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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林存阳 王 豪
2015-02-27 09:27:45 阅读
《清史论丛》2015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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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论
  
  20世纪初,清代学术逐渐步入总结阶段,这一学术历程,滥觞于章太炎先生在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之第12篇《清儒》[1]。在该文中,章先生以地域为基础对清代学术进行了分派,总结了清代学人在十三经注疏方面取得的成绩,就清代学术的特点、得失等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对后来研究清代学术史者的治学方法与研究思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论,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开辟之功,非章太炎先生莫属。
  在《訄书》重订本出版的同一年,梁启超先生于《新民丛报》上刊发了《近世之学术》一文。该文提要钩玄,对明末以来学术的发展大势,也做了清晰的梳理。20年代,梁先生又先后结撰成《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突破传统学术史以人物为中心的体例,将清代学术视为宋明学术的反动,以学术思潮的变化为研究主线,系统梳理了清代学者的学术成绩。此一视角和方法的转换,扩展和深化了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同样为后来学者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
  章太炎、梁启超两位大师之后,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贡献卓著者,钱穆先生可谓独树一帜。钱先生在继承章、梁两位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观察视角,重新审视了清代学术的诸多重要议题,重估了清代学术各个时期学术思想的价值。他强调中国传统学术宗旨的一贯性,把清代学术看作中国传统学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出了诸多创新性的认识与论断。与章、梁二先生不同,钱先生别辟蹊径,对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做了深入而系统的探寻,开辟出一条崭新的研究路径,从而将清代学术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学术演进的历程来看,清代学术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它既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者,又是近代学术兴起的基础。因此,对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当今依然有它的意义与价值,而总结并发扬前人之成就,尤其是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罗振玉、钱穆等前贤关于清代学术的研究成果,也是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目前,学界关于钱穆先生之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已有不少著论,但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问题仍有进一步发掘和探讨的必要。
  首先,钱穆先生关于清代学术的著论十分丰富,除大家熟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之外,还散见于《国学概论》、《学龠》、《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历史精神》、《讲堂遗录》等,近来九州出版社新校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中又增收了一些文章,此外韩复智先生编著的《钱穆先生学术年谱》也对探究相关问题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钱穆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著论,或阐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或揭示清代学者的治学宗旨;或高瞻远瞩,从中国两千年学术文化变迁大势来谈清代学术得失,或体察入微,就某一阶段或某位学人来窥探清代学术精神,皆值得关注。然而,许多学者多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两书上,而对钱先生有关清代学术的其他著论关注不够。因此,要想深入体认钱穆先生之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钱先生在清代学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做系统的爬疏和观照。
  其次,钱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从1923年发表《王船山学说》一文,到1979年《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八)整理成集,钱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的关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对清代学术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加以完善,层层递进。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一位关心国家、以学术兴亡为己任、致力于延续并发扬中国文化的学者,钱先生的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其对清代学术的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因而,钱先生对于清代学术史认识的演进,不仅值得关注,而且需要予以动态地把握。
  其三,欲探究钱穆先生之与清代学术史研究,理清其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一以贯之”的中心与基调,不啻为一大关键。因为只有把握住这一面向,才能更好地理解钱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得出的认识与论断。为此,就需要在对钱先生有关研究成果做一系统地梳理、深入发掘其关于清代学术的认识及变化的基础上,紧密联系其所生活时代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思潮,并将他的清代学术研究与其对通史、文化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展开新的思考,以深入钱先生的精神世界。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钱穆先生研治清代学术的历程、对清代学术中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与变化、探究清代学术的中心与基调三个方面,略陈鄙见。不当或疏漏之处,敬请大雅示正。

               一 研治清代学术的历程

  钱穆先生出生于1895年,这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在钱先生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维新派、革命派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当此时局激烈动荡、各种学术思潮此起彼伏之时,中国的未来到底何去何从、东西文化究竟孰优孰劣等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每一个中国人。钱先生曾自述道:“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2]怀揣着困惑,钱穆先生走上了自己的治学之路。他自述为学次第曰:“先读唐宋八家。韩、柳方毕,继及欧、王。读《临川集》论议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选录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韩文公所谓‘因文见道’者,其道别有在。于是转治晦翁、阳明。因其文,渐入其说,遂看《传习录》、《近思录》及黄、全两《学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经》,治先秦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订训诂。宋明之语录,清代之考据,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3]从韩愈古文入手,转入宋明理学并以之为中心,上溯两汉经学、先秦诸子学,下迨清代学术,以汉宋学术之致用精神及清儒考据功夫治史,这不仅是钱先生一生治学路径的展现,也是对钱先生清代学术研究历程的追根溯源。
  学术史研究是钱穆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他在清代学术方面的研究与在诸子学、文化学、理学、通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钱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其对清代学术的关注从未中断。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对钱先生的清代学术研究历程作一梳理和勾勒,或更能有裨于全面理解其研究清代学术的进路和甘苦。以下,略分为四个时期,加以探析。
  (一)厚积薄发:对清代学术的初步探索与思路的展开
  钱穆先生对清代学术的探索在其青年时期就已展开,早在1912年执教无锡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期间[4],因偶得清代学者毛奇龄的《四书改错》,“自后知读清代乾嘉诸儒始此”[5]。长时间的摸索和积累之后,钱先生在1923年2月9日、10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王船山学说》一文,这是目前可考的钱先生最早论述清代学术的文章。文中钱先生多次引用西方学者的学说来解释王夫之的思想,将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归结为工具主义、人本主义等,并以性、情、才、欲及动、静为中心对其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然无论是本文对王夫之学术思想的论述本身,还是文中采用的中西类比的论述方法,其实都体现出了当时的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尤其是梁启超先生的研究范式,对钱先生此时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影响。当然,钱先生在本文中也并非完全因循前人思路,比如他揭示的王夫之和戴震思想的共通性,就是章、梁二先生所没有留意到的。
  《王船山学说》一文后,钱穆先生将论述范围扩大,于1928年3月在《苏中校刊》第二期上发表了《述清初诸儒之学》[6]一文。钱先生于文中彰显了清初诸儒之为人、为学。他认为,清初学术“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且清初学术既有继承,又有变化,故而能精进,“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闻广览,而无其琐碎”[7]。正因为清初诸儒皆“至诚恻怛、忠孝节义之人”[8],所以钱先生盛赞清初学术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及清初诸儒的气节与精神。
