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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研究清代幕府的新著——读《乾嘉四大幕府研究》


陈居渊
2017-03-01 21:35:06 阅读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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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乾嘉四大幕府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一种,是林存阳的新著。
  有关清代幕府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此后相关的论著不断涌现,成果可谓丰硕,研究领域也逐渐拓展,呈现多种样式,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翼。不过,就清代幕府研究总体而言,重复性选题较为普遍,概略性与个案性的研究,已经成为常态。其中探讨清代幕府的特点、类型、发展、演变以及幕府中的刑名、钱粮、文案等配合政府正常运转的作用比较多,而揭示清代幕府学术走向及其引领一代学术贡献的则相对较少。其实,清代幕府虽然带有鲜明的地方政治化倾向,但是它同样也是一个时代文化与学术走向的风向标。清代幕府的幕主,往往具有官僚兼学者的双重身份,他们不仅身居政府要职,而且积极推动和弘扬传统文化,而与幕友的关系,或为师友,或为门生。而这些师友或门生在未入幕之前,也都积极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他们都是某一地区学人圈子中的精英。如卢见曾幕府中的惠栋与戴震,前者是苏州地区学人圈的核心学者,后者是徽州地区学人圈的主要代表人物。由于这些学术精英为了个人的学术理念,彰显自我价值,每每游走于不同的幕府。如戴震既是卢见曾幕府的幕友,又是朱筠幕府的幕友。章学诚既是朱筠幕府的幕友,也是毕沅幕府的幕友。孙星衍、凌廷堪既是毕沅的幕友,也是阮元的幕友。因此,在清代乾嘉之际,幕府与幕府、幕友与幕友之间正处于一种群体流动、横向与纵向的学术对话。这种学术对话,客观上直接推动了幕主学术理念的形成以及由幕主主持下的各项学术活动,从而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幕府学术文化图景。因此,幕主的学术理念与路向是怎样形成的?如何从事学术的撰述工作?又如何完成哪些综合性与大型的学术工程?又给清代学术研究带来怎样的启示?显然,从这样的一些问题意识出发,深化清代幕府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探索、拓展空间。然而要在繁富杂陈的众多幕府中,清理出具有代表性幕府的学术形态,实非易事。林存阳的《乾嘉四大幕府研究》,可以说对此作了可贵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清代幕府以及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堪称视角独特,思路新颖,在研究成果较为密集的学术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粗读此书,我觉得该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重塑典型、统之有综。作者没有笼统地谈论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问题,而是尊重历史事实,选取了以乾隆初叶至道光初叶近百年间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四个具有典型性、关联性的幕府,以幕主的学术宗向、学术活动、学术成就为主线,就四大幕府之间的学术演进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剖析和揭示。不仅分析研究了四大幕府的学术取向与学术活动,也注意到了四大幕府之间学术取向的不同面相。如作者认为卢见曾幕府的学术宗尚是“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朱筠幕府的治经路径及实践是“识字以通经”,毕沅幕府是“经史之学的推进”,阮元幕府是“经学的兴盛”。这样既肯定了四个幕府不同的学术品格,又揭示了四个幕府共同的学术追求,描绘出乾隆至道光朝前期的一幅汉学研究的真实图景,从而避免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研究清代幕府的一元学术观,即以某一幕府的学术取向指认为整个清代幕府的共同学术取向,将清代幕府研究单面化、凝固化,忽略了清代幕府兴起的多维性,长期共存的历史事实,忽略了清代幕府学术取向的多元化,相反相成、互补发展的历史事实。作者勇于破除历史陈见,纵横多维度地展示了四大幕府学术取向的多元性。如上述作者为四大幕府所拟定的四种学术品格,粗略地看,则四者似乎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在复归传统经学的旗帜下张扬汉学。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却熔铸了作者的深意。首先,卢见曾幕府点燃汉学的萌生,朱筠幕府倡导经义古学,毕沅幕府专注经史之学,阮元全面落实汉学,通过四大幕府这种渐进的学术嬗变,既阐明了四大幕府学术研究的同一性,互相认同,又彰显了乾嘉学术演变的历史过程。换言之,作者揭示了清代汉学的兴起,事实上缘于乾嘉四大幕府的学术活动,这在某种程式度上突破了目前有关乾嘉学术源流较为流行的几种说法,颇具新意。
  其次,在作者看来,四大幕府中都有校书刻书的祈向。如卢见曾幕府刊刻的《雅雨堂藏书》,朱筠幕府的提倡开馆校书,毕沅幕府刊刻的《经训堂丛书》,阮元幕府领衔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虽然这种学术活动的祈向隐含着刻意迎合朝廷提倡文治的动机,如顺治朝开设明史馆、康熙朝下诏儒臣纂注群经,复开《图书集成》馆,乾隆朝开设《四库全书》馆等,但是客观上也可视四大幕府为探索古今学术流变所作出的一种努力,代表了官方学者对清代前中期学术的总结。而这些官方学者的相关撰述,常常被指斥为献媚朝廷,粉饰盛世,因此每每为研究者所忽视、摒弃。而作者却认为:“这四大幕府实为一有机、完整、典型的现象链。这一现象链,不仅体现了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的展开和提升,而且彰显出乾嘉学派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演进路向”,这种深化对乾嘉四大幕府学术的追寻,事实上是为我们当今解读清代学术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有利于对清代学术史的重新认识与评估。
