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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说渊源考


李华川
2011-01-24 10:53:31 阅读
《清史论丛》2011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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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以来,褒扬意义上的“康乾盛世”说法开始在清史界兴起,渐为中国史学界所采用,进而影响到全社会。以致今日,“康乾盛世”似乎已成为对于“康、雍、乾时代”的一种定评、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一个历史名词得以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必然是满足了这个时代的某种心理需求,有其符合时势的“合理性”。然而,从学理的角度看,约定俗成的观念也都是一种思维的定式,容易使人在习焉不察之中,丧失独立思考和客观判断的能力。其实,对于康、雍、乾时代历史的研究和评论,远未到可用“盛世”这个颇具文学色彩的词汇一言以蔽之的程度,还留有许多探讨的余地,值得进行深入反思。而探析“康乾盛世”说生成的历史,也许不只对于解析这个名词有益,对于理性、深入地认识康、雍、乾时代,更不无裨益。 1

                   一

  对于和平、美好时代的期望和向往,是人类一种自然、普遍的情感和社会理想。古代欧洲人有他们的“黄金时代”和“理想国”,中国人自古也有一种“盛世”情结。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常以“唐虞三代”作为蓝本,他们将这个时代想象为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所谓“三代之盛,至于刑错兵寝”2 ,“三代之盛,无乱萌” 3。孔子和孟子都将“三代”盛时作为施行仁政的典范,加以追慕、赞美。孔、孟生于东周乱世,他们赞美的是往昔的“黄金时代”,对于本身所处“礼崩乐坏”的时代,却是在不断反省和抨击。
  随着东周战乱时期的结束,秦汉建立起大一统的王朝,社会秩序日趋安定。两汉绵延四百年,其制度、礼仪,多为后世所效法,当时世界上也只有罗马帝国之强盛可与之匹敌。汉人虽在辞赋中颂美本朝,但似尚未自诩“盛世”。他们更多地仍是视“唐虞三代”为理想社会,以“尧舜之盛世”,为“光华之显时”4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已将“盛世”之称用于本朝,比如潘安仁《西征赋》中云:“当休明之盛世,托菲薄之陋质”5 。但《晋书》和《宋书》中只说“虽古盛世”6 、“在昔盛世” 7。相比于后世,唐以前的民风比较淳朴,人们甚少将本朝美化为“盛世”,也许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三代之盛”的标准太高,后世难以企及吧?不能忽略的是,古人也常用“治世”一词来形容一个政治清明安定的年代,如《孟子》中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以及《诗大序》中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治世”是相对于“乱世”而言的,并不能达到“唐虞三代”的水准,就其本义而言,“治世”一词不能与“盛世”等量齐观,但后人往往模糊二者的差别,以“盛世”一语表达“治世”的涵义。
  唐、宋以后,人们始常用“盛世”称美本朝。比如唐诗中有“盛世当弘济”、“盛世嗟沉伏”8 等句,但此时还难觅“开元盛世”说法,这一词组大概是近代学人的发明;《宋史》中也不乏如此自诩的文字,如“食货志”及“韩亿传”中,均称本朝为“盛世”9 。《元史》“张起岩传”,起岩在章奏中将本朝喻为“盛世”10 ;明人编辑的图书有名为《盛明杂剧卅种》及《盛明百家诗》者。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钱谦益的文集中,多次出现此语,并且他在收入《牧斋初学集》的《瞿少潜哀辞》一文中,对于“盛世”做了自己的描述: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踈,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留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间征歌选伎,博簺蹴鞠,无朝非花,靡夕不月。太史公所谓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为富贵容者,用以点缀太平,敷演风物,亦盛世之美谭也。11