  本年,钱先生还完成了其《国学概论》中的《清代考证学》部分,将研究范围再次扩大,系统梳理了整个清代学术。他强调:“有清一代学术,则顾氏‘经学即理学’一语,不可不谓为其主要之标的。彼辈欲于穷经考古之中,发明一切义理,其愚而无成,可弗待言。然乾嘉诸儒以下,其治学方法之精密,则实有足多者。”[9]虽然钱先生在本章中大量引用章、梁二先生的观点,重点关注的清代学人也与他们相似,但他对清代学术已经展开了自己的一些思考[10]。此外,钱先生认为清初诸位大儒对清代学术发展都有重要贡献,不赞同把清代学术开山之功归于顾炎武一人[11];注重浙东学术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积极推动作用;不认为经学考据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唯一线索;留意各个时期学术的相互联系与治学精神的异同。钱先生后来关于清代学术的一些重要认识和论断,也可从本章中的观点里看出一些端倪[12]。
  从1912年开始关注乾嘉学术到1931年《国学概论》一书正式出版,可以看作钱穆先生研治清代学术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是钱先生对清代学术的初步探索阶段。虽然此时的认识还未摆脱章、梁二先生的影响,但他对清代学术史的探索已经从一个人到一个时期再到整个清代不断扩展开来,且将清代学术与当时的学术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对一些具体问题有了自己独到的思考和认识。钱先生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积累与初步探索,为之后其在学术界大放异彩、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的大家埋下了伏笔。
  (二)独树一帜:对清代学术的深入思考与新路径的开辟
  1929年,钱穆先生得晤顾颉刚先生于苏州,因其所撰《先秦诸子系年》稿获顾先生推荐,遂于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任教,继于1931年执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在进入大学任教之前,钱先生已对当时兴起的各种学术思潮的价值有了自己的初步判断。他在《师友杂忆》中曾回忆说:“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杂志,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13]而进入北平后,随着学术交往圈的扩大和学术研究的深入,钱先生的学术研究取向也更加明确[14],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对清代学术发展脉络的把握和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他开始逐渐探索出一条与章、梁二先生不同的研究路径,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审视清代学术史。因“与任公意见相异”而于1931年在北京大学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正可反映出钱先生此时对清代学术认识的变化。
  从进入北大任教到1937年《中国近三百学术史》一书出版前后,钱穆先生先后发表了多篇论述清代学术的文章[15]。这些文章或多或少都能反映出钱先生在此时期对清代学术的密切关注以及他在清代学术研究方面思路的变化,其中尤以《汉学与宋学》、《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崔东壁遗书序》三文最值得关注。
  《汉学与宋学》一文是1934年钱先生在北平辅仁大学作演讲时的讲稿,后刊于辅仁大学《磐石杂志》上。钱先生在本文中探究了汉、宋学术的异同,认为汉学与宋学之争只是不同时期学者在儒家经典解释上的争论,但是,“倘汉儒讲学问并不仅在书本,宋儒讲学亦不仅在书本,那么汉、宋诸儒的解释书本同否,就不成为问题了”[16]。基于此一认识,钱先生不是从历史上学者的治经方法,而是从学者的治学宗旨的异同,来探寻汉、宋学术精神的异同。他强调,汉儒与宋儒学术都是“以政治社会,即整个人生为对象之学问,并非专为‘解释书本’之学”[17]。因此,乾嘉时期清儒提倡的经学考据并非汉儒学术最高精神之所在,其以经学考据为宗抨击宋学义理,以汉学为宋学反动的做法,自然也是没有意义的。而由于清廷的高压政策,清儒遂在“淫威之下,毫无自由发挥之余地,不得已只有从考据训诂上做无聊之研究,遂成此病态之发展”[18]。在钱先生看来,汉学之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之精神在“明体达用”,两者精神一脉相承,均以“致用”为目的。以“用”为中心,钱先生不仅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联系起来,而且将整个中国传统学术联系和贯穿起来。
  《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成文于1935年,该文刊载于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中。文中钱先生主要介绍了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五人的读书方法。然而,本文的意义并不止于仅仅论述这五人的读书方法,钱先生还强调:“每一时代的学者,必有许多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循此推寻,不仅使我们可以知道许多学术上的门径和方法,而且各时代学术的精神、路向和风气之不同,亦可藉此窥见。”[19]在他看来,晚清诸儒提倡的读书运动之所以失败,既因外界政治、社会环境不稳定,又因西学东渐,传统学术与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也因晚清学者心态的浮躁,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晚清诸儒受乾嘉考据学风影响太深,所持门户之见太深。即此可见,本文虽以近百年来五位学者的读书方法立论,实则是总结晚清学术的经验与教训,而对所处时代学术界的混乱状况加以反思。
  《崔东壁遗书序》一文亦成文于1935年。是年,顾颉刚先生整理崔述遗书,请钱穆先生作序,钱先生欣然接受。此时,日本正在策动华北自治,北平局势紧张,故而钱先生希望当时学者不要一味疑古与否定,而要在民族危亡关头,倡导传统学术,树立民族自信。探究古史固然有助于研讨中华民族价值所在,然而古史是我国家、民族文化渊源之所在,过分怀疑与自我否定实不可取。文中钱先生详细论述了崔述疑古的得失,对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学者提倡的疑古、考史明褒实贬。在他看来,儒家之所传,六经之所载,虽不能尽信,但绝不能不信;直言“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蔽遂陷于所疑之过多”[20],顾先生等人怀疑、辨伪、考信,却不本诸六经,并不可取。鉴于此时的考古、疑古之风已经脱离了“探讨中华民族价值所在”的本意,而是学者在西方文明强盛的背景下丧失自信、迷失自我的表现,故而钱先生表达出与疑古派迥然不同的治学旨趣。他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确实有许多问题,不过这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一民族之文化,有其长不能无其短,有其利亦不能无其病;故一民族之历史,有其盛即不能无其衰,有其涨即不能无其落”,但学者绝不可因其民族文化陷入衰落之期而抛弃其传统与历史,“苟此民族而尽丧其固有之文化,即尽忘其已往之历史,而民族精神亦日枯萎以尽,而前途之生命亦竭”[21]。在钱先生看来,国家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以对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阐发,尤以宋明学术所提倡的义理为基础。而这也正是于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之际,钱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着力强调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密切关联的重要原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完成于1937年,乃钱先生论述清代学术最系统、最具体的大著。本书分十四章,首章略述两宋及晚明东林学术,之后的十三章详细阐释了清代51位学人的学术思想,并在书尾附有一表,扼要介绍了1573年至1911年间重要学者的学行。总观而言,钱先生是书,一方面体现了其在民族危亡关头,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前途的忧虑,希望借古鉴今,唤起学术界对传统学术的重视,同时也是在章、梁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进清代学术史研究,别辟蹊径、独树一帜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本书并不仅是一部针对时事而发、刻意将学术与时事联系起来的感时之作[22]。而需指出的是,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并不代表钱先生关于清代学术诸多问题的最终认识[23]。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钱先生并没有只就清代学术而论清代学术,他深入思考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的联系,把清代学术的发展看作整个传统学术发展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在宏观把握学术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学者学术思想的异同及相互影响、不同时代学术思想流变的内在原因、学术与政治的相互作用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大量分析与考证;在对学者思想、学行等进行探究的同时,彰显了学术发展的趋势,提出了“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清代考证学发端于明中叶”、“乾嘉诸儒吴皖非分帜”等很具睿识和影响的观点[24]。凡此,皆使我们既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走势、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的紧密联系,又可以进一步认识清代学术发展所处的特殊环境,以及清代学者在此特殊环境下孕育出特殊学术风气的必然性,从而展显出清代学术独有的诸多特点。本书虽以人物为中心,但实则有一条时间线贯穿其中。如果我们把钱穆先生以清代51位学人为中心论清代学术的这十三章贯通起来,不难发现其对有清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的认识。
  明末诸遗老之学直承东林学术精神而来,也是对整个宋明学术的修正与继承。在钱先生看来,黄宗羲师从刘宗周,直属阳明一派,其所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实乃陆王心学的进一步阐发与修正。王夫之以孟子、张载为宗,以自然进化之理阐性善,也未脱宋明遗风。顾炎武虽不喜谈心性,但其“经学即理学”之论,钱谦益已先言之;其破除理学藩篱,直穷经籍之志,归有光也早已心向往之,故而其论学也并未远离宋明途辙。颜元固然高举反宋大旗,但所推崇的学者如孙奇逢仍是理学学者,其所论“恭习”之事,实与程朱所主“敬”论相似,其反对读书的意见,又与陆王相似,故而其学术实在未脱宋明学术窠臼。总之,清学开创之初,并未另立门户,明末诸遗老承接宋明遗绪,治学轨迹也依循了宋明途辙,这是清初学术与宋明学术的直接联系。
  博学务实、关心政治是明末诸遗老学术共同的特点,而这也恰恰反映了清初学术与宋明学术的内在联系。他们以书院讲学的方式,矫王学末流之弊病,兼采朱、王,去短集长;抨弹政治现状,清议政事。如黄宗羲所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顾炎武所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王夫之所主张的人性日生日成;颜元所提倡的反对读书与静坐,实则都是在学术上对晚明学术的矫正与改进。因此,钱穆先生认为:“虽其对理学传统上向背之见解,各有不同,而其务博尚实之风,则靡不同。”[25]而在政治问题上,尽管清初诸儒也各有侧重,但对政治现状的关注与抨击,实则是“明末遗老一种共有之态度”[26]。而清初诸儒在论学、论政上的异处,实乃他们在解决晚明社会诸多现实问题上提出的不同看法与见解,而他们论学、论政、治学旨趣的同处,实乃他们对宋明学术中一贯的“明体达用”精神的贯彻。