  二、表里一贯,论证严谨。作者在资料的收集与鉴别上用力甚勤,纵向从清初至晚清,横向从经、史、子、集到现代与域外,大凡对有涉及四大幕府的学术思考与活动的材料尽可能网罗。再加上作者的细心鉴别酌取,从中总结出四大幕府之所以在清代幕府中具有典型性,其理由有四:一是四位幕府主不仅个人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而且也都具有积极倡导与热衷扶持学术的意向。二是四大幕主的学术取向基本一致,从而构成了乾嘉以证经考史为主体的新学术形态。三是四大幕府不仅规模宏大,幕友众多,而且学术成果超越前代。四是四大幕府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一个递相展开,相辅相成的学术整体。由此四点,作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乾嘉学术的崛起、发展、兴盛和趋于衰微的全过程。这样的一种观察,虽然还不足以证明乾嘉学术的整体发展概貌,但是也符合乾嘉时期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表里一贯,显得非常充实,倍增人们追溯乾嘉学术如何形成的探究兴趣。
  然而,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运用这些学术资料时所进行的学术思考。换言之,作者并没有滞留在简单地将整理出来的学术资料加以辅陈的层面,而是在不同的学术研究特色中,深入思考四大幕府中的学术内在联系,思考学术取向的转折、衍化。作者基本上是循着乾嘉学人的学术轨迹,具体分析了四大幕主的学术异同,并且在此基础上再精心构建乾嘉学术的理论体系。这既是一个思考提炼的过程,又是一个严谨的论证过程,其间亮点多多。如作者在毕沅幕府一章中,用了较多的笔墨,对其创拟编撰《史籍考》一书的来龙去脉以及“盗卖毕公《史考》”的学术风波,都作了详实的考订,引用资料宏富,其间环环紧扣,条理分明,读来令人信服。不仅丰满了自胡适、姚名达乃至现代学者对《史籍考》学术公案的种种阅读,而且揭示了乾嘉四大幕府的学术研究并非专意经学,而是证经考史为其学术特色,也成为四大幕府既定的学术方向。诚如作者所说的“毕沅学术取向的确立,以及在幕友们佐助下所取得的成就,对当时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无疑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又如阮元幕府,作者通过阮元校刊、刊刻《十三经注疏》,主持编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宋本《十三经注疏》以及《经籍籑诂》、《经郛》、《皇清经解》等一系列学术活动的展开,认为这不仅继承了前三大幕府的学术理念与学术活动,而且为道咸以后学术的延续和集大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有历史根据的。阮元虽然为汉学中人,而且个人倾心汉代经学的学术态度也非常明显,但是他与其它专治许、郑之学的汉学家不同,对宋学、今文经学并不一味排斥,而是持有较为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对此,作者的反思与评说也切中肯綮。
  三、意在拓新,不落旧套。首先,作者对清代幕府展开了极有学术含量的大胆探索,尝试建立了一个以时间段幕府的学术体系,其本身便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为清代幕府研究增添了新篇章与新途径。其次,作者在四大幕府学术体系的构建上,既没有借用西方学术理论体系的模式,也没有套用清人的旧说,而是坚持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广泛采获国内外有关清代幕府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乾嘉四大幕府进行了独立思考。在作者看来,乾嘉四大幕府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学术性及文化功能,尤其是对经史之学的张扬和对新经学的塑造,既体现了对传统知识的传承,又体现了对文化统绪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弥了以往认为清代幕府不过是幕友陪同长官(幕主)谈经论史、盱衡时局,徘徊于问政与治学之间的负面影响,更增强了对四大幕府的历史认同感。这显然是目前有关清代幕府研究中提出的一种新的观点,值得重视。
  值得称道的还有该书所附的四个附录。其中《乾嘉四大幕府幕主简表》、《乾嘉四大幕府幕客简表》,分别就幕主的生卒、仕宦简历、为学师从、为学宗尚、学术成就与主要幕客,以及幕客的字号、籍贯、生卒、家境、功名、游幕经历、幕中活动等,进行了勾勒,并附有参考文献。给人以清晰的图示,一目了然。又附有《乾嘉四大幕府学术编年》,时限从康熙二十九年至道光二十九年一百余年间四大幕府的学术的真实趋向,记录了各幕府的主要学术事件、学术活动,与上述图表共同组成乾嘉四大幕府学术的动态画面与丰富内涵,体现了作者科学的治学态度和富有理论勇气的拓新。
  当然,该书虽然有以上一些值得称道的优点,但是难免有不尽完善的方面。如作为幕府的学术研究,单就四大幕主的学术作深入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那是因为进入幕府中的那些幕友,往往是当时较为著名的学术精英,或者是出幕后成为著名学者的学人,他们的学术理念与经学造诣,他们之间的学术对话和切磋学问,既为幕府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竭的流动资源,又对幕主的一些学术理念与学术活动施以较大的影响。如卢见曾的崇尚汉学,显然是深受幕友惠栋治经尊汉的启迪;朱筠的开设《四库》之议,事实上是由幕友邵晋涵、章学诚两人操盘;毕沅主持《史籍考》的纂辑,其中关键人物便是幕友章学诚的再三致意;阮元刊刻《十三经注疏校刊记》,即来自其幕友臧庸的呼吁,可以说乾嘉四大幕府的学术取向取决于幕友的学术取向。而幕友的这种学术取向在该书中着墨不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该书的穿透力、融通力。又如四大幕府是并时性的,处于同一个学术价值坐标系统之内,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幕府内部或幕府之间积极地从事学术交流与传播,及时地反馈和传递学术信息,从而形成幕府之间的学术互动格局,否则便是封闭式的,没有学术生命力的,充其量是一种学术官衙,这也是该书中的应有之义,而作者对此的叙述过于简略。再如四大幕府的幕主也都有明显的学术思想特征,而这些思想特征,也正是四大幕府有别于清代其它幕府的关节点所在,倘若能对此再作一些相互间的比较与提升,或许该书将会更为丰满。我期待作者能够进一步地完善和充实这些方面。

              (陈居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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