  这一幅富庶宽松、太平歌舞、悠游林泉的图画,便是他心目中的盛世景象了。此段文字中,不容忽视的在“文网踈”一句,这也体现明末一般文人学士,于此言论自由一点之看重。
  《初学集》收录钱氏于明亡前所作诗文,集中称本朝为“盛世”的文字不过三、四见,且多属寿序、墓志之类酬应之作12 。收录明亡后诗文的《牧斋有学集》则大有变化,其中十余次以“盛世”称颂明朝13 ,与之对比,钱氏对所臣事之清朝却从未以同样赞语相加。不论钱氏心中存有“复明”之念,即便无此一念,清初社会也全不符合其“物力盛,文网踈,风俗美”之标准。钱氏在《和墨香秋兴卷二首》之小序中所谓“追盛世,怀君子,采苓风雨,良有感托”14 ,可见其以“盛世”称美明朝,适以寄托其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因而《有学集》中的“盛世”称呼,我们不能简单视为谀颂本朝的文字。
  虽然以“盛世”称颂本朝,并非始于清人,但是到了清代,官方文献中所大量出现之赞美本朝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还是令前代望尘莫及。检索《四库全书》康、雍、乾三朝的几种官书所使用的“盛世”一语,如《万寿盛典初集》(康熙五十六年)出现73次、《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乾隆三年)出现52次、《钦定千叟宴诗》(乾隆五十年)出现39次、《八旬万寿盛典》(乾隆五十七年)出现62次 15。而其语意也十分雷同,无非“恭逢盛世”、“盛世丰年”、“太平盛世”等熟烂套语。三朝君臣对于“盛世”一语之偏爱,由此可见一斑。可以说,从康熙晚年开始,以“盛世”谀颂本朝已经成为风气。历经三朝,此风久兴而不衰。不难推知,当时君臣是在精心构建一幅政通人和、主圣臣良的“盛世图景”,其用意是以此粉饰升平、维系人心、稳固统治。有的时候,这种粉饰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称:“盖列祖之至德感孚,奉若天道者,为从古之极盛,是以皇天之保佑,申命恩厚于我朝者,为从古之极隆。”16 作为君主的雍正,并非无知无识,颟頇愚蠢,而以这样极端自大的语气自我标榜,只能说是出于一种宣传策略的需要,再加上一点儿文化上的自卑心理作怪,方能解释。
  清代统治者的驭民之术向称“高明”,通过他们的努力构建,不但“盛世”一语日渐普及,“盛世”意识在清中期的社会舆论中也逐渐形成。甚至到了晚清,国势式微,列强环伺,士大夫还是习惯用“盛世”一词谀颂本朝,比如左宗棠在其《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折》中,仍称“臣等躬逢盛世” 17,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奏折作于同治三年(1864)十月,当时太平天国运动的烽火尚未最后平息。此外,文人笔下,文康《儿女英雄传》还要“点缀太平盛世”18 ,而诸如《盛世危言》19 、《盛世元音》20 、《盛世人文初集》21 等名目的著作仍层出不穷。

                   二

  清朝的最后十余年,是其统治秩序趋于瓦解的时期,“排满革命”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此时邹容的《革命军》(1903)、章炳麟的《訄书》(1904)等政论性著作视满洲统治者如寇仇,曾在知识界风行一时。《訄书》重订本中“哀焚书”、“哀清史”两篇,贬斥康、雍、乾三朝的政治,痛切而有力,对后来的清史学者影响甚大。不过,此时正统的清史论者仍在帝国残照中,感怀旧日盛迹。汪荣宝在其《本朝史讲义》中,用“全盛时期”来概括清中期。对于康熙朝的武功文治,他将其比之为“汉唐之盛”:

  圣祖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恢张帝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22

  此段文字是汪氏于1904-1905年间,在京师译学馆授课时所作。考虑到当时情势,以及一般传统文人的观念,这种文字不足为怪。
  民国建立之后,清朝历史已成“前朝遗事”,史学家下笔之时,少了许多忌讳。通史论者对于清朝的总体评价多采批评态度,有些人认为清朝统治是一种“狭义的部族政权” 23、“斵丧我民族元气命脉”24 ,激烈者甚至以清朝统治为“民族牢狱” 25。对于康雍乾三朝的“文治武功”,他们并未全盘否定,比如吕思勉在其《白话本国史》(1923)中称之为“清朝的盛世” 26;缪凤林当时所著大学教科书《中国通史要略》(1948)称之为“清室盛世” 27。专攻清史者,对于三朝的评论,也使用类似的语言,比如刘法曾《清史纂要》(1914)称为“极盛时期”、陈怀《清史要略》(1920)称之为“隆盛时期” 28,只是他们对清朝的批评,一般没有通史论者那么激烈,对于三朝的评价,也要比前者正面一些。为何专论清史者对于清史的评价要高于多数通史论者?这其中的治学心理,不免令人玩味。
清亡以后,论者虽用“隆盛”、“盛世”、“全盛”等词语描述三朝,却与清代君臣的粉饰不同,其中较少讴歌赞美之意,只是将三朝看作清朝历史中的兴盛时期。还有学者以“黄金时代”称呼这个时期。比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1947)认为三朝政绩“可称大清帝国的黄金时代”29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中说:

  (弘历)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30

  周氏笔下并没用多少称美之意,与吕、缪二位所指近似,而梁氏笔下更现出一种讥刺的味道,指斥乾隆时代“思想不自由”。
  论及民国学者对三朝的评价,不能不提及清史专家孟森的意见。他在《清史讲义》中对有清一代曾做如下总论:

  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 31

  同书中,他以雍正、乾隆二朝为清之“全盛”时代。而在《心史丛刊》序中,他又批评道:

  清世文网太密,乾隆间更假四库馆为名,术取威胁、焚毁、改窜,甚于焚书坑儒之祸。 32

  孟森的说法,可称平允。在其多种清史著作中,也均不见以“盛世”称美清朝的文字。
  与孟森的态度不同,当时以清史名家的另一位学者萧一山对于三朝的评价则是赞誉有加。萧氏成名作《清代通史》上卷(1923)出版时,他才只有21岁,还是北大政治系的学生,而以其当时的学养积累,独立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实为不易,也就难以求全责备,比如其论康熙之政要:

  玄烨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扩张清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 33

  与上文所引汪荣宝《本朝史讲义》对照,这段论述除了将“圣祖”改为“玄烨”,“恢张帝国”易为“扩张清国”之外,文字全然雷同,显然,萧氏是在仓促成书之时,无暇另起炉灶,而信手袭改汪文。不过,文字虽迹近照搬,但对清朝的赞美,却是萧氏本人态度。他在《通史》中卷亦极力赞誉乾隆:

  高宗在位六十年,武功文治,堪称极盛,于时海宇清晏,民物雍熙,在有清二百六十余年中,固属绝无仅有之时代,即在我国历史上,亦可以媲美汉唐,光延史册。 34

  这类赞语,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萧氏之外,民国时期还极少有哪位史学家会如此揄扬清朝。虽然萧氏没有用“盛世”一语,但揣其词意,已将康、雍、乾三朝比肩于汉唐之盛。近三十年,国内一些学者对“康乾盛世”的宣扬,可说大都是在步武萧氏。
  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学术研究随着政治风潮起伏簸荡。三十年中,清史学者论述的焦点集中在“资本主义萌芽”和“红楼梦”两个问题上。“康乾盛世”这一名词适于此时出现。以笔者目前所见,最早明确使用“康乾盛世”的,是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该文发表于1955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其原文为: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 35

  “嘉道守文”一词,令人联想到孟森《清史讲义》,此书第4章的标题正是同样的表述,而第3章的标题是“全盛”,大概邓拓看过《清史讲义》,将二章标题联属在一起,隐括成了对仗工稳的“康乾盛世,嘉道守文”二句。此前,将康熙、乾隆二朝省文为“康乾”,略去中间的“雍正”,还不多见。同一年,署名映白、孙慎之的文章《关于红楼梦所表现的矛盾的性质问题》发表于《文史哲》第4期,其中也使用了“所谓康乾盛世”的表述方式。 36此外,郑天挺1962年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也有“所谓康乾盛世”的说法,其讲稿先曾以铅印本印行,后又于1980年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名为《清史简述》。 37
  三十年间,除了“康乾盛世”之外,学术界还使用“康雍之治” 38、“康乾之治” 39、“乾嘉盛世”40 之类的表述。说法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使用者并不取其正面意义,而往往在前面加上“所谓”二字,以表明自己并不认同其说法,且又将其发明权归为“封建文人”或“资产阶级学者”。在许多论者眼中,康、乾时期非但毫无“盛世”气象,反而是一幅“封建末世图景”。
  然而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抹去“所谓”二字的“康乾盛世”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习惯用语,许多撰述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此语。有关材料不胜枚举,也为大家所周知,已无须本文赘述。