  康雍时期是清代学术由清初“博学务实”走向“专门考据”的重要过渡。清代学术最终折入考据一途,走上钱穆先生眼中的一条“歧路”是由于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钱先生指出,康雍之际,清廷统治日趋稳固,政治高压政策日趋严峻。此时,清廷又奉朱子为正学,对陆王心学大加批判,而其所倡之理学,更多地体现为虚伪之风气、麻痹之人心,招致许多不满。清代学术在内外交困中产生了很大分歧,并愈演愈烈。而知识界的各种门户之争,其实都是学术在一条内外交困的“穷途歧路上”不断挣扎的表现。“以为读书识字者不可背朱子”的阎若璩及“承明代文士摹古之习而排宋”的毛奇龄,两人学术看似如晚明诸遗老一样承宋明学术而来,但他们已经没有了晚明诸遗老的那种高尚志节,其治学更多地是为了以此自彰自显,而非要“明体”而“达用”。由他们来领导学术,清代学术自然无法走上一条“正途”。但抛开当时陆陇其、李光地等所谓官方学者,以及阎若璩、毛奇龄等学人的意见来看,他如提倡陆王学术的李绂、全祖望与提倡程朱学术的王懋竑、朱泽沄等,不仅在学术意见上没有太大分歧,反而还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正是钱穆先生不赞同把清代学术视为宋学反动、强调不能忽略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钱先生所认为的,“后人批评点之转移,只足以见其时学风之倾向,不必尽当于昔人之真际也”[27]。
  及至乾嘉,吴、皖学派相继兴起,此时清代学风倾向又为一转。钱穆先生指出,“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功夫转向求真,其还归汉儒者,乃自蔑弃唐、宋而然”[28]。汉学考据之风最先由惠栋为首的吴派发起,由江永、戴震为首的皖派继承、发扬。尽管钱先生也看到了吴、皖学术各自的特点[29],但他更加强调吴、皖学术的统一性,以及作为乾嘉学术主体的吴、皖学术与清初、晚清乃至宋明学术的关联性。皖派学术起初与吴派不同,江永治学以朱子为宗,而戴震也认为“汉儒得其制数,宋儒得其义理”,然而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戴震于扬州结识惠栋,论学宗旨则为之一变,不再像其早年论学时那样认为汉、宋学术各有所得,而是一反前论,激烈反对宋学,试图将“义理统于故训典制”[30],于是才有了其著名的“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的论学主张。但在钱穆先生看来,戴震、阮元以及主张“以礼代理”的凌廷堪、焦循等人的学术主张,本质上都是试图对宋学所提倡的义理有所突破,而非简单的对宋学的排斥。而无论是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学诚,还是讥讽汉学“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的方东树,抑或袁枚、汪中等人,固然都对乾嘉汉学提出了激烈批评,但他们和吴、皖学者在深层次上都有一个相同的学术宗旨,那就是求道。但问题是,清代学术并未能做到明道,故钱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苟明于道之大原,则学业、事功、文章、性命皆足以救世,皆可以相通,而无所事乎门户之主奴。不明于道之大原,则考订、义理、文辞三者,乃始各立门户以争短长,而失事功、性命之真。”[31]
  时至晚清,清代学术又为一变。晚清学术最主要的精神,在于微言大义与会通汉宋。其发源于常州,常州之学倡导微言大义,始于庄存与,经刘逢禄、宋翔凤发扬,再至魏源、龚自珍,臻于大成。钱穆先生认为常州学派直接渊源于惠栋,乃乾嘉经学的延续。但晚清诸儒的学术主张,自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如龚自珍治学,“其先主治史通今,其卒不免于治经媚古;其治经也,其先主大义通治道,其卒又不免耗于琐而抱其小焉”[32]。道光以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政治、社会日趋混乱,学者痛定思痛,开始再次审视学术发展的前途何在,以曾国藩、陈澧为代表的学者遂提出会通汉宋的主张。但其论学的根本出发点,不过是要补救时弊,眼界的局限决定了他们的学术主张无法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延续性。晚清学术界不仅没有解决清代学术一直延续下来的诸多争论,反而更加没有方向了。在曾国藩、陈澧之后,康有为继起,他主张变法、托古改制,其学术思想对晚清及民国学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康氏一贯尊孔,但其对于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不自信的,这与钱穆先生以传统文化为宗主的学术主张截然相反。在钱先生看来,康有为论学主张前后矛盾,他的学术主张先后走向了两个极端,清代学术最终在激进中徘徊迷失,走向衰亡。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钱穆先生对当时依然盛行的疑古、考史学风颇有微词。为找到当时学术界问题的根源所在,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及民国学术的相互联系上。在《汉学与宋学》一文中,钱先生着重探讨了汉宋学术精神的一致性,认为汉宋学术的精神都在于“致用”;而在《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中,他又总结晚清学术失败的原因,认为晚清学术之所以成就不大,是由于不能摆脱乾嘉经学考据的影响。晚清学术的教训,以及对时局的担忧,促使钱先生在清代学术研究思路上发生变化。在20年代及30年代初,钱先生以诸子学研究闻名,而在他眼中晚清诸子学正是清代学术的延续[33]。尽管他不喜清代学术,但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可以说是以清学为宗主,无论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是早年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都是立足于考据的学术著作。然而,在进入北平任教之后,钱先生开始将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对中国传统学术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阐述上,在这段时期,完成了从以“清学为宗”到以“宋学为宗”的重要转变,而《汉学与宋学》、《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崔东壁遗书序》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发表出版,正是这一转变的标志。因此,自1931年在北大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到193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出版,为钱穆先生研治清代学术的第二个时期,即其对清代学术深入思考并开辟新研究路径的阶段。
  (三)自成一宗: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对清代学术的总结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钱穆先生于双十节后南下。翌年,西南联大文学院在云南蒙自开课,钱先生接受同事陈梦家先生的建议,“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开始撰写《国史大纲》,第二年完稿,并将序言部分发表;1940年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本书第四十四章《狭义的部族政权下之士气》中,钱先生关注了明末到乾嘉的学术变迁,因为他认为此时代历史的重点在学术思想的变化上。通过分析当时的政治、社会与学术的相互联系,探索了清代学术的发展与转变的内在理路。然钱先生虽强调政治与学术的互动,但与罗振玉先生在《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里强调的清代政治导向对学术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是不同的;其所持的“反动论”,也非梁启超先生所认为的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反动,而是主张清代学术是对清代统治政策的反动[34]。在钱先生看来,学术对政治的排斥最终导致清代学术和政治的脱节,“江、浙考证汉学,其先虽源于爱好民族文化,厌恶异族统治,带有反抗现实之活气;其后则变为纯学术之探讨,钻入故纸堆中,与现实绝不相干”[35]。政治之外,钱先生还分析了社会经济环境对清代学术发展的影响,认为明末遗民的生活状况决定了清初学风不可能完全被后学继承,乾嘉走入经学考据一途是必然的。
  结合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钱穆先生认为乾嘉时期考据学风形成原因有四:“一因顺、康、雍、乾历朝文字狱之惨酷,使学者间绝口不谈朝政时事。二因清代书院全成官办性质,以廪饩收买士气。一时名儒硕望,主书院掌教务者,既不愿以八股训后进,唯有趋于笃古博雅一途。三则江、浙一代经济状况,继续发荣滋长,社会上足可培植一辈超脱实务的纯粹学术风气。四则自印刷术发明,书籍流通方便之后,博雅之风,自宋迄明,本已每展愈盛。”[36]同时,也明确指出清代学术对清代政治、经济的反作用:在清初,“屈膝清廷的中国士人,因遗民榜样摆在一旁,亦足使他们良心时时发露,吏治渐上轨道”[37];在乾嘉,“学者精神,遂完全与现实脱离。应科举觅仕宦的,全只为的是做官,更没有丝毫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存在胸中。清代中叶以后学术虽日盛,而吏治却日衰”[38]。
  《国史大纲》一书,可谓钱穆先生治史方法与治史宗旨的集中体现。他将中国历史析为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部分,试图通过对不同时代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变化的探究,以寻求中国历史的精神,“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39]。基于此一认识,钱先生遂视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为生命,强调对传统的继承与延续,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中华民族的前途与生机,并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重述,希冀重新唤起国人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认同。以此为宗旨,他于1943年又撰成《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一文,高度赞扬了晚明诸儒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希望在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国军民及学者也能继承和发扬此一精神。[40]而值得指出的是,《国史大纲》一书所展现的治史宗旨与治史方法,不仅影响了钱先生对清代学术关注的重心及对诸多问题的认识,而且对他在清代学术史方面研究范式的构建与学术理论的成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儒学案序目》就是此一影响的直接体现。
  1941年,国民政府遵蒋介石指示,命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之简编,其中编撰《清儒学案》的重任就落在了钱穆先生肩上。此前,虽有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徐世昌《清儒学案》两书,但钱先生认为“唐书陋狭,缺于闳通;徐书泛滥,短于裁别”[41],故而另辟新径,重加编撰。接下来,他便日夜尽力于此,认真“读诸家集。读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抄摘。即前撰《近三百年学术史》凡所述及,如亭林、梨洲诸人,亦必重阅其集,另加编撰,以求全书体裁之一致”[42]。全书共约四五十万字,皆为钱先生手抄。但万分可惜的是,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尚未付排,书稿由江轮运往南京途中,竟沉没江中,致使世人无缘再睹是书全貌。所幸钱先生所撰《序目》,先于1942年刊载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第三期上[43],学人才得以窥其大体。此序文提纲挈领,以小见大,彰显出全书之主旨。
  在《清儒学案序目》中,钱先生继承了其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观点,认为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延续,但延续并非完全因袭。他指出,清代学术相较宋明理学也有许多变化。他认为,“清代经学,亦依然沿续宋元以来,而不过切磋琢磨之益精益纯而已。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44],故而不应该把清代标为理学衰落的时代,尽管清代理学本身具有“无主峰可指”的特点。所以,钱先生依然坚持以理学为主线来梳理清代学术。
