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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彬菊著、董建中译《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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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4 10:10:22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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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作  者:【美】白彬菊
  出版时间:2017-04-15
  字  数:411 千字
  书  号:240077
  ISBN:978-7-300-24007-7
  开  本:32
  包  装:平
  印  次:1-1
  译 者:
  定价:¥69.00

  内容简介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章节目录
  第一部分雍正朝分立的内廷:军机处的前身
(1723—1735)

  第一章雍正初年内廷的加强
  雍正初年的外朝
  雍正初年的内廷
  雍正皇帝继位时面临的种种问题
  雍正皇帝控制外朝的尝试
  规避外朝的雍正内廷

  第二章雍正的内廷助手:亲王与大学士
  怡亲王允祥
  张廷玉

  第三章皇帝的内廷代理人
  皇帝内廷代理人的发展
  书面议覆
  廷寄

  第四章为平准之役而设立的内廷下属机构
  户部军需房
  大臣

  第二部分乾隆内廷统一时期军机处的建立与扩张
  (1735—1799)

  第五章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内廷的转型
  (1735—1738)
  清朝过渡班子的历史背景
  雍正内廷机构的统一
  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人事安排
  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职责
  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的变化
  反对内廷壮大
  从总理事务王大臣到军机处

  第六章18世纪军机处的结构
  乾隆朝军机处的鼎盛
  军机处的名称与专用术语
  军机大臣
  军机处的行政职责

  第七章军机处下属组织
  军机章京
  军机处满伴
  方略馆

  第三部分结局

  第八章嘉庆皇帝对军机处的改革(1799—1820)
  嘉庆改革的原因
  嘉庆皇帝对军机处的改革

  结语
  军机处设立时间问题
  内廷转型的主要阶段
  18世纪有利于军机处成长的因素
  可能阻碍军机处成长的因素
  嘉庆统治结束时的军机处
  军机大臣与皇帝的关系

  附录A雍正朝文件中的“部”
  附录B“办理军需大臣”的材料
  附录C雍正朝“办理军需大臣”“办理军机大臣”人名
  附录D雍正朝内廷满章京
  附录E总理事务王大臣中的编纂人员
  附录F军机处满伴业务——对乾隆初年一个月满文奏折上报事项的考察

  征引文献
  索引
  中文版后记
  译后记


  精彩片断
  序言

  本书描述的是18世纪时清朝(1644—1911)统治的重大转型,许多中央机构合并为一个新的具有管理与协调职责的内廷枢密组织——军机处。清初的皇帝与在京各种机构打交道,多能亲力亲为,处理当时相对不复杂的政务,仅有一些大臣和办事人员在旁协助。清中期(1723—1820)这一转型的结果是,数个分立的辅佐皇帝的集团合并为一个新的机构——军机处,这一组织位于君主和中央各机构中间,是一个能够处理清朝中期激增事务的实体。这一转型对于最终击败西北边疆敌对的蒙古人,以及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军事胜利,都是重要的因素,十全武功将中华帝国的边界推至历史上的极远(仅次于1206—1368年的元帝国,当时中国是该帝国的一部分)。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这一富有经验的班子要应对清朝最后五十年的种种紧急情况,包括大规模叛乱、皇帝幼冲、摄政体制以及西方日紧的入侵。可以说,有了18世纪从皇帝亲理政务向君主—军机大臣共治的这一转型,才推动了清朝在中期达到盛世,并延续了自身存在,直至覆亡。
  本书主要是探求18世纪这一转型如何发生,何以发生;是什么导致军机处的形成并令其崛起,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凌驾于中华帝国的几乎整个中央政府;在律令密如凝脂且对于大臣与官僚(ministerial and bureaucratic)间的党争极为敏感的行政环境中,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何以被推至主导的地位。当我们放宽眼界,考察军机处形成与发展的头一百年历史时,现有的军机处起源诸学说——通常认为起源于雍正皇帝在位(1723—1735)的最后七年间,是否有助于我们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呢?