                   三

  笔者以为,是否使用“康乾盛世”这一名词,倒也无关乎是非,这取决于个人的好恶。但又不可否认,这个名词本身包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包含着对康、雍、乾时代很高的总体评价。在两百年之后,我们其实可以不带偏见和意识形态色彩来看待那段历史。有清二百六十余年历史,这三朝的134年是其鼎盛时期。用中国传统的“治乱盛衰”观念来看,任何一个王朝,都有崛起、兴盛、衰落的过程,所以,我们说这三朝是清朝的全盛时期,其前和其后都无法与之相比,似乎并无争议。问题是,如果我们使用“康乾盛世”这一名词来描述三朝,那就与用“清朝的鼎盛时期”大为不同了,后者是一个近乎中性的描述,前者却是很高的赞美。词语的意义是在比较之中显现出来的。“康乾盛世”会让我们很自然地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历史名词进行类比,就是说,在审视“康乾盛世”之时,需要引入历史的纵向维度。
  汉和唐,是最能代表中国历史的两朝,它们在制度和文化上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民族之所以能被称为文明国家,拜两朝之赐甚多。汉唐时间跨度七百余年,其间也经历盛衰治乱的过程,两朝也有很多弊坏之政。但在总体上,那是我华夏民族朝气蓬勃、国势日上的时代。在其鼎盛时期,君主施行仁政、虚怀纳谏,大臣也能为民请命、敢于直言,所以政治上较为清明,几乎没有文字狱。百姓安定、富足,因而国力强大,符合钱牧斋所谓“物力盛,文网踈,风俗美”的标准,因而能够击破处于兴盛期的匈奴、突厥。唐代的长安,当时是万国来朝的国际都会,吸引东西方各地的人们前来学习、贸易,“瞻仰上国风光”。总体上,“汉唐气象”开放而自信,恢宏而进取,其精神魅力,为后世所景仰,一直影响到今天。
  康、雍、乾三朝又为我们留下了何种精神遗产呢?不可否认,清人雄健尚武,开拓疆土,吾国今日之广大疆域,多赖清人之武功。 41清人整理、研究文化遗产的苦功,也令后人钦佩。乾嘉学者的研究及《四库全书》等的编修,为后世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清人在文学上(尤其是小说)的成就也不可磨灭。这些“武功文治”,均值得称道。然而,清人给我们留下的负面的遗产,至少有三个方面,同样令人难以忘怀。
  其一,是清人的民族压服政策。
  且不论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也可不谈“剃发”、“圈地”、“迁海”等政策,一个“首崇满洲”的国策,即是贯穿整部清史的主调。清朝统治者口称要破除“满汉畛域之见”,其实不过是掩人耳目吧了。康、雍、乾三帝都以维护满人对于汉人的特权地位为根本要务。但天下人之耳目岂能尽掩?以一个数十万人的部族,为了维持其特权地位,对于人口多达二、三亿的汉人,以残酷的手段,长期进行专制统治,势必引起后者的不满,前者欲维持这种垄断式的统治地位,必然要对后者实行高压政策,而二百余年中,汉人不断进行反抗,争取民族的解放,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是清人的极端专制主义。
  中国政治的极端专制主义始于秦,后经不断的调整、改良,在两汉、唐、宋时期,专制主义政治是趋于和缓的,君主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而以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士大夫得以在各种社会生活中广泛参与国事,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元明以后,这种格局被打破,而专制皇权得以膨胀。康、雍、乾三朝的专制主义更发展到巅峰。明末士人尚有结社议政的风气,清人入关之后,便立卧碑于各省儒学,禁止读书人上书建言、结社订盟、自行刊刻文字,也就是说对于读书人的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全部禁止。对于士大夫,清统治者绝少尊重,甚而摧辱其人格。钱穆曾论道:

  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率斥为“尔”。而满、蒙大吏折奏,咸自称“奴才”。 42
  
  明代专制政治已为后人所诟病,清人更在明人基础上,变本加厉。康熙帝的豪言:“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43,正是清代君主独裁政治的写真。
  其三,是清人的思想钳制政策。
  与元代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相比,清人手段更为高明,用心也更为刻深。文字狱虽非清人首创,却在康、雍、乾三朝登峰造极,成为打压汉人民族意识的主要手段。整个一部中国古代史,以康、雍、乾时代文字狱数量最多,波及最广,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是“文字狱的时代”。三朝统治时间一百三十余年,以文字罪人的冤狱竟制造了一百六十余次。44 其中多次广肆株连,务兴大狱,对于知识分子和平民家族磔、斩、绞、徒、流,制造出血泪斑斑的人间惨剧,其恐怖气氛直到道光时期,还令文人因心有余悸而“避席畏闻文字狱”。
  除了文字狱的手段,清人又藉编修《四库全书》等机会,大规模禁毁各类书籍数千种。孟森曾论到:

  今检清代禁书,不但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乃至自宋以来,皆有指摘,史乘而外,并及诗文,充其自讳为夷狄之一念,不难举全国之纪载而尽淆乱之,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盖一面毁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伪撰以补充之,直是万古所无之文字劫也。45

  与“汉唐气象”相比,清人的精神魅力,统治者的气度胸襟,弗逮远甚,实难比肩汉唐。这是从历史的纵向比较,而横向的比较,也一样很难让人感到乐观。
  康、雍、乾三朝所处的时代,是西历17世纪后期和几乎全部18世纪,适逢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代”(或称“理性时代”)。此时,欧洲已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从中世纪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人类被压制的潜能和创造力得以释放。欧洲科学界开始学会运用理性来认识自己和自然,不再迷信上帝以及一切人间权威。延续之前的天文和地理发现,这个时代的自然科学继续取得伟大进展。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布了他的万有引力定律;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瓦特将其蒸汽机付诸应用;另外,力学、电学、热学的原理也已被发现。在人文科学领域,更是群星璀璨。1734年(雍正十二年),伏尔泰(1694-1778)发表《哲学通信》,呼吁宽容和理性精神;1751年(乾隆十六年),狄德罗(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宣扬理性和科学,具有浓郁的人文主义气息;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卢梭(1712-1778)发布《社会契约论》,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充满自由、平等精神。此外,孟德斯鸠(1689-1755)、亚当•斯密(1723-1790)、康德(1724-1804)这些巨匠,运用理性的武器,在哲学、法律、经济等人类认知领域,同样做出了重要发现。与科学的进步同一趋向,欧洲的工业革命在18世纪60年代已在英国开始,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这场革命,逐渐蔓延到欧洲。它所产生的惊人生产力,将在19世纪以后改变全人类的面貌。此外,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从此以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民主政治的理想,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又一个标尺。
  在欧洲社会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的“天朝”处于何种状况呢?马克思曾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46马克思所写的虽然是19世纪中叶的景象,放在18世纪中后期的清朝,仍然合适。固然,乾隆时期的社会还算得上稳定,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发生关联,可是,整个社会却缺少创造力和进取精神,统治者从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殊利益出发,以“监谤为务” 47,务期压制汉人的民族思想,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万马齐喑,专制主义日渐强化,社会风气也相当腐败。这样一种萎靡的精神,怎能与此时思想界、科学界巨人林立、开始建立民主政治的欧洲相提并论。“天朝”虽然躯体庞大,精神上却是矮子。在纵向的维度上,康、雍、乾三朝已逐渐被西方列强抛在后面,难以“盛世”自居。

  人类历史中,其实从未存在过真正的“盛世”和“黄金时代”。“盛世”只寄生于人类的想象之中。一切被贴上这一标签的时代,不过是时人和后人虚构出来的幻象,用来满足人们的心理期待、服务于统治者的现实需要。中国史上的所谓“治世”和“盛世”,很多时候,只能算是社会大动荡之后的恢复和休养时期,即便汉唐时期,也远非后人想象的那般理想,雷海宗曾论及此现象:

  大乱之后,土地食料供过于求,在相当限度以内,人口可再增加而无饥荒的危险。所以历史上才有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的太平盛世: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东汉初年的中兴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清代康熙乾隆间的百年太平,都是大屠杀的代价所换来的短期黄金境界。生活安逸,社会上争夺较少,好弄词藻的文人就作一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文章来点缀这种近于梦幻的境界。48

  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仍以“盛世”作为一个时代的标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历史研究客观、中立、科学、批判精神的背离。
  作为一种乌托邦,先秦两汉时期,古人的“盛世”理想多寄托在对具有“天下为公”意味的“唐虞三代”之追慕、向往上,它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大概从西晋以后,人们始在称美本朝时使用这一概念。清代的康、雍、乾时期,官方频繁使用“盛世”一词美化自己的统治,努力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太平盛世”的幻象,可以说,“康乾盛世”说法的始作俑者正是康、雍、乾三朝的君臣。
作为一个史学名词,“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其草创者邓拓笔下,它的含义具有否定意味。在80年代之前,这个名词被引用时,多在前面加上“所谓”二字。应该说,学术界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康乾盛世”这一名词,是在80年代之后,不过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盛世”一语本非学术意义上的概念,它即是一个带有文学色彩、理想成分的赞誉之词,也是一个颇有宣传意味和政治功能的词汇,其实不能作为对一个时代理性、科学的定评;当时文人、政客对“盛世”的赞颂也不能作为史学评价的科学尺度。康、雍、乾时期的君臣们喜欢用这个概念自我粉饰,时隔两百余年,这种粉饰可以休矣!在清史研究中,我们更需要一种反思精神。作为史学名词,把“康乾盛世”放在人类历史的坐标系上,就会发现它既经不起推敲,又易造成误解,也许用少些价值判断味道的清朝“鼎盛时期”或“全盛时期”来定义三朝,更为合适吧。


