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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的校订与补注


沈晓鸣
2016-11-15 16:41:57 阅读
《文汇报》(文汇学人),第14版,2016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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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书尤以资料丰富为特色,对众多未能查阅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档案的学者来说,它甚至成为“一手资料”。汉学家费正清则赞誉其为“一部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浓缩而成的优秀著作”。
  对研究17—19世纪中西贸易和中西关系的学者来说,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所著的五卷本《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是一部绕不过去的学术名著。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以编年体形式,勾勒出两百余年早期中英贸易的盛况。它不仅开创了鸦片战争前的中英贸易研究,其丰富的史料和专题性论述还涉及诸如西方各国对华贸易状况、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西礼仪之争、中外司法争端、清代对外贸易体制、广州十三行研究等众多方面。《编年史》尤以资料丰富为特色,对众多未能查阅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档案的学者来说,它甚至成为“一手资料”。中外关系史专家朱杰勤先生称该书“以材料丰富而论,至今尚无其匹”。汉学家费正清则赞誉其为“一部根据东印度公司档案浓缩而成的优秀著作”。
  《编年史》作者马士是近代西方中国学的权威学者和奠基人,自1874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便一直在中国海关任职,成为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手下的年轻人中非常突出的一位”。在结束了长达34年的海关生涯后,马士婉拒了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差事,随妻子回到英国定居。退休后的马士开始投入到对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和社会经济的研究,并撰写了包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和《远东国际关系史》等在内的多部学术著作。其研究也促成了西方学者从传统汉学研究向中国研究的转型。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马士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论著,被费正清等誉为“马士最具持久生命力的著作”。马士以个人之力完成这部史学巨著实属不易,他需要“总结1834年之前英国与古老中国的贸易记录”,“需要把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里二百多卷尘封的档案搞得一清二楚”,仅由整理工作看,便不可不谓之工程浩大。马士在写作时,主要借鉴的是现藏大英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简称IOR)里面的一部分关于广州商馆(Canton Factory)的材料(IOR/G/12)。这批G/12 系列档案共 291册,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早期广州商馆的来华大班(Supercargoes)的商务纪录,以及组成特选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之后的《会议纪录簿》(Consultation)、《秘密会议纪录簿》(Secret Consultation)和《日志》(Diary)。此外,档案中亦包含了早期广州以外其他商馆的档案、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访华使团与阿美士德(William P. Amherst)访华使团的书信、1823—1832 年间董事会收到的中国信件等各种材料。
  然马士受限于时代环境,以致写作时无法读到其他与中英贸易相关的文献。比如同为印度事务部档案的IOR/10系列,收集了各时期董事会给来华大班的指令和信件;再如现藏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外交部档案FO/233、FO/1048等系列,涵盖了广州商馆的贸易与情报报告、商馆与广东官员往来的交涉文书、与十三行行商贸易货单及借赊单据、商馆内华人买办与通事的记录等资料。这些价值极高的原始资料,在马士的写作过程中都未及使用。此外,《编年史》所参引资料仅限于西文文献,作者对大量清宫档案、中文通信、汉文典籍等都未予使用,缺乏中西文献互证。因而,也造成了书中在叙述一些问题时交代不清,甚至表述错误。因此,《编年史》仍有需要校正、补充之处。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在中译本的中文注释中得到了解决。