  钱先生把清代学术划分为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四个时期,分64个学案来论述清代学术之演进,并对各时期学术的价值做出了明确的判断。他认为,明末诸遗老与乾嘉时期学术各有所得,“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荡,乾嘉之所得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45]。也就是说,晚明遗老之学与乾嘉学术之所以能够有所得,乃在于其所研究的问题是对前代学术的补充与益进。而对于顺康雍以及道咸同光时期的学术,钱先生则颇多批评,认为顺康雍时学术只是被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没有太多建树,“充其极,尚不足追步许衡、吴澄”[46];道咸同光学术则肤浅凌乱,只是“稍稍愈乎顺康雍之惨沮郁纡则已耳”[47]。
  在这篇序文中,钱穆先生还提出了一个关于清代学术的重要命题,即:“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48]在很多学者看来,此一认识最能代表钱先生对清代学术认识的理论高度。但我们认为,“每转益进”说是钱先生对其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的“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它一方面强调了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过于细密、流于空疏等原因,遭遇瓶颈,在外界政治、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刺激下必然会发生变化,此即所谓的“必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学术发展中的这种必然变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不断从旧有的学术中萃取理论精华,又不断吸收新环境下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重新组合,才脱胎而出的,也就是所谓的“益进”。
  尤需注意的是,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只有能从旧有学术中萃取精华,又有新的学术思想为之注入活力,方可让学问之事“每转益进”。在他看来,“明遗之所以胜乾嘉,正为晚明诸遗老能推衍宋明而尽其变,乾嘉则意在蔑弃宋明而反之古。故乾嘉之所得,转不过为宋明拾遗补阙”[49]。在“益进”论中,钱先生尤其强调对前代学术的包孕,如果不能包孕前代学术,则只能在穷途中不断变化,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因此,正确理解“每转益进”的内涵,有助于清晰地认识“每转益进”说和钱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的“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观点的内在联系。在钱先生看来,明末清初学术之所以必变,既有王学末流流于空疏、繁复的原因,又有满州贵族入主、朝代更迭的原因,而晚明诸遗老的学术之所以能散发璀璨的光芒而有所“益进”,正因为继承和吸收了传统学术中固有的以“经世明道”为治学最高宗旨的传统;但乾嘉以后的学术则过于强调汉宋门户,抛弃了宋明理学讲“义理”的传统,埋首考据,所以才会“愚而无成”。可以说,“每转益进”说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很深的渊源,并“一以贯之”的。
  钱穆先生曾强调:“中国之史学精神,在能经世明道。”[50]而“经世明道”正是宋明学术所提倡的最高义理。在民生凋敝、学术找不到发展正途的民国时期,宋明理学所提倡的义理正是钱先生所认为的学术转向的必然方向。在乾嘉时期,学者标榜汉宋门户,治学只识小处,不识大体,“所弃愈多,斯所复愈狭”[51]。这是完全不足以应变而迎新的,不能包孕,自然无法“益进”,甚至无法让学术发展走上正途。钱先生归宗于传统学术,在“每转益进”说中强调传统学术中“致用”精神在“益进”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而又不否定清代学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变化、自身的特殊性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这其实是对其“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进一步阐发。在《清儒学案序目》中,钱先生明确自己对学者择别、取舍的评价标准,以理学为主线对清代学术进行明确分期和提出“每转益进”说,可以说是其关于清代学术的理论体系走向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
  在1947年的南京《中央周刊》九卷三期上,钱穆先生发表了一篇论述清代学术的重要文章——《论清儒》,后该文于1962年重载于《新天地》一卷一期,改名为《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1992年整理钱先生遗稿时发现该文的改文,作为最后定稿,并改名为《略说乾嘉清儒思想》。该文重载、改稿均在钱先生晚年,而在他晚年的另几篇文章中,也表达了和本文相似的观点,因此本文中钱先生对清代学术许多问题的看法或许可以反映其对清代学术的最终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钱先生仍承继前说,认为清代学术是宋明理学的延续。他开篇即强调:“清儒学术,就晚明诸遗老言,直承晚明而来,但未依晚明的路向发展。”[52]但晚明时,学术上空疏渺茫,又逢异族入主,学问与身世上的穷途决定了学术必然会发生变化。晚明诸遗老的学术未能顺利发展。从明末到清初,社会迅速安定,清廷刻意牢笼、威怵利诱,学术气氛逐渐沉闷,学者心情变了,学术自然要变。然而,“乾嘉时代的清儒,亦没有大气魄人来领导此学术之变,而且他们内心深处并不是要变,只是外面环境逼得你走委曲路”。由此可见,钱先生明确把清代学术转变的原因归结于外因的作用,尤其是受清廷高压政策的影响,认为从清初到乾嘉学术宗旨转变更多地是由于“外面诱导摆布,并非内部激发推动”[53]。
  钱先生还指出,“清代学风,即乾嘉时代的学风,总之是逃避人生”[54],而其逃避人生的具体表现就是穷研古经籍。然而穷研古经籍并非清儒内心本来的愿望,他们也会忍耐不住想要谈论人生,钱大昕与戴震就是其中的代表。正因为“乾嘉清儒此种对于传统权威之反抗精神,其实还似有一些痕迹可见其为沿袭晚明诸遗老而来”[55],因此不能说乾嘉学术是宋明理学的反动。而乾嘉学术的精神所在,在于求平恕,求解放。他们之所以反对宋学,一方面因为他们确实在考据训诂方面超过了宋儒,另一方面则因为宋明理学传统已为统治阶级利用。然而,他们内心深处,其实还是继承了宋明学术那种对人生、对社会关注的传统。因此,钱先生说“经学不是清儒自己要走的路”[56]。
  道咸以降,由于清廷日渐衰落,清儒对待人生与社会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学者开始从逃避人事转回到预闻人事”。当时经学考据影响还在,“因此道咸时代的清儒,遂不免仍要借助于经学权威用来指导当前之人事”。这与乾嘉时期截然不同,因为“乾嘉只求解放,现在则求树立”[57]。在钱先生看来,晚清学术所走的这条路是“一条夹缝中之死路,既非乾嘉学派所理想,亦非浙东史学派之意见。考据、义理,两俱无当。心性、身世,内外落空。既不能说是‘实事求是’,亦不能说是‘经世致用’。清儒到道咸以下,学术走入歧途,早无前程”[58]。此后又经太平天国运动,西学东渐,内部空虚加上外部冲荡,清代学术既乏继承,又无包孕,故而钱先生断言:“清儒学术,曲折纡回,始终未获一条正当的直路。”[59]
  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9年钱先生旅居香港,可以看作其研究清代学术的第三个时期。在这段时间内,钱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构建了以“每转益进”说为中心的学术理论体系,总结了整个清代学术,提出清代学术思想变化的动因是由“外面诱导摆布,并非内部激发推动”的观点。而“清儒学术,曲折纡回,始终未获一条正当的直路”,似乎也可看作钱先生对清代学术做出的最简单、明了的总结[60]。此一时期,不仅是钱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理论与思路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其作为一代史家与国学大师的整个学术思想与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而在其旅居香港之后,尽管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又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显然已把更多精力放到文化学的研究上。[61]
  (四)拾遗补缺:对清代学术具体问题的重新思考与再认识
  1949年以后,可以看作钱先生研究清代学术的第四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钱先生对清代学术的探究,主要体现在对具体学人、具体著作与具体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与补充,这些著述除被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外,还见于《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名著》及《讲堂遗录》中。凡此成果,可以视为钱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拾遗补缺,因为在多篇文章中他都提到这些文章是要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互为发明”。不仅如此,钱先生在此一时期又关注了一些新的学者,如朱之瑜、钱大昕、段玉裁等,并对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时期汉学家的学术思想又有了新的阐述。而钱先生亦着重强调了学术不可立门户,但必须以传统学术为宗主的重要性。这些都可以说是他研治清代学术史的新创见。
  《中国思想史》成书于1952年,实际完成于1951年,书中论及王夫之、颜元、戴震、章学诚四人的思想。尽管钱先生依然一如既往地强调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的联系,但这并不是本书该章节的重点,其重点乃在于阐述中国思想的内容与价值。如果说此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论是为唤醒国人尤其是当时学者的民族意识而“达用”的话,那么本书则侧重于明确中国思想之价值以“明体”[62]。所以,当钱先生在本书中论述清代学术思想时,便把重点放在了阐述清代思想自身的特殊性上。他强调:“清代思想是一种历史的反省,是一种综合的批评。他们对已往思想界,指摘疵病,动中窾要。但他们为时代所限,都是异军突起。除掉古经籍之考证训诂一途外,绝少能递有继承,蔚成风气的。”[63]而在1971年完成、1973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钱先生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关注了由清代浙东学派学者完成的三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及《文史通义》。在这一部分中,钱先生考订了学案体的来源,探讨了学案体的特点和《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两书的成书过程,以及章学诚《文史通义》所提出的“六经皆史”的重要价值,赞扬了清代学者对学术史发展所做的贡献,强调了学术史研究是历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认为,学术是文化的灵魂,复兴文化要从复兴学术开始;并希望当代学人能够博学多识,关注社会现实,在传统中创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担负起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