  军机处起源的雍正三阶段模式

  大多数对于军机处在雍正朝发展的记载都承袭了清朝官方的观点,这是从后来强大、集权的班子的立场往回看,描述的是公认睿智、洞察一切的雍正皇帝自觉地创建了这一强大、集权的内廷机构——英语称为“Grand Council”(军机处)。尽管这些分析稍有不同,但通常的看法是,早期的军机处——其源起被认为是内阁的一个分支——有三个明确的发展步骤。起初是雍正七年(1729)的“军需房”,它在内廷建立,接近皇帝以办理针对西北准噶尔蒙古的战争。接着它变为中间阶段的“军机房”。最后成为强大的“军机处”。所有这三阶段被认为是在雍正皇帝统治期间的最后七年内完成的。
  一个机构日益壮大并多次改名,这种描述存在着解释上的困难。台北“故宫博物院”庄吉发已经指出,“军机房”一词在雍正时期的文件中根本不存在。吴秀良在1970年出版的《通信与帝国控制:奏折制度的发展(1693—1735)》一书中,也质疑了这种通行观点。他在描述一个辅佐皇帝的小规模、紧密结合的集团时,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应付西北战事的这一不断变化的机构的成员,他们确是在履行后来的军机大臣的特有职责。这些辅佐皇帝的内廷人员,有时称作“内中堂”,是皇帝的高级心腹,执行皇帝指派的一切任务。他们关切其他的内廷行政机构,但不是作为全职的成员,而是兼职的监管者。吴教授著作中的这一睿识,为理解雍正内廷的行政作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它不是由单一、强大的机构所组成的,因此它与后世的军机处并不完全相像。毋宁说,雍正内廷是由数个非正式、不具有法定地位的集团组成的,这种设计意在便于皇帝控制。
  随后,我自己从档案中的发现完善了这一新的解释框架。1970年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时,想到乾隆皇帝登极之后臣下会向他汇报情况,顺此我发掘出了一份关键性奏折,它暴露出上述通行解释的又一缺陷。这份文件显示,军需房作为户部堂官下属部门创设之后,从未变更过名字,也未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它以雍正七年时所被赋予的权限和名字运作, 直至雍正皇帝统治结束。1980—1981年,我在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汉文材料时,发现反复提到另一内廷机构“办理军需大臣”,它创建于雍正八年末(1731年初),后来改名为“办理军机大臣”(有时也称“军机处”,满文是Coohai nashūni ba)。这证明当时还存在着一个机构——远不及后来的军机处强大,却有着相同的名字。像另两个机构一样,这个机构也是独立存在,直到雍正皇帝统治结束。
  1985年秋,我在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时,获允查看新近整理的廷寄上谕、满文奏折和档册。这些提供了关于内廷心腹和办理军需大臣更进一步的细节材料:他们的职责、人员构成和组织结构。这些档案的发现最终证实,雍正的内廷行政部门继承了康熙内廷分立模式。雍正的内廷由分立的个人及小规模的机构组成,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军机处。这是本书第一部分所讲的内容。内廷从分立到统一的关键转型还要等到乾隆皇帝统治(1735年末—1795年)初年,这将在第二部分讨论。