  《编年史》英文原版第一至第四卷于1926年出版,第五卷于1929年出版。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这部研究早期中英贸易的名著,始有中译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其汉译过程亦十分艰难,译者区宗华先生为翻译本书耗费了极大心力。正如其自述:“本译本完成于十年浩劫前期,译者当时处境艰难,孤立无援。”但凭着区先生过人的毅力与他对中外经济史的熟悉,终于在“文革”的艰难时期,历时两年半,独立完成了这部140万字的译稿。后复经林树惠先生校订,章文钦先生校注、补注,使中译本以更完善的译校质量付梓。
  《编年史》中译本自1991年初版面世后,即广受相关专题研究者的关注和使用,初版至今已二十余年,早已绝版,但学界仍有需求。现中译本修订新版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
  修订后的《编年史》中译本新版,比较初版有以下创新。以校注为例,由于该书在著、译过程中所受局限,致使本书校勘尤为重要。在本书校注方面,章文钦先生应居首功。章先生对明清中外关系史、中英贸易史以及十三行素有深入研究,他在中译本初版之时,即受区宗华先生委托校阅此书。章先生参阅中西文献,考订史实,增补注释320余条,并订正马士原书之误数十条;又仔细考证、核实了人名、地名、船名等极为繁复的问题。
  在此次中译本的修订过程中,由于译者区宗华先生、校者林树惠先生已先后作古,其整理校订之责又落在章文钦先生肩头。章文钦先生此时虽已卸下教学职务,但仍退而不休,在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章先生以其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力,埋首于《编年史》的校订与补注工作。他不厌其烦,将英文原版与译稿一一对照校核,又补全初版遗漏之译稿;并以多年积累之研究心得,从中西文献中爬梳整理出相关资料与本书印证,最后增加补注860余条。三易寒暑,始竟其事。
  这些补注涉及各个方面——
  统一译名的如:“白铅,初版译作白铅或白铜(又称中国白铜)。新版依当时中国文献统一译作白铅。”
  考证中国职官的如:“原文作Chophang or Chief Secretary to the Hoppo。梁廷枏(Liang Ting nan)《粤海关志》卷七《设官》载,省城大关六房各设案书一名,其中有掌稿案书,应为其人。”
  区分同名商船的如:“据本卷第310、311页船运表,此船(指1721年来华之“麦士里菲尔德号”)建造度量吨为450吨,之于250吨的1699年同名来船应为另一艘船。”
  补充名词解释的如:“新西班牙公司(原文作New Spanish Company)又称王家菲律宾公司(Royal Philippines Company),成立于1785年,取得西班牙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后亦在广州设立商馆。”又如:“(约翰·马礼逊)又称秧马礼逊、小马礼逊、马儒翰,英文又作John Robert Morrison,牧师马礼逊之子。”
  考证古地名如:“此处之波旁(Bourbon)应指印度洋西部的法国殖民地留尼汪岛,别名波旁。”又如:“(交趾支那王国的土伦港)即岘港。Turan,第二卷第220页作Turon。”
  提示前后文对应人名的如:“A. Robertson,本卷第358页作Alexander Robertson。”又如:“Jasp:Sturgis,本卷第188页作Stugess,索引作Jasper Sturgis。”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版对与西人贸易的广州十三行行商商名之考证尤为着力。由于有清一代,参与中西贸易的行商众多,而行商一般以“某官”为商名,在西文中则通常被称作“某Qua”、“某Quan”,中英之间常难以对应。且上一代行商去世后,其继任者通常又延用其商名,仍称“某官”,西人却又以“某Qua I”、“某Qua II”、“某Qua III”作区分,情况十分复杂,极易造成混乱。校注者旁征博引,尽力考证,为之辨析;而对未能确定之商名则存疑待考,不作武断推测。兹举两例足见其严谨:
  “相官,初版译作昭官。范岱克《广州和澳门的商人》第321、534页谓Seunqua即Cai Anqua或Cai Tsjonqua,中文名蔡相官,即蔡昭复。”
  “Ton Hungqua又作Hunqua,初版译作唐康官。陈国栋《中国行商的债务》第20页以其为陈姓,行名远来。Ton或作Tan,应为闽南方言‘陈’的音译。芳官又称芳观,范岱克《广州和澳门的商人》第6章为《陈芳观及其家族,1713—1781》,可参阅。或谓为谭康官,不确。”
  新版还加入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译本简介》和《新版补记》《新版后记》等几篇补文,介绍该书的价值和欠缺,初版与新版在译、校、注方面的异同及出版过程,这都是关涉《编年史》中译本从初版到修订新版历时二十多年的珍贵出版记录。
   (作者为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
编辑:q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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