例,对所谓乾嘉学派只有考据而没有思想的偏颇观点提出批评。他从钱氏大量训诂注疏经史考据著述中,勾勒出其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与经世主张,只不过是其表现形式与清初那些激进思想表现形式不同罢了。由此,先生又进而提出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评价理应消除历史成见,在指出历史局限的同时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肯定。上述观点在长期沉寂的思想界实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振聋发聩,具有推进思想解放、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其二,对清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以精到分析和详密考订。诸如对“清初三大疑案”“康熙乾隆南巡”“宣南诗社”,以及钱谦益、顾炎武、吕留良、黄宗羲、全祖望、龚自珍、魏源等,都有客观、公正的具体分析与评价。这里仅以嘉道时期的宣南诗社为例,说明王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过去学术界受文献资料的掌握及研究环境的困扰,对宣南诗社人员的组成与历史作用的定位都有些不符合史实的拔高,包括文史学界的著名大师范文澜、陆侃如等都未能幸免。他们都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是创立该诗社的领袖,著名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都是主要成员,高度肯定诗社的性质“是鸦片战争主战派的母胎”和“维新思想的先驱”。这些观点虽然一度受到个别学者的质疑,却依然流行不衰,仍为更多的国内外学者所利用。为此,王先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向前辈大师挑战。他通过大量史籍的梳理、对比,对嘉庆初期至道光中期前后曾活跃于京师文坛宣南诗社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参与的人物、活动的地点,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推敲研究,最终认定该诗社创立于嘉庆九年,林则徐只是短时期参加活动,绝非是该社领袖,龚自珍、魏源等根本不是诗社成员。同时,诗社“与封建社会中一般文人结社的性质并无根本区别,所不同的是它更具有乾嘉时期的学风、诗风特点”,其性质“不可能是鸦片战争时期抗战派与清代维新思想的先驱”。从而,以雄辩的史实、严密的逻辑,澄清了历史真相,并为国内外学者所接受,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其三,以极大精力关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研究。在传统文化研究中,王先生很重视中华文明源流的研究,认为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文存》中多篇论文与考察报告都对先生的足迹与看法有实事求是的记载。例如,他在考察晋东南的长治、高平炎帝遗址时提出,两地存在的大规模、高密集的炎帝遗址、遗迹群落,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的文献记载与碑刻资料,以及经久不衰的祭祀活动与广泛的民间传说,以大量事实说明这一带曾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及其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区,并补充印证了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华夏文明将锁定晋南”的见解,进一步又得出了“晋东南地区大范围的有关炎帝的遗址群落,与整个中华文明寻源的工作似存在内在联系”的重要观点。
  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王先生非常重视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他对著名社会活动家、中西学术贯通的大家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的解读。王先生说,费老的“文化自觉”十六字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有其自身的学术思想渊源,同时又立足现实,站在时代高度,其目的就是倡导各种不同文化都提高自觉,和谐相处,“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去创造‘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同时“期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创造更先进的现代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作出贡献”。

  其四,治学与为人相辅相成。王先生为人正直诚恳,尊师重道,提携后进的风范亦值得称道。他对于曾教诲过自己的领导、老师和前辈,都几十年如一日,铭记不忘,执弟子之礼,尊敬如初。如已故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郭影秋,既是革命家,又是明清史学者,常在繁忙的党政领导工作中,对王先生谆谆教诲,影响至深,校长“每每在人生的转折关头为自己拨正航向”,“是自己人生道路的尊师”。对此,王先生不仅写过多篇文章纪念缅怀,而且在校长的病榻前,聆听其口述一生的经历,而后再整理成《往事漫忆》一书,以启迪教育后人。再如现任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的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是先生的业师,对先生的教诲有数十年之久,既是先生研究清史的引路人,又为之搭建了一个个研究平台。对戴师的教导培养,王先生更是终身铭记,同时又在接受培养的过程中,也尽量为自己的老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帮助其处理兼职的具体事宜,为其撰写学术评传,协助戴师培养清史研究人才。评传对戴先生为清史研究事业贡献的毕生精力进行了系统评述。
  在尊师重道的同时,王先生对于史学界的后进新锐也尽可能给予提携扶植。由于先生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又担任该校清史研究所所长和研究生班班主任,也是研究生导师,后来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副总编、总编,接触面较广,在此过程中,他对清史研究所的诸多研究生及社会上的中青年学者,也都给予大力关照。他不仅在专业上指教,并在政治上关爱、生活上关心,而且为他们出版著作创造条件,亲自撰写序跋和评论,尽力推荐。这在《文存》中都有生动体现。当年曾受到先生提携、扶植的一些研究生和青年学子,如今不少人已成为专家学者,但他们都能饮水思源,不忘前贤,对先生尊敬有加,常以“恩师”称道。

  至今,王先生已年过八旬,但在退休前后,仍在为清史研究及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事业而发挥余热,如参加清史编撰工作,主持编写《清史编纂研究与评论》以及百卷本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撰写各种评论,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笔耕不辍。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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