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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峰歌》流传小考——兼谈孙奇逢先生的立身为学旨趣


林存阳
2016-07-01 17:26:06 阅读
《清史论丛》2016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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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更迭,是中国历史进程中又一次重大的转型期。当此之际,不唯政治层面最高统治权的转移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震荡,而且思想、学术等层面亦经历着艰难的抉择痛苦。尤其对读书人来说,如何立身,如何治学,以及出处、治学的归宿究竟何在等,无不考验、煎熬着他们的身心。尽管“当世士大夫儒而归禅者十常四五”[1]的局面,显示出不少心系故国的读书人,迫于严酷的现实,而做出不与新政权合作的无奈或隐而待发的人生选择,但很多不畏威权、勇于担当的有志之士,仍毅然走向了以各种形式舒展怀抱的道路。其中,大儒孙奇逢就是一位典型代表。
  孙奇逢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585年1月14日),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去世,享年92岁。其一生历经世变,迭遭流离,倍偿艰辛,然从未放弃心中的理想,以淡泊名利、研学体道、造就人才、关注社会利弊而为学人所敬仰。正因孙奇逢秉持了躬行实践的立身旨趣、通达自得的为学精神、甘贫乐道的人生追求,所以,他不仅是明清之际“为后学辟一生面”的著名学者、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立身垂范、讲求“读有字书,要识无字理”的道德实践家,更是一位传统优秀文化、中华文明谱系中,承继、弘扬道统和期于深造自得的重要担当者!《夏峰歌》就很好地体现了孙奇逢独特而高洁的人生选择和境界。

               一、《夏峰歌》的撰作与谱曲

  顺治六年(1649),对于66岁的孙奇逢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是年,他鉴于田庐被圈占的生存困境,决定远离故土。十一月初十日告墓后,除留长子立雅守祠墓外,遂携家南徙。翌年四月,抵河南淇县,五月至苏门,七月移入共城,颜其室曰“留云舍”。顺治九年(1652),工部都水司卫河使马光裕(字玉筍,顺治七年任,后升吏部稽勋司员外郎)以夏峰田庐慷慨相赠,孙奇逢遂先令五子韵雅督治,而于十月移居夏峰。自此以至逝世,除于康熙三年(1664)三月底至四年(1665)春暮一度因事北上在老家河北容城短暂留住外,一直生活于夏峰村。20余年间,孙奇逢甘贫乐道,潜心治学,毅然以承继学统、赓续文化命脉为己任;诲导后学,风励子孙,孜孜于造就人才、弘扬节孝大义而不倦。一时间,远近学人,慕名前来者甚众,相与请益问难,无不德业共勉,甚得师友宾朋之乐。因此之故,学人们遂尊称孙奇逢为“夏峰先生”,而兼山堂乃成为众人的聚会之所。
  据孙奇逢所作《日谱》载,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重阳日,名所居夏峰堂曰“兼山”,并取陆九渊“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八字作联。十五日,又自撰《兼山堂联》:“未发以前气象安在;知止而后功力悠然。”[2]二十二日,在回答“卦之变也,乾可变而为坤,坤可变而为乾。六十四卦递相变,以至于无穷。其不变之义安在”之问中,孙奇逢更表明以“兼山”名堂的意涵曰:“有立于卦之先者,太极是也。二气五行相推相荡,天人理欲互消互长,而太极终古自如。善变者,阴变而为阳,化小人为君子;不善变者,阳变而为阴,化君子为小人。《艮》背无咎,《无妄》可贞,此《易》之所以教也。以‘兼山’名吾堂,意正有取于斯。”[3]也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叙列从古君臣开创、守成之事,明治统也”的《两大案录》、“叙列从古名儒修德讲学之事,明道统也”的《理学宗传》、“志不忘其乡之先哲”的《畿辅人物考》、“因寓于其地而思尚论其人焉”的《中州人物考》,以及《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旨》等著作,既“借为诸子共学之助”,更欲以彰“尚友古人之意”。[4]而在所作《西轩榻铭》中,孙奇逢旷达、怡然自得的人生境界,愈发地个性显然。其言曰:“我有斗室,一榻廓然。袂连踵接,肩比衾联。朝餐粗粝,夕得安眠。一膜不隔,四海为缘。夜分款语,非元非禅。论心达旦,读书十年。榻愧南州,人则昔贤。我虽衰迟,实借周旋。榻兮榻兮,似别有天。鸡鸣夜气,庶几罔愆。”[5]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洒脱而志有所在的人生取向,所以在孙奇逢周围,凝聚了许多论学谈天的挚友、后学。其中,杨天放就是一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那么,这位杨天放是何许人也,又与孙奇逢有着怎样的交往呢?