  《讲堂遗录》中收录了钱穆先生于1959年在香港大学所讲“明清学术思想”的讲稿,于明清学术思想的不同做了分疏[64]。他认为,晚明学风“是从‘讲学’转到‘著述’之时代”[65]。并总结了宋、明、清三朝的学术特点:“宋人讲心性之学,晚明讲治平之学,清人讲训诂、考据之学。”[66]但与此同时,钱先生并未改变其坚持的中国学术一脉相承、清代学术渊源于宋学的观点。他不仅把明清学术放在一起讲,而且在文中指出,“宋、明理学固与先秦儒有不同,然就大传统论,不能不说是一脉相承”[67],而清代“汉学实不过为朱子治学之一支流耳”[68]。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于1981年初版,收录了钱先生从20年代到80年代论述清代学术的大量文章[69]。而成文于1949年以后的诸篇文章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体现出钱先生这一时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思路的变化。
  第一,钱先生又关注了一些新的学者,来补充、论证其之前对于清代学术发展大势的认识。如在成文于1980年的《读朱舜水集》一文中,他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海外,关注了当时流亡海外的朱之瑜的学术思想。该文赓续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研究方法,对朱之瑜与清初学者如顾炎武、陆世仪的学术思想、主张进行了精细辨析,于文末指出:“亭林、桴亭、舜水,较更著眼孔、孟儒学之传统,故此三人,乃同尊程、朱;而三人之为学,亦各自不同,然此乃流派之不同,非是门户之各别也。”[70]也就是说,身处异国他乡的朱之瑜在为学路径上虽与清初学者各有不同,但他们重视实功实用的学术思想,重视礼制,对政治、社会的关注,却是一致的,可见这些学术主张与思想实乃当时学者的共同诉求。而在成文于1972年的《余君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序》中,钱先生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密之入清以来,即披薙为僧。不如夏峰、青主辈,虽曰高尚其事,遁匿终身,要是在士林冠带之列;其为学亦不出性理、经、史,虽亦蹊径各别,而承先启后,固同在学术大传统之下。密之则藏身方外,学思言行,不能无殊。轨途既隔,传述遂寡。志犹合而道则乖,所以有显晦之相歧也”[71]。
  第二,钱先生对清代学者尤其是乾嘉时期“汉学考据”学者关于“宋儒义理”的认识与态度,又有了新的思考。这不惟是钱先生对自己“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且与这一时期他着力研究朱熹的学术思想有关[72]。在1971年成文的《钱竹汀学述》中,他关注了在清代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钱大昕,而钱大昕是钱先生在之前论述清代学术时有所忽略的一位学人。在本文中,钱先生不仅详细论述了钱大昕的学术思想,而且留意到了其学术生涯中思想的变化,认为钱大昕论学与顾炎武有颇多相似之处,尽管他们都对宋、元以来的学术弊端颇多批评,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其所取得的成就。在钱大昕所处的时代,以经学考据为门户抨击宋学义理已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种风气,但也有一些学人没有这种门户之见。钱先生强调:“今若谓清儒治汉学,皆是故纸堆中学问,则竹汀固不尔。平心论之,当时所奉汉学魁杰,其实亦不尽尔。”[73]但同时也指出,在戴震去世之后,钱大昕继承了其“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的学术主张,在其晚年论学的著述中提出了“治经必通训诂”的观点。这在钱先生看来,此时的钱大昕“学问只在故纸堆中,而所见之已小”[74]。虽然这个转变是个十分值得探究的问题,遗憾的是,钱先生在文中并未就钱大昕为什么在晚年学术主张会为之一变做进一步探讨。
  第三,在重新审视清代学术、拾遗补缺的诸篇文章中,钱先生一再强调为学应“不立门户”的重要性。这可能与钱先生有感于进入当代以来的学术界过于拘于门户之见有关。其实,在乾嘉时期,一些学人对汉学与宋学是没有门户之见的,也没有因为自己精于考据、训诂而对宋学义理妄加菲薄。外界环境的变化,促使钱先生不再站在“经世致用”的角度批评乾嘉学术“愚而无成”,转而强调在学术研究中兼容并蓄、不立门户的重要性,并以此作为评价学者学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由《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中七八十年代的诸篇文章可见,钱先生不仅对清代学术中一些具体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阐述,而且补充和完善了自己关于清代学术的一些看法,体现了其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而通过本书,钱先生也为自己在清代学术史方面的研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 对清代学术中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与变化

  钱穆先生之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不惟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而且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认识上不断加以深化并独树一帜。那么,钱先生对清代学术有哪些重要的认识与论断?他对清代学术的认识又是怎样发展、变化、完善的呢?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我们或可略窥端绪。
  (一)关于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的关系。此一问题,钱先生在其早年就有了独到的看法,意识到两者并非毫不相关。在《清初诸儒之学》中,他认为清初学术“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75]。在《国学概论》中,也有相似的观点,认为“清初诸儒,正值宋明理学烂败之余,而茁其新生”[76]。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则更进一步指出,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并提出了“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著名论断[77],即:“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78]其后,在《清儒学案序目》中,钱先生续加阐发,提出了“每转益进”说。
  (二)关于清代学术与两汉经学之区别。尽管钱穆先生在其文章中也时常把清代学术称之为“清代汉学”,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眼中,清代学术是不能等同于两汉经学的。他认为,汉儒经学是“以政治社会,即整个人生为对象之学问”[79],而“清代人讲经学却都是讲错了路,避去现实政治不讲,专在考据古经典上作工夫,与自己身世渺不相涉;那岂得谓是经学”[80]。在钱先生看来,中国传统学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即心学,一是治平之学即史学[81]。由此分判,他眼中的两汉经学实则是心学与史学的结合,而清代学术则是“变了相的史学”,所以两者不能等同。而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一书的序言中,更是明确表示:“清儒晚出于两千载之后,其所处时代,已与汉大异,清儒虽自号其学为汉学,此亦一门户之号召而已,其于汉学精神,实少发现。”[82]明乎此,欲了解钱先生对清代学术的诸多论述,此一评判应予以充分关注。
  (三)关于清代学术的分期。在清代学术的时期划分问题上,钱先生是有过变化的。《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中,虽未明确对清代学术进行分期,但细加体味,实则前者以三期来论清代学术[83],后者则偏向于将“近三百年”学术分为四期[84]。而在《清儒学案序目》中,钱先生以理学的演进为主线,明确将清代学术分为四期。但在《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一文中,则把清代学术分为两期,然而此后钱先生对《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一文进行修订,改名《略说乾嘉清儒思想》,则删去了前者开头的一段话。但正是在这一段话里,他把清代学术分为顺治到乾嘉时代、道咸至清室覆亡前后两期。因此在我们看来,以四期划分清代学术更能代表钱先生的观点,因为钱先生唯一一部明确划分清代学术时期的著作中是以四期来勾勒清代学术的进程,而且四期说本来就适合钱先生以理学为主线探究清代学术的思路。
  (四)关于对清代学术各时期的评价。通过对钱先生有关清代学术论述的相互观照,不难看出,他对晚明清初学术是最为推崇的,认为晚明清初学术承上启下,广博务实,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学术中一贯的“致用”精神,所以他对晚明清初学术及学人也是关注最多的。如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中的《清代考证学》及《讲堂遗录》中的《明清学术思想》等总论清代学术的著述,对晚明清初诸儒之学的论述不仅篇幅大,而且论述也最为精到、中肯。在《述清初诸儒之学》、《晚明诸儒之学术及其精神》、《略说乾嘉诸儒思想》等文中,他不仅重点关注清初学术,而且对清初学术倍加推崇。而在《清儒学案序目》中,更是直接对清代四期学术之高下优劣给出了明确的剖判,认为“明遗之所以胜乾嘉,正为晚明诸遗老能推衍宋明而尽其变,乾嘉则意在蔑弃宋明而反之古。故乾嘉之所得,转不过为宋明拾遗补缺”[85],而道咸同光之学只是“稍稍愈乎顺康雍之惨沮郁纡则已耳”[86]。
  (五)关于清代学人的一些学术主张。钱穆先生对清代学人的思想与学术思想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时期对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戴震等人的学术思想与主张都进行过多次论述。而在这些论述中,钱先生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
  如在《国学概论》中,钱先生对顾炎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的两个学术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和“经学即理学”上。他认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一句并非凭空而来,“盖亭林主知耻同于二曲,主博文同于梨洲,而绝不谈心性,则于当时为独异。然其后乃成乾嘉学风”[87]。对“经学即理学”一句的来历,钱先生并未深考,却十分不赞同顾炎武的这个学术主张,认为仅知博学,而不知明体达用,非学术正途,所以他说:“亭林不喜言心性,遂为此语。不知宋明理学,自有立场,不待经学。经乃古代官书,亦惟训诂名物考礼考史而止,经学中又何来有理学者?亭林此言,实为两无所据,远不如浙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一语之精卓矣。”[88]不仅如此,他也不同意章学诚“顾氏宗朱”的说法,认为顾炎武“只以知耻立行,而别标博学于文,将学行分两橛说,博学遂与心性不涉,自与朱子分途”[89],与宋末学者王应麟等相似,并未继承朱熹学术的精髓。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先生依然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经学即理学”为中心来论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不同的是,此时明显更重于论述“行己有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在《国学概论》中,他论及顾炎武的学术主张时,仅注意到清初诸家学术的异同与联系,认为“由虚转实”是清初诸家的一个共同趋向,而对这个趋向产生的原因并未细究。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则对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的联系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仅提出了清代学术始于宋明学术的观点,而且在文中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论证。如在论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时,认为顾炎武复兴古代经学学术主张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明代归有光;治古音也是“承明陈第季立之遗绪”[90]。此时,尽管他仍然认为顾炎武的学术主张有可待商榷之处,所谓“议论意见未必尽是,或不免于甚误,要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91],但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从这句评价中看出他立足于能否“经世明道”的判断标准,其对顾炎武的学术思想还是以肯定为主。