  内廷—外朝模式与乾隆朝军机处的壮大

  关于雍正朝军机处的起源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专著、文章有数十种之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军机处在乾隆朝令人惊诧地崛起并权倾中央政府,迄今却几乎没有研究。然而,人们对于清朝之前的类似情况有过描述,常常用以分析皇帝集团的内廷与官僚集团的外朝间的权力斗争。一方是皇帝、他的内府及私人枢密辅助班子;另一方是官员,他们把持着各部院,管理整个帝国。这些争斗各朝各代情况各异。强势的皇帝能号令行政官员;强势的官僚也会孤立皇帝,独立管理国家。有些时期,争斗完全发生在内廷,宫中太监时常起着主导作用。然而,除黄培的作品外,绝大多数清史著述未能强调这种分裂对立。黄培敏锐地看到了早期军机处“本质上”是“内廷”的一种“再创造”。事实上,内廷与外朝的划分确实存在于清廷中枢。而且,这密切关乎军机处的发展。
  清朝大多数时期通行的两种通信体系,为上述内廷与外朝的二分法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也提供了适用的研究之道。承袭明朝而来的本章制度在外朝盛行。这是一种公开、透明、有章可循的官僚政治渠道,它的许多文件——报告以及对之批答的谕旨——最终会在邸抄上刊行。为了支持和进一步使用本章,外朝拥有自己的档案庋藏部门,并利用这些档案编纂实录、国史等官书。
  与本章制度不同,奏折制度始于康熙朝,是皇帝的私人通信渠道,文件需要保密,并仅在内廷和外省通信者间流通。对于奏折的两种主要正式批示,一是朱批,用皇帝专用的朱红色书写意味着这些批示出自皇帝之手;二是廷寄上谕。这些批示完全在内廷的圈子内书写、交付、处理。在雍正朝,内廷也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档案庋藏之地,最初只是奏折,后来有了其他类别的文件。在接下来的乾隆朝,授权军机处可以自己编书,最有名的是方略,是利用内廷档案编纂的。这一特殊的内廷通信体系在军机处的这些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为君主及其内廷大臣提供了保密渠道,他们也因此可以接触重要信息。
  内廷与外朝的种种差别同样也表现在中央政府管理结构上。外朝官僚体系由主要的行政机构组成,大部分承袭明及以前诸朝。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本章——这些文件来自全国各地,几乎囊括了政务的所有重要方面。外朝依法运作,也就是说,行政法规支配着管理帝国的外朝人员,这对于理解外朝在18世纪的发展极其重要。
  与承袭而来、基本没有变化且依法行事的外朝机构不同,清初的内廷是皇帝特许的产物,而且每朝都有变化。例如,尽管雍正皇帝允许乃父的议政王大臣和南书房继续存在,但很少使用它们,它们也就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他为自己的内廷设计的一个新方案,任命最高层亲信一至四人组成高级辅佐大臣,以及两个新的中层机构——户部军需房和办理军需大臣(上面已提到)。乾隆皇帝继位,发生了另一重大的变化,雍正的三个内廷实体合而为一。办理军机处,即这一机构的旧有名字,被再次启用,作为新合并机构的名称(现在英语可以恰当地将它译作“Grand Council”),成为主要的行政机构,直至清朝覆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此后的清人及近现代的人都认为,强大、统一的内廷军机处创建于雍正朝。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说法仅仅在机构名称的意义上是正确的。
  在本书中,我使用英文“bureaucrat”(官僚)、“bureaucracy”(官僚机构)——几如雍正皇帝自己看待这些人一样——来指称庞大的外朝人员。而内廷上层官员,我称为“ministers”(大臣,指某些大学士、尚书、侍郎,他们是皇帝笼络的重点),这些人由皇帝特简,差不多每天与皇帝接触。尽管他们已变成了内廷侍臣,但雍正皇帝通过他们在外朝的兼职,指派他们管理外朝官僚机构。在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看来,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外朝官僚,因此我也避免使用外朝的术语来描述他们。
  如果我们将这项研究中的起因(也就是军机处创设与成长的原因)仅仅视作皇帝长期谋划发展内廷以及由此加强专制者统治能力的结果的话,那将是错误的。其他因素也促成了军机处发展成为拥有两百多人、指挥着帝国政府的一个大规模内廷组织。军机处对于一种全面完备的通信渠道的垄断,在它的成长中起着重要作用,这同将内廷活动与军机处扩张隐藏起来以避免外朝嫉妒和报复的保密性所起的作用一样。时代的特殊情势——雍正皇帝对外朝易于渎职的担心、军事行动的需求,乾隆皇帝对巡幸的热衷——也要求一个由大臣掌握的小规模、紧密团结的班子,而这些大臣是皇帝熟悉和信任的。大臣们的野心尽管难以测算,但也必须算作军机处地位崛起的一个因素。
  最后一点,内廷的非正式性——雍正的内廷尤其明显——是军机处成长的又一重要因素。雍正的新内廷机构,法条无明文规定,也无正式机构应有的名分。相反,他的三个内廷机构所起的作用超出了行政法规的规定,拥有我称之为“法外活力”(the extralegal dynamic)的优势条件。在乾隆朝,当这些机构结合起来挑战存在已久的外朝机构时,这种不受法律羁绊的自由促进了它们的成长。军机处的法外地位允许它采取新的行动,进行种种扩张,而行政法规禁止它的对手外朝机构如此行事。这种优势条件的一个例证出现在第六章结尾处,那里叙述的是军机大臣兼职问题——这是由于军机处自身没有专任职位造成的。这些兼职大臣所承担的一些外朝职责被转移到了军机处的辖下,从而扩大了它的职掌。兼职使得军机处人员与整个京城官僚系统有了非正式的接触,也使他们能接触到广泛、分散的信息来源。由此带来了耐人寻味之处:雍正皇帝发展内廷,但坚持使之弱势、分立,不具有正式地位,屈从于他的意志,这反倒成为在接下来的乾隆朝军机处如日中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读者可能会问,在公认朕即法的专制情形下,怎么会赋予法外活力的特权?皇帝若要改变内廷或外朝的法律安排,他肯定有权这样做。
  关键在于内廷和外朝相异的法律地位。政府的外朝机构是依行政法规建置的,一般来说要依照会典及会典事例行事。尽管君主可能随意改变这些制度(的确有一些这样的例子),但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还是尊重先例并听从臣下的建言。可以说,外朝更多的是依法律和多数人的意见运作,而不是被迫接受皇帝粗暴的权力,尽管统治的言辞总是强烈地暗示着这种权力的存在。
  相形之下,在18世纪初——也就是我们研究的起点——法律没有对内廷做出限定。当时辅助皇帝的大小官员被认为是皇帝自己的人:由他任命,听他指挥。在内廷没有会典可以援引以挫败君主的意愿。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内廷不受法律约束,享有可以对抗外朝对手的灵活性。
  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是,成熟的军机处在什么地方符合内廷—外朝这一框架。它是一个效忠于清中晚期皇帝并促成他们专制计划的私属班子吗?抑或它最终发展出了自己的利益所在,成为一个指挥官僚的外朝行政机构呢?换言之,进入19世纪,军机处是皇帝的爪牙还是官僚机构的领袖?我的研究认为,在斗争中军机处并未偏袒一方,而是抓住了双方所提供的机会。它依然忠诚于皇帝,而同时又发展到可以指挥外朝的大多数机构。结果,内廷的优势极大扩展,但这是大臣和君主二者都强大的优势局面。专制统治的框架依然存在,但作为实现专制统治不可或缺条件的内廷业务及大臣技能的膨胀,削弱了君主全面管理和指挥政府的能力。结果,中央政府(内廷和外朝)以及外省多听命于内廷这一新合并的机构。