  在《日谱》中,孙奇逢记载了一些有关杨天放的情况,以及两人交往的踪迹。据称,杨氏乃江陵人,本姓朱,名国沛,派出天潢,后易姓改名,寄迹于女婿卫河使李震生(字慎庵,顺治十四年任)[6]署中。两人初识于王紫绶(字金章,号蓼航,曾侨寓苏门山中,从孙奇逢先生讲学)家,一见倾心,孙奇逢认为杨氏乃“大雅君子”,遂以诗论交。顺治十六年(1659)四月初十日,孙奇逢依杨氏韵赠其诗曰:“天涯混迹一闲身,恰似当年避世人。君把钓竿予携斧,乾坤何地不生春。”[7]又二十八日《酬杨天放》曰:“岂是孤怀耽静寄,川原到处好停车。庆卿徒卫名因著,向子游山家已疏。旧国风涛迷野乘,荒天烟雨爱吾庐。夏峰古木多荆棘,蓬径频为羊仲锄。”[8]此可见两人有感于世变势移之惺惺相惜之情。然而,时隔不到10个月,杨氏即因抑郁病而去世[9]。得知挚友去世噩耗,孙奇逢不顾大风呼啸,于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十五日亲往吊唁,并于二十一日作《挽江陵杨天放三绝》以志悲痛。其一曰:“十年漂泊一孤舟,楚水湘云未尽头。怪得姓名终欲遁,凄凉心事向谁筹?”其三曰:“无家久已谢儿从,落叶先悲楚客踪。清梦纵归归未得,孤魂尝旁孝陵松。君未病时,有《落叶诗》十二首。”[10]凄凉身世,客死异乡,孙奇逢虽在为知己恸,实亦为己之相似遭际叹。
  尽管孙奇逢与杨天放相处时间并不算长,但相交之笃、相知之深,则可称莫逆矣。杨氏为孙奇逢所作《夏峰歌》,就是两人志趣相投、心心相印的体现。据孙奇逢《日谱》顺治十七年二月十五日载:“贻予有《夏峰歌》,多知己之言。”[11]又二十一日《挽江陵杨天放三绝》诗中曰:“闲来展读《夏峰歌》,读未终时泪已沱。高韵岂随流水去,尝疑颜色月明过。”[12]以《夏峰歌》为知己之言,且展读未终泪已纷落,可见该歌之于孙奇逢,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由于相关文献记载不详,《夏峰歌》作于何时,具体日期已不易考定。但从孙奇逢《日谱》的有关记载来看,大概成于顺治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二月间。因为《日谱》于顺治十六年四月初十日,首次提到杨天放,而杨氏于顺治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就去世了。
  杨天放所作《夏峰歌》,其原稿今已不可见,孙奇逢的著述中亦未见载,但该歌通过一些琴谱、弟子等为孙先生所编集子以及孙氏后人口耳相传(详后),仍然保存、流传了下来。不过,由于各版本存在个别的差异,因此不免令人产生杨天放所作是否经过修订的疑问。而翻检孙奇逢的著作,其间一些文字与该歌亦有相似的表达。如《日谱》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十五日所载《戏题金衣公子》第一首,即与该歌的第五段前半,除个别字有差异外,基本相同。因此,在该歌的定稿过程中,孙奇逢与杨天放很有可能进行过商酌。