  在《顾亭林学述》一文中,钱先生则认为,“亭林论学,则时若有反理学之嫌,至少若与理学面目不同。然其确尊朱子,则断无可疑”[92]。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钱先生在晚年十分推重朱熹,所以对顾炎武与朱熹的联系多加留意;但另一方面,讨论顾炎武对朱熹和宋代理学的态度也是对“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又一个有力论证。而对于“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一句,钱先生的理解明显与《国学概论》中不同。在《国学概论》中,他认为“古之所谓理学”是指两汉学术;但在《顾亭林学述》中,则认为“‘古之所谓理学’,指宋。以其合于经,同于经,故曰即经学”[93]。他又评顾炎武学术,“端承朱子而来。而尽扫虚玄,一归平实,存理学之精神,而脱去理学之面貌,于学术思想之转变上,尤有关系”[94]。又论清初学术与宋代理学异同:“亭林之于《大学》八条目,可谓尤重‘修齐治平’之后四项,与宋代理学尤重‘格致诚正’前四项者稍不同;然其精神命脉,固是一贯相承,却与此下乾嘉考证学大异其趣,此层不可不辨。”[95]又辨清初、乾嘉学术高下说:“徒治训诂无当经学。乾嘉诸儒与亭林之区别即在是。一通宋儒义理,一则门户自闭,于理学全不关心,高下得失由之而判。”[96]细节上虽有出入,大体仍承前论。

               三 探究清代学术的中心与基调

  纵观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历程,透过时代变迁的波澜,通过对钱先生清代学术史研究成果的总结与梳理,结合钱先生对清代学术的认识与变化,我们在惊叹一代大师在研治清代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之余,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性与联系,寻出一个脉络。这也就是钱先生探究清代学术的中心与基调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钱先生把对清代学术的梳理、总结看作学人的责任,这是他之所以持续关注清代学术半个多世纪,并在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取得诸多成果的根本原因。钱先生认为,“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97]。研究历史,最大的责任在于“增写新史”,而撰写新史,最重要的任务在于“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98]。学术史之所以成为钱先生治史的重心所在,正因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更多地体现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学术上。正如其在《清儒学案序目》中所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吾国家民族文化绵历,迄五千年不弊,厥有一中心力量焉为之潜持而默运者,则儒家思想是也。”[99]他认为,“学术明而后文化明,学术复兴而后文化可复兴”[100]。正是基于此一认识和淑世情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遂成为钱先生毕生的追求;而与近代联系最为紧密的清代学术,更成为钱先生关注的重中之重。
  其次,钱先生认为历史研究要能从大处着眼、从宏观把握,而学术史研究则要把握住学术发展的一贯趋势。这一重视对学术流变考察的取向,深深地影响了钱先生对清代学术发展脉络的把握。他强调,需要“从历史进程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101]。在钱先生看来,中国学术的大趋势便是对儒学致用精神的继承与延续,清代学术走上考据一途,正是由“外面诱导摆布,并非内部激发推动”[102]。尽管清代学术看似远离了传统学术中那种一贯的致用精神,“曲折纡回,始终未获一条正当的直路”[103],但钱先生坚信在这种所谓的“逆转、倒退”之中仍然有其大趋势和大动向。为寻此大趋势、大动向,他深入审视了清代学术,从整体上予以把握,考察了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的联系,提出了“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著名论断,又注意到清代学术对民国学术产生的深远影响,反思了清代学术的深刻教训,从而揭示了这样一种体悟:学术的发展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方能“每转益进”。如此,钱先生遂以宏大的眼光、精细的考证,将有清一代学术的流变与中国整个传统学术的大趋势贯穿起来。
  其三,钱先生以能否“致用”与“贯通”作为评价学术的最高标准,而这一标准决定了他对整个清代学术及各个时期学术价值优劣的判断。在早年所著《国学概论》中,钱先生即认为清代学术“愚而无成,可弗待言”。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站在“致用”的角度多次批评专事考据的学人。如被梁启超先生推崇的阎若璩就遭到了钱先生的激烈批评,认为其与毛奇龄意见虽异,本质相似,“均之非躬行实践,从自身自心打熬透悟,与同时黄、顾诸君子异矣。两无足取,可勿斤斤为之置辨也”[104]。在《汉学与宋学》一文中,钱先生更是直言:“清儒门户家法之见极深,初分汉、宋,继分今、古文。无论其为汉、宋或今、古文,要皆为考据训诂上之工作,而儒术乃走入绝路,成无用之学矣。”[105]总览钱先生论清代学术的著论不难发现,他对清代学术,尤其是清初以后的学术,评价是不高的,对乾嘉时期的许多重要汉学家更是几近于不屑着墨,这无疑与他所持的评判标准有关。
  此外,联系现实、以史为鉴、针砭时弊,将对清代学术的解读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是钱穆先生研究清代学术的重要特点。钱先生在其第一本系统论述学术史的著作《国学概论》中,谈到写作本书的缘由时说:“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106]希望能借此书为民国初年身处各种思潮激荡下的学者,提供适应新时代的指导与帮助。在《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文中,更希望通过对晚清学术失败教训的总结,来改变当时的学术风气。等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时,已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前夕,钱先生则期望以对传统学术进行总结、梳理的方式唤醒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他在书中这样说:“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古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司马氏表六国事,曰,‘近己则俗变相类’,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107]在稍晚的《清儒学案》中,他也阐述了相似的观点:“吾国家民族独擅五千年文化优秀传统,回念诸圣先哲,光明灿烂,岂得不憬然动,惕然励,而知所自负荷也乎?”[108]
  最后,以人物思想为中心,辅以大致的时间脉络,贯穿统摄,是钱先生建构、论述清代学术的主要方式。研读钱先生关于清代学术的著论,不难发现,他更喜欢以人物为中心来展开研究与论述[109]。在钱先生看来,研究学术如果只重视一部一部的书,只从书中找材料,那么“整个学问只剩有一部部的书与一堆堆的材料,而没有了一个个的人。但果真在学术界没有了人,书与材料也会没有。学术到此也就无可再讲了”[110]。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如何研究学术史》一章,钱先生更直言:研究中国学术史“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111]。有学者认为,钱先生以人物为中心的论述结构胜在论述精深,却不能道出清代学术的来龙去脉。但平情而论,无论是《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是《清儒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等,钱穆先生对所论学人皆进行了精细的择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并对其学术思想的异同做了深入地辨析,于其“同处”探究清代学术的精神与特点,于其“异处”探究清代学术发展变化的大势。可以说,通过对清代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学人学术思想与治学旨趣异同所做的精细辨析,钱先生在他的著论中已将有清一代学术流变大势较清晰地展现出来。柳诒征先生曾强调:“凡论一家之学术,莫难于其人未尝自襮其宗旨,非就其生平种种著述比较而归纳之,不易得其要领也。若其人生平已历述其宗旨,则后之学者第须就其宗旨演绎而导扬之,不必更下己意。盖学问之事,甘苦自知,他人之议论断不如自身之举示之确也。”[112]对于钱穆先生之于清代学术史研究,我们亦应做如是观。当然,学术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每位学者的研究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因此有一定的学术个性甚或局限与不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只要我们抱持“温情与敬意”的心态,就会发现他者的优长之处,从而获得启益。基于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研究才能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健实推进。

                   结 语

  钱穆先生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延续中国传统学术与儒家文化的事业,而对清代学术的研究,更成为其学术生涯中举足轻重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王船山学说》开始,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的结集,他为后学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清代学术的成果,也为研治清代学术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独特视角与方法。其润泽学界之功,至可铭感。
  不惟如此,钱穆先生对清代学术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发人深思。“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到底对清代学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钱先生在其论述清代学术的著作中都给出了他的答案。而且,在其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到清儒章学诚所主张的“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在钱先生看来,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一名学者,为学一定要以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作为自己学术的宗主,担负起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与历史精神的责任。但钱先生并非一个顽固守旧的人,他十分推崇清初诸位大家学术的博大精深,对学术界存在的门户之见一直深恶痛绝,因此他从不排斥使用西方的理论,主张为学兼容并包,方能“每转而益进”。
  尽管钱先生在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观点和论断学界可以继续探讨,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所取得的成就、贡献和影响。而钱穆先生立足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以学术兴亡为己任的治学精神和追求,是值得世人好好体味的。