  本书的安排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起源,这时处于一位不信任拥有全权的组织的君主统治之下。这几章(第一章至第四章)描述了雍正皇帝对于可能成为自己对手的替代权力中心存有猜忌,追求分而治之的政策,更愿意直接与简任的个人和小规模、非正式集团打交道,决不希望它们联合,在内廷的心脏地区成为单一、强大的私人枢密班子。第一章,我描述了雍正皇帝继位时所面对的内廷—外朝形势,决意强化内廷显然是为应对他所面临的困难。第二章展现了如何逐渐使用两位内廷亲信来处理一系列高端任务。第三章,我解释了他们二人是如何成为一个极小规模、无名的内廷高层管理梯队——我称之为“内廷代理人”(inner deputies)——的核心的。第四章是雍正朝研究的最后一章,描述了雍正时期为应付军事行动而建立两个下属机构的过程。可以说,尽管雍正皇帝建立了作为军机处前身的众多内廷组织,但他总是令它们分立,并极力避免产生一个配得上译作“Grand Council”(军机处)的单一、强大的组织。
  并非所有的读者都会对第一部分的细节感兴趣,许多人会直接翻到第二部分,这部分描述的是18世纪成熟的军机处。与第一部分集中论述短暂的十三年不同,第二部分包括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另加禅位后的三年,因此不能刻画太细。作为导言性质的第五章,叙述了雍正时期三个非正式内廷机构在服丧期合并为过渡性的“总理事务王大臣”,并解释了雍正时期的一个内廷机构的名称“军机处”如何在乾隆初年再次被使用,作为新的扩大了的内廷机构的名称,之后这一机构被译作“Grand Council”是合适的。接下来的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讨的是乾隆皇帝统治六十多年间的军机处。这里对军机处的发展做了一些叙述,但对于它成长过程中的迂回曲折则少有细节描述。这几章主要用力之处是要表明中央政府文牍事宜剧增,以及由此带来的乾隆时期军机处职责的极度膨胀。
  最后是第八章,描述的是军机处权力达到巅峰之后和珅的专擅以及1799—1820年嘉庆改革。军机处的一些方面得以改革,但进程受限,嘉庆朝以降军机处基本上没有变化。关于军机处这一新的行政与决策的议事机构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的影响,我本想做详细考察,但这里只能是概述。需要另一本书来描述19世纪的军机处,揭示在1911年5月它被撤销前所发挥的作用。将来的研究可能揭示特别班子的传统(council traditions)通过什么方式塑造了现今中国的政府和官僚。