  《夏峰歌》问世后,尹晔又曾为之作琴谱。按:尹氏字尔韬,一字紫芝,因善琴得明崇祯帝赏识,赐号芝仙,别号袖花老人,浙江山阴人,宋儒尹焞之后。[13]孙奇逢曾为其作传,其中曰:“鼎革后,芝仙浮踪山岑水湄,无以为家。晚年爱苏门山水,遂卜居焉。间为诗歌以见志,刻有《徽言秘旨》若干卷行世。岁寒老人(孙奇逢之号——引者注)曰:芝仙盖今之逸客也,余子若孙尝从学琴。”[14]又《日谱》康熙十三年正月初二日载:“邀尹芝仙、周春雨二公,以诗代柬……生平鲜嗜好,有友愿已毕。浮家山水间,所幸得二逸。尹君彦明裔,妙得琴中秘。仙乎复仙乎,春雨真堪述。周公邑侯父,道气凌崒嵂。披琴时一弹,走笔皆音律。星聚此山中,田家正酿秫。鹤背望联翩,愿期此人日。”[15]康熙十四年四月十八日孙奇逢病笃之际,尹氏前往探视,然孙奇逢正在睡觉,“及觉,侍侧者曰:‘适尹芝仙乔梓来视疾,方出门矣。’先生曰:‘我欲会你尹先生。’急遣使请回。曰:‘再无相会之期矣,为我幸致周太公。’”[16]由此可见,孙奇逢与尹氏关系颇为密切,更因于琴道有同好,遂成为至交。所以,尹氏为《夏峰歌》谱琴曲,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那么,尹氏谱琴曲于何时呢?因文献记载不详,很难准确判断,然上下限大致可寻。按尹氏所辑琴谱《徽言秘旨》一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8册所收,乃清顺治九年听月楼刻后印本,其中有康熙七年(1668)孙奇逢序。该书辑琴谱60曲,并无《夏峰歌》。而据孙奇逢之孙洤所撰《徽言秘旨订·跋》称:“洤八九岁时,侍祖父膝前,即请事于徽弦……岁甲辰(康熙三年——引者注),偶从友人案头得见芝仙先生《徽言秘旨》一书,披阅之下,心爽目豁,不啻述者之得指南、梦者之听晨钟也……戊申(康熙七年——引者注),始得晤先生于卫源,亟承殷勤指授。已而移家苏门,复得朝夕过从。十余年来,与先生多所商酌。后杨鹾使公(杨茂祖,字绳武——引者注)偕先生去武林,遂投老里门。”[17]又该书卷首载《尹芝仙先生传略》称:“会遭国变,公栖遁山中。后侨寓淮上,转徙淄、青间。已闻苏门山水之胜,复徙家焉。因作《鲁风》《安乐窝歌》《苏门长啸》《夏峰歌》《归来曲》《归去来辞》等谱,与孙担峰(孙洤——引者注)诸人挥弦无虚日。客居三十余载,老而弥窘,欲还首丘,不能束装。会卫守杨绳武迁官两浙,约与偕行,乃得归越……其默识《崆峒引》五曲,及新制《夏峰歌》诸曲,杨绳武梓于卫源。”[18]按杨绳武于康熙十五年(1676)任卫辉知府,二十一年(1682)升任两浙盐运使。由上来看,尹氏为《夏峰歌》谱琴曲,很有可能在康熙七年至十四年间,最迟不晚于二十一年。

               二、《夏峰歌》的刊刻与流传

  由杨天放作词、尹晔谱曲的《夏峰歌》,不仅记录下此二人与孙奇逢之间的深厚友谊,而且也成为中国古琴谱中的一首珠联璧合名作。正因如此,《夏峰歌》遂得以流传下来。
  就《夏峰歌》的流存情况来看,主要有如下一些版本:
  一、卫辉知府杨茂祖刻本,约刻于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一年间。但杨氏刻本目前未见,不知是否留存于世。
  二、汪天荣辑《德音堂琴谱》版,载该谱卷6。《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28册,收有清康熙六十年有文堂新镌本;中国书店于2012年亦据是本以线装影印。据卷首汪氏《序》,末署“康熙岁次辛未荷月”。按:康熙辛未,即康熙三十年(1691);荷月,即六月。可知是谱初刻于康熙三十年。然可惜的是,汪氏并未说明所收尹芝仙作《夏峰歌》曲的来源。