1 与论题相关的研究,可参见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之“盛世与观念”一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1-51页)、周思源《质疑康乾“盛世”说》(《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刘焕性《“康乾盛世”之说的由来》(《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王曾瑜《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5年第45期)、梁俊艳《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4卷,第2期)、刘文鹏《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7期)等文。上述研究观点各异,视角多元,均有助于问题的探讨。又,本文的基本观点和某些史料,受益于与本所多位师友的讨论,尤受益于王戎笙、何龄修两位先生的指教,在此敬致谢忱。
2《汉书》卷23,中华书局,1997年,1091页。
3《盐铁论》“授时”,载《诸子集成》(8),上海书店,1996年,38页。
4《后汉书》卷52,中华书局,1993年,1719页。
5《文选》卷10,中华书局,1994年,440页。
6《晋书》卷52,中华书局,1996年,1445页。
7《宋书》卷2,中华书局,1991年,29页。
8 前为羊士谔句,后为牟融句,分见《全唐诗》卷332、467,中华书局,1979年,3700、5319页。
9《宋史》卷173,4176页;卷315,10299页。中华书局,1995年。
10《元史》卷182,中华书局,1996年,4194页。
11《牧斋初学集》卷7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690页。
12 分见于《牧斋初学集》,1046、1071、1535、1690页。
13 分见于《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79、286、736、797、811、834、990、1534、1592、1602、1611页。
14《牧斋有学集》卷5,179页。
15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统计。
16《大义觉迷录》卷1,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29-30页。
17 左宗棠:《左宗棠全集》(3),奏稿卷11,上海书店,1986年,1897页。
18 文康《儿女英雄传》,“缘起首回”,西湖书社,1981年,7页。
19 郑观应著,1894年初版。
20 沈学著,刊于1896年的《时务报》。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
21 郑冶亭编,光绪丙午(1906)版。
22 汪荣宝:《本朝史讲义》第二编“全盛时期”,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939),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年,26-27页。
23 钱穆语。参见钱穆:《国史大纲》“清代之部”。
24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三),商务印书馆,1948年,53页。
25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光华书店,1948年,800页。
26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533页。
27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三),“目录”。
28 陈怀:《清史要略》,“目录”,载氏著《清史两种》,收入《温州文献丛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9 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开明书店,1947年,946页。
3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25页。
31 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7年,4页。
31 孟森:《心史丛刊》“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33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商务印书馆,1927年,631页。
34 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商务印书馆,1928年,238页。
35 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巴蜀书社,1987年,155页。此条材料承林存阳兄赐教,谨致谢意。
36 参见映白、孙慎之:《关于红楼梦所表现的矛盾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55年第4期,38页。
37 参见《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45、47页。有关此书的由来,承蒙郑克晟先生指教,不胜感激。
38 参见商鸿逵:《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文中写道:“中国历史上所谓康雍之治,就是指的这两个阶段的整个过程说的。”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收入氏著《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97页。
39 参见刘大年:《论康熙》,其中写道:“资产阶级学者每论及康乾之治,照例粉饰一番。”原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收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475页。
40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五),人民出版社,1992年,396页。又见上引商鸿逵文,《明清史论著合集》,97页。
41 与清人武功相伴的,有时是民族征服和血腥屠杀,比如乾隆对准噶尔施行的种族灭绝。
42 钱穆:《国史大纲》(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833-834页。
43《清圣祖实录》卷144,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己亥。有关清代的极端君主专制,参见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之“极端君主专制理论的形成及其实践”一节, 427-452页。
44 这还是保守的估计,实际发生的案件还要多于此数。参加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34-35页。
45 孟森:《字贯案》,载《心史丛刊》,212页。
46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人民出版社,2006年,716页。
47 章炳麟:《訄书初刻本、重订本》,三联书店,1989年,328页。
48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7年,123-124页。

(由于排版需要,经作者同意,本文注释由页下注改为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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