[1] 朱维铮先生在《<訄书><检论>三种结集过程考实》(《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一文中考证指出,《訄书》重订本在1903年春天即已脱稿。
[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5页。
[3]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序》,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4] 在此之前,钱穆先生对晚清学术已多有接触,他曾在《师友杂忆》一书中提及早年读谭嗣同《仁学》印象深刻,喜读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诸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58、63-64页)。
[5]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66页。
[6] 按:钱穆先生此文,《苏中校刊》目录题为《述清初诸儒之学》,但正文标题则为《述清初诸儒之学风》。
[7] 钱穆:《述清初诸儒之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页。
[8] 钱穆:《述清初诸儒之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页。
[9]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321页。
[10] 钱先生在《国学概论》中曾多次表达了与梁启超等人在清代学术具体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如其认为戴震学说受浙东学派的影响更多,“梁胡言戴学渊源,专注颜李着想,恐未得当时情实”(《国学概论》,第288页)。
[11] 柳诒征先生在《顾氏学述》(《学衡》1922年第5期)一文中曾强调:“顾氏之学,非后世之理学家,非后世之经学家,非后世之文学家。其生平之宗旨,惟在实行孔孟之言,以学问文章经纬斯世,拨乱反正。仅以某一家当之,陋矣……不幸后世以经学家目之,以考证家目之,且谓顾氏为有清一代开派宗师,而顾氏之学几绝。”
[12] 钱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谈及咸同之际今文经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训诂考证之业,固已路穷必变,而其推转之机,亦时会之有以促成之也” (《国学概论》,第320页),与之后在《清儒学案序目》中提出的“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实有相似之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5页)。
[13]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81页。
[14] 在北平任教期间,钱穆先生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梁漱溟、林宰平、张荫麟、贺麟、吴宓、张东荪等学者来往颇多,他于后来回忆道:“民国二十年,余亦得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但余之大体意见,则与学衡派较近。”又自述:“特于赴北平后,得读梁任公《欧游心影录》之类,始知西方文化未能尽如人意,亦多可议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6-160、349、351页)
[15] 钱先生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与清代学术有关的文章主要有:《汉学与宋学》(1934年)、《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1935年)、《崔东壁遗书序》(1935年)、《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1935年)、《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舆纪要》(1935年)、《跋车双亭刊吕子评语》(1936年)、《跋黄汝成日知录集释》(1936年)、《读郑献甫补学轩散文集》(1936年)、《略记清代研究竹书纪年诸家》(1936年)、《记抄本章氏遗书》(1936年)、《记姚立方礼记通论》(1937年)、《记吕晚村诗集中涉及黄梨洲语》(1937年)、《余杭章氏学别记》(1937年)等。除《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文收于《学龠》一书外,其余均收录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中。
[16] 钱穆:《汉学与宋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26页。
[17] 钱穆:《汉学与宋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31页。
[18] 钱穆:《汉学与宋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32页。
[19] 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学龠》,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20]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404页。
[21]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408页。
[22] 钱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不仅是其在北大五年任教此课程的积累,更可以追溯到其在中学任教的时期,早在那时他就积累了一些有关清代学术的资料和札记。比如,钱先生回忆说,在厦门集美中学任教期间读《船山遗书》,“遇惬意处,加以笔录”,“后在北京大学写《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船山一章所用资料即本此”(《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11页)。
[23] 关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能否代表钱先生关于清代学术的最终定论,可以通过该书与之后其论清代学术的著论比较而有所发现。而据钱先生《师友杂忆》中所述,其于1937年南下时,在衡山再读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忽觉有新悟,追悔所撰《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一章实未有如此清楚之见解”(《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86页)。
[24] 关于钱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提出的这三个论断的重要意义,详见陈祖武先生《清儒学术拾零》之《钱宾四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研究的贡献》,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333-347页。
[2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2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5页。
[2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3页。
[2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6页。
[29]  钱先生在本书中指出:“吴学实为急进,为驱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阐宋,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7页)
[3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49页。
[3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39页。
[3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05-606页。
[33]  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一书中指出:“诸子学之发明,龟甲文之考释,与古史之怀疑。三者,盖皆承清儒穷经考古之遗。”(第329页)
[34] 钱先生在文中指出“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又指出乾嘉时期的士人“以鄙视满清政权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科举。又因鄙视科举之故,而无形中影响到鄙视朝廷科举所指定的古经籍之训释与义训。因此宋、元、明三代沿袭下来对于古经籍的义训,一致为江、浙新学风所排斥。因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目”(《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48、857页)。
[35] 钱穆:《国史大纲》,第860页。
[36] 钱穆:《国史大纲》,第857-859页。
[37] 钱穆:《国史大纲》,第853页。                                                
[38] 钱穆:《国史大纲》,第862页。
[39]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1-12页。
[40] 钱先生在文中指出:“任何一时代的学术,大体都赖外力扶护而在良好环境下产生,独晚明诸老所处时代特为不同。他们的学术乃在外力极端摧残压迫下成长。他们的精神,纯为一种对时代反抗、对环境奋斗的精神,可说是一种最艰苦最强毅的革命精神。”(《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
[41]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7页。
[42]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20页。
[43] 《清儒学案》一书还有柳诒征先生摘抄之一部分存留,见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
[44]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4页。
[45]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5页。
[46]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4页。
[47]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5页。
[48]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5页。
[49]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6页。
[50] 钱穆:《中国史学之精神》,《中国史学发微》,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51]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6页。
[52]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页。
[53]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6页。
[54]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7页。
[55]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11页。
[56]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7页。
[57]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14页。