  三、孙洤重订《徽言秘旨订》版。是书为在尹晔原谱60曲的基础上,续入13曲(含《夏峰歌》),夏峰藏板。据卷首所载诸序跋,知刻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在是年三月所撰跋中,孙洤对与尹晔的关系及刻是书之缘由有明确交代。他说:“洤八九岁时,侍祖父(指孙奇逢——引者注)膝前,即请事于徽弦。及弱冠,复从学马东航、刘公勇两先生,欣喜之极,至忘寝食。虽严寒酷暑,指裂汗滴,未尝稍辍。第爱马嗜瘸,仅成痼疾,终属心知其然,而口不能言其所以然。岁甲辰(康熙三年——引者注),偶从友人案头得见芝仙先生《徽言秘旨》一书,披阅之下,心爽目豁,不啻述者之得指南、梦者之听晨钟也。一切指法,皆凿然确有程式,举从来含糊、疑似之弊,扫荡殆尽……戊申(康熙七年——引者注),始得晤先生于卫源,亟承殷勤指授。已而移家苏门,复得朝夕过从。十余年来,与先生多所商酌。后杨鹾使公偕先生去武林,遂投老里门。病榻中犹披衣拜鹾使曰:‘为我致担峰,老夫一生精力,尽在此书,较踳驳,补阙略,不能无厚期也。’嗟乎!先生以我为知己,其实不能知先生之万一。但既常亲聆东海之涛声,固不忍先生一生精力云散烟消,一旦成广陵散耳。薇署无事,细加较订,已刻未刻,共得七十三曲,同人醵金合梓,附以愚意数则。”[19]又该书卷首所载《尹芝仙先生传略》称:“校正旧谱百余曲,复加澄汰,仅存六十曲,名曰《徽言秘旨》,友人孙宗元梓于上党。其默识《崆峒引》五曲,及新制《夏峰歌》诸曲,杨绳武梓于卫源。其中尚多舛误,因年老不耐烦剧,较订之事,属之孙担峰。后同陈与可、张梦臣诸公,檄众醵金,合刻都门,以行世焉。”[20]按:孙洤乃孙奇逢第三子望雅之长子,一直追随其祖奇逢先生左右。由此来看,孙洤不仅师事尹晔学琴,而且朝夕过从长达十余年,故深得尹氏赏识。因缘于此,尹氏遂于病中委托杨茂祖向孙洤致意,将自己萃一生精力所辑的《徽言秘旨》寄望于孙洤来重新整理、完善。孙洤感念师恩,因与同志合力精心校阅,并付梓人,而成《徽言秘旨订》,最终完成了恩师的心愿和嘱托。至于《夏峰歌》依据何本,孙洤虽未明言,但从《尹芝仙先生传略》提及杨茂祖曾刻于卫源,以及作为孙奇逢的裔孙来看,他应该既看过杨天放手稿[21],又见过杨茂祖刻本。
  四、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刊《三贤集》之《征君卷》中所载本,即《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卷4所载者。按:“三贤”指刘因、杨继盛、孙奇逢。刘、杨二人之集先已合刻,后经魏一鳌(孙奇逢弟子)倡议,得张斐然等人资助,遂于康熙十七年(1678)整理编辑孙奇逢先生诗文,与刘、杨二人之集合刻,是为《三贤集》康熙十八年(1679)刻本。此后,容城士绅鉴于版刻漫漶,又曾两度重刻,即道光十六年(1836)、光绪二十四年刻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十八年版、道光十六年重刻版皆未收《夏峰歌》。而光绪二十四年版所收《夏峰歌》,目录中未载,但正文中有;不过,按其所标页码,为“又四十四”“又又四十四”,则显然为增加进去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夏峰歌》究竟是谁作的?据前面所考,孙奇逢已明确说《夏峰歌》乃友人杨天放所赠,而魏一鳌等编孙奇逢先生集子,亦未收该歌,且当时参与校阅者,有孙奇逢的四子博雅、孙子洤、弟子杜越等,他们对《夏峰歌》的情况是熟悉的,所以未将《夏峰歌》当作孙奇逢先生的作品。光绪间重刻孙奇逢先生集者,大概对《夏峰歌》的来龙去脉不甚了然,以至认为该歌是孙先生的作品,而增收了进去。其实,有这样的误会,也并非特例,如晚清的袁昶(1846~1900),亦曾在《园花》诗的注中称:“琴家《夏峰歌》,旧题尹芝仙作,乃容城孙征君自寓也,盖空同道士邹䜣之比。”[22]但实际上与事实相去甚远。