  资料

  清朝军机处的大量档案保存了下来,这对中国历代枢密班子来说绝无仅有。在我研究的过程中,北京和台北所存大量的清朝档案得到了整理,并向外国人开放。我开始所做的研究,主题与军机处稍有差别,我使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目做得很好的军机处档案。就在我将要完成工作的时候,由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率领的学者代表团正在考察大陆的档案馆。结果,第二年这里的部分宝藏向外国人开放,我前往北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在北京,我所面对的是档案的海洋,数目是我先前在台北做研究时的十倍。我认识到,令人瞠目的众多新档案使撰写18世纪君主个人专制统治向军机处管理转变(monarchicalconciliar transition)的研究成为可能,这段历史在台北的档案中模糊不清。最后,我重新调整了主题,写了一本几乎全新的书。
  北京的档案数量庞大,利用也困难。1980—1981年时,档案馆规定不允许有研究助手,复印和制成缩微胶片也非易事。我不得不手抄任何可能有用的档案,最后要用中文撰写所抄档案的摘由上报档案馆。我上报的摘由有108页之多!1985年下半年,我再次造访档案馆,很高兴看到档案的利用条件大有改观,但因时间短促,不能一一检视新近能看的浩瀚材料。结果,因这两次档案馆之行,我不得不将研究限于台北档案涉及不多的军机处历史时段——主要是雍正晚期和乾隆早期(约1728—1760)。即便是这些年份也只能有所割舍,同时我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忽略北京所藏其他大部分年份的档案。这种专注使我可以对军机处的形成期做透彻的研究——下限约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个时候新的议事制度得以形成——但对乾隆皇帝统治的剩余年份着墨较少。
  北京的档案对于本书的研究诚然重要,但仅仅依靠一地的档案还不够。尽管早在18世纪军机处有着录副甚至是有三份副本(甚至更多)的做法,然而台北和北京都有数种各自独有的档案。若无两地的关键档案,本书是无法着笔的。
  研究军机处必须利用档案。已出版的原始资料未能讲述军机处的来龙去脉。军机处早期的成长,部分为内廷的保密性遮蔽,后来的研究者看不清它的发展。保密的做法在19世纪还很盛行。作为一个正式条目,军机处最终收入了1818年的《嘉庆会典》和《嘉庆会典事例》,《嘉庆会典》对军机处有简短的描述,而《嘉庆会典事例》则几乎付诸阙如。
  军机大臣也保守着军机处的秘密。已出版的军机大臣自传性质的著述和奏疏汇编,比如张廷玉(1672—1755)、阿桂(1717—1797)的著作都对军机处重要活动信息略而不载,从而保守了机密。以张廷玉的自订年谱为例,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提到这一由大臣所组成的集团,而这已是它建立两年多之后了,尽管这一时期张廷玉一直密切地参与其中业务。而且,18世纪的一些军机章京(如王昶,尤其是赵翼)留下了关于军机处业务流程有价值的记述,但他们很显然也自我审查,避开敏感的信息。军机章京梁章钜(1775—1849)广泛收集已有资料,于1882年纂成了关于军机处历史和业务流程的著作《枢垣记略》,但可能也存在类似问题。梁章钜接触到了军机处大量的档案,然而他的整个资料具有高度选择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了边缘人物如席吴鏊、叶凤毛的片断回忆材料,此二人曾对军机处前身的一些活动做了有限的观察,并在多年后记述了军机处的起源。但是,经与档案证据比对,可以证实这些回忆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而有的甚至完全令人走入歧途。对这些材料的依赖有时令现代学者偏离了轨道,徒添对雍正时期研究的困难。我的研究重点放在雍正皇帝忠诚的弟弟怡亲王允祥和户部大臣所起的作用上,他们是雍正朝内廷重要的促成因素,这一点是从档案资料中得出的,而这些档案资料要比那些模糊回忆的作者刊行他们观察所得的时间早许多。
  18世纪军机处的文件数以万计,每年所产生的满汉文档案可能有数千件之多;不消说,即便是能接触到这些材料,我也不可能将它们读完。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我已尽力对材料做了概述,以适应现代学术出版的篇幅要求。我看到了对于研究军机处有用的大量公文,包括奏折——以原件即朱批奏折形式保存着,还有奏折的抄件即录副奏折,以及各种档册。与此前相比,所有这些档案为军机处研究提供了更细致、更直接的资料。