[58]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15页。
[59]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14页。
[60]  关于这一总结,钱穆先生在其之后论清代学术的著作中也曾多次提到,如在《讲堂遗录》一书中,就指出清代学术在“清廷高压政策下,只有作一逃避现实之畸形发展,遂成为后日乾、嘉考据之学”(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61] 在《师友杂忆》中,钱先生自述:“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在成都开始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之试探,及一九五零年来台北,乃有《文化学大义》一演讲,是为余晚年学问蕲求转向一因缘。”又说:“余此三十年来,有历次讲演,及抒写有关历史方面之文字,则一皆以‘文化’为中心。”(《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325-326页)
[62] 在自序中,钱先生表露心迹道:“我们该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与其派别之分歧。此始成为中国的思想史。我们不能说西方思想已获得了宇宙人生真理之大全,同样不能说中国思想对此宇宙人生之真理则全无所获;亦不能说中国思想对宇宙人生真理之所获,已全部包括在西方思想之所获之中。如是始可确定中国思想史在世界人类思想史中之地位与价值。”(《中国思想史·自序》,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8页)
[63] 钱穆:《中国思想史》,第240页。
[64]  在《讲堂遗录》中,钱先生指出:“若讲思想史,则明、清是两个时期。”(第157页)
[65]  钱穆:《讲堂遗录》,第170页。
[66]  钱穆:《讲堂遗录》,第188页。
[67]  钱穆:《讲堂遗录》,第184页。
[68]  钱穆:《讲堂遗录》,第188页。
[69]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中收录的文章,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论述类,共4篇,《述清初诸儒之学》(1928年)、《汉学与宋学》(1934年)、《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1935年)、《略说乾嘉清儒思想》(初名《论清儒》,发表于1947年);第二类为序跋类,共7篇,《崔东壁遗书序》(1935年)、《清儒学案序目》(1942年)、《余君英时方以智晚节考 序》(1972年)、《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舆纪要》(1935年)、《跋车双亭刊吕子评语》(1936年)、《跋黄汝成日知录集释》(1936年)、《跋嘉庆乙丑刻九卷本读史方舆纪要》(1942年);第三类为札记类,共14篇,《读郑献甫补学轩散文集》(1936年)、《略记清代研究竹书纪年诸家》(1936年)、《记抄本章氏遗书》(1936年)、《记姚立方礼记通论》(1937年)、《记吕晚村诗集中涉及黄梨洲语》(1937年)、《记抄本戴东原孟子私淑录》(1942年)、《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1944年)、《王船山孟子性善义阐释》(1961年)、《读姜白严尊行日记》(1969年)、《读段懋堂经韵楼集》(1976年)、《读张穆著阎潜邱年谱再论尚书古文疏证》(1976年)、《读古微堂集》(1976年至1977年间)、《续记姚立方诗经通论》(1977年)、《读朱舜水集》(1980年);第四类为学述类,共12篇,《王船山学说》(1923年)、《余杭章氏学别记》(1937年)、《陆桴亭学述》(1970年)、《钱竹汀学述》(1971年)、《陆稼书学述》(1972年)、《顾亭林学述》(1973年)、《吕晚村学述》(1973年)、《王白田学述》(1973年)、《罗罗山学述》(1976年至1977年间)、《朱九江学述》(1976年至1977年间)、《朱鼎甫学述》(1976年至1977年间)、《太炎论学述》(1978年)。
[70] 钱穆:《读朱舜水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5页。
[71] 钱穆:《余君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73页。
[72] 钱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提到“最近我在写《研朱余沈》,又在清代写了陆桴亭、陆稼书、钱竹汀三人。此三人,在我以前所写《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只偶尔提到,未有详写。而且我此所写,又与写《三百年学术史》作意不同,因此写法也不同。此三篇,主要是在写朱子学在清代之展演与传述,而《三百年学术史》则主要在写清代一代学术前后转变与递承。两书宗旨不同,则运用材料自将不同”(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44页)。
[73] 钱穆:《钱竹汀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372页。
[74] 钱穆:《钱竹汀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375页。
[75] 钱穆:《述清初诸儒之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1页。
[76] 钱穆:《国学概论》,第266页。
[77] 钱穆先生并不是第一个关注汉学与宋学联系的学者,早在1898年,皮锡瑞在其刊载于《湘报》的《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七次讲义》里,就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明学术的观点。皮锡瑞认为:“予谓汉学出自汉儒,人皆知之;汉学出自宋儒,人多不知。国朝治汉学者,考据一家,校刊一家,目录一家,金石一家,辑搜古书一家,皆由宋儒启之。”(《皮锡瑞集》,岳麓书社,2012年,第374页)但钱先生并没有因循前人的观点。虽然同样强调清代汉学与宋代学术的联系,皮、钱二人的立足点实际上旨趣有异:皮锡瑞强调宋儒也讲“考据”,乃立足于清代汉学考据来论证汉宋学术之间的联系;而钱穆先生则强调清儒也讲“义理”,乃立足于宋学义理来论证汉宋学术之间的联系。此外,叶德辉在《与戴宣翅校官书》中亦指出:“元明以后,宋学之盛,已数百年。国初巨儒,如顾亭林、阎百诗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学,而兼为训诂考订之事,遂为汉学之胚胎。汉学之名,古无有也,倡之者三惠,成之者江慎修、戴东原。然此数君者,皆未化宋学之迹者也。迨乎王钱孙段之伦,二王三孔之族,精研文字,穿贯两京,汉学之帜,由是纵横上下,通于百年。”(叶德辉著、印晓峰点校:《叶德辉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6页)
[7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
[79] 钱穆:《汉学与宋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29页。
[80]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352页。
[8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82]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第2页。
[83] 钱先生在书中言及清代学术变迁大势时说:“清初诸儒,博综经世多方之学,一转而为乾嘉之穷经考礼者,盖非无故而然也。”又言:“盖清自咸同之际,洪杨倡乱……而乾嘉朴学亦自此绝矣。”(《国学概论》,第276、320页)似有清初、乾嘉、道咸以降三分清代学术之意。
[84] 钱先生在序言中谈及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关系时,曾用了“溯诸晚明诸遗老”、“继此以降”、“于时已及乾隆”、“道咸以降”四个明显带有时间概念的词汇;而细读此书,钱先生也确实是以四段论的方式来论清代学术,详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页。
[85]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6页。
[86]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5页。
[87] 钱穆:《国学概论》,第261页。
[88] 钱穆:《国学概论》,第276页。
[89] 钱穆:《国学概论》,第266-267页。
[9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8页。
[9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59页。
[92] 钱穆:《顾亭林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77页。
[93] 钱穆:《顾亭林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79页。
[94] 钱穆:《顾亭林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89页。
[95] 钱穆:《顾亭林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90页。
[96] 钱穆:《顾亭林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95页。
[97]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页。
[98]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1页。
[99]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3页。
[100]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页。
[10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6页。
[102]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6页。
[103] 钱穆:《略说乾嘉清儒思想》,《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14页。
[10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58页。
[105] 钱穆:《汉学与宋学》,《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32页。
[106] 钱穆:《国学概论·弁言》,第1页。
[10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第3-4页。
[108] 钱穆:《清儒学案序目》,《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546-547页。
[109] 在《国学概论》中,钱先生以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孙奇逢等八人,乾嘉时期的惠栋、江永、戴震、章学诚等,道咸以降的康有为、黄以周等人为中心论清代学术;《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文,则以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五人为中心;《中国思想史》的清代部分,以王夫之、颜元、戴震、章学诚四人的思想为中心;《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则有成于70年代的9篇以学人为中心的学述。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清儒学案》,更是因人设章,分别探讨了51、64位学人的学术思想。
[110]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341页。
[11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7页。
[112]  柳诒征:《顾氏学述》,《学衡》19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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