  雍正朝有一种极不寻常的文献保留至今:皇帝亲笔批示的大量奏折,批示用皇帝专属的颜色——朱红色书写。雍正皇帝在批示时,常常心理不设防,将他的想法自然吐露给他最信任的一些人。有些批示长达数页,等于是“意识流”信件。我们今天读到这些,仿佛雍正皇帝正在对我们直接说话,没有敷衍之词。而我们还没有看到帝制中国的任何其他统治者有如此大量的自我表露的东西。
  雍正皇帝的材料常常揭示他的所思所想,但这些证据也有使用上的困难。雍正皇帝的行事风格时常混乱无序——为此,我设立了一种卡片,名为“雍正混乱无序”(Yungcheng chaos)。此类文件所抄录的内容,显示出雍正皇帝对统治认真、狂热关注的背后,处处是偏爱独立处理政务,时常随意甚或任性。例如,雍正皇帝常常在奏折上书写决定,然后该折就返给具奏人,因而京中的档案对此未留任何记载。为了解皇帝这些只言片语,高级辅助官员们很快就创立了一些方法,这样做不足为异。“雍正混乱无序”文件所表现出的又一特色,是雍正皇帝喜爱用不同的字眼指称同一事物,或是用同一个词表示不同的事物。熟悉雍正材料的研究者不会奇怪,何以在乾隆皇帝统治伊始,官员们就要通过建立更严格的程式对此加以弥补。
  乾隆和嘉庆朝的档案材料发生了变化。尽管比雍正朝更为完整,档册更多,但这两个时期的材料缺少了雍正材料中皇帝许多自然流露的心底话。因此,与雍正皇帝长篇累牍一吐肺腑、开诚布公不同,乾隆皇帝的批语通常精练且格式化,这一事实反映出新的乾隆朝一开始就正规化了。结果,研究者再不能看到雍正皇帝朱批所揭示信息的那种引人入胜,聊以宽慰的是,这时信息总量在增多。
  乾隆时期的另一个现象是军机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这可以从方略馆的档案数量窥得一二。这些档案展现了由军机处直接管理的档案和史书编纂机构的运作及发展。方略馆这一新出版机构在刊行许多方略之前,能够审查(同意、修饰或查禁)原始档案,在乾隆时期刊印了数目特别巨大的方略,以歌颂清朝的开疆拓土。军机处也负责前几朝遗留下的一些出版事宜。另有一些档案是有关军机处满伴的,直到现在人们还未注意到这一集团的活动,可能是普遍认为,清朝确实如它所宣称的那样实行了不偏不倚的满汉复职制。内阁对于题本票拟的指导性册籍(如“票部本式样”)反映出,内阁和六部官僚化的程度是以前所想象不到的,上面有上千条的细节规定,没有给上传下达或是拟定决策留多少独立行事的空间。在北京的档案馆,我也翻阅了军机处自己庋藏的档案,档案目录表明了军机处职责范围的日益变化。档案中有官僚文书往来,开启了观察中层官僚活动的领域,而这一层次的官僚迄今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在本研究关涉的整个时期,军机大臣所写的奏片是为了向皇帝解释说明情况,而它在20世纪,对于我这个心怀感激的研究者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

  书评
  研究清朝制度史的中外著述中,《君主与大臣》是最优秀的成果。
  ——何炳棣(芝加哥大学教授)

  这是对于清史研究技艺以及清朝历史都有贡献的重要著作。……《君主与大臣》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也在于它代表的新的研究方向。……在未来许多年,它将是18世纪历史研究的标杆作品。
  ——盖博坚(华盛顿大学教授)

  《君主与大臣》是难得一见的著作,博得交口称誉,且取得学术突破。
  ——戴廷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西方,没有人比白彬菊教授更熟悉清朝的档案。《君主与大臣》一书,使用第一手确凿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对于帝制中国内部决策的认识。关于军机处(对中国皇帝而言,大致相当于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的原因,学界争论不休。白彬菊的研究对此提出了新看法,同时揭示了清朝君主政体是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运作的。
  ——魏斐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君主与大臣》一书,会让认为制度史单调乏味的人手不释卷。
  ——司徒琳(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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