  五、孙氏家族口耳相传版本。《夏峰歌》之得以流传,孙奇逢先生的后人(容城、辉县)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曾任长城矿山机械厂厂长的孙中全先生提供的《夏峰歌》,刊于《辉县文史资料》第3辑[23];孙居容先生注解的《夏峰歌》,刊于《容城诗选》[24];孙尚容提供、武培九书的《夏峰歌》,刊于《辉县书法》[25];北方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容城县志》,也刊有《夏峰歌》[26]等。凡此努力,皆为《夏峰歌》的流传,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而孙敬洲先生(兼山堂文物保护理事会会长)的夫人徐芳女士(兼山堂文物保护理事会秘书长),上传于其“‘夏峰先生’搜狐博客”的《夏峰歌》,更对大家了解这首歌,提供了便利条件。据敬洲先生称,居住在东夏峰村的孙氏后人,新中国成立前人人会背《夏峰歌》,但目前会背者已不多了。但可喜的是,2015年9月18~21日举办纪念孙奇逢先生诞辰4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期间,敬洲先生采纳了笔者的建议,组织夏峰小学的20位同学,精心排练了一个节目,于专家考察孙奇逢先生故居时,在兼山堂前朗诵了《夏峰歌》,场面十分感人,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这不仅体现了《夏峰歌》的魅力和生命力,而且也将成为广为学界、大众熟知的一个良好开端。
  兹将目前所见到的《夏峰歌》的几种主要版本,表列如下:
  【……】
  由上表来看,这几种版本的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不同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德音堂琴谱》《徽言秘旨订》《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版做了分段,而孙氏家族口耳相传版无分段;二、个别文字不一样;三、在处理避讳字时,如“玄”,有的采用缺末笔的方式,有的则采用改为“元”的方式;四、个别用字形异,如茆茅、箇個、颿帆、闇暗、墝硗等;五、《德音堂琴谱》《徽言秘旨订》版有句读,而《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孙氏家族口耳相传版则无;六、有的歌词句读略有不同。此外,《德音堂琴谱》《徽言秘旨订》版有词有谱,而《容城钟元孙先生文集》、孙氏家族口耳相传版则仅有词。尽管如此,若细加比对,再请懂琴律的专家帮着审定一下,还是可以整理出一个更为完善的版本的。

                三、孙奇逢之立身为学旨趣

  孙奇逢先生的一生,虽历经曲折坎坷、世态炎凉,然始终持身刚正,不为威势所屈;尽管生活艰辛,但一直甘贫乐道,不做俗人之营;而面对因世变所引发的思想、学术困境,则能沉潜省思、深造自得,于纷繁复杂中探得一条学术新路,从而为后学辟一生面。《夏峰歌》就是对他这一颇具个性人生取向的一种体现。
  大体而言,《夏峰歌》主要彰显了孙奇逢以下一些生活状态:一,晚年客居夏峰20余年的岁月,虽然仅茅屋几间、薄田数亩,然鸡犬之声可闻、山园之色可赏,看着那袅袅的炊烟,望着那皎洁的明月,这对无富贵声势之求的孙奇逢先生来说,已是足以怡乐的“世外桃源”。二,此地无车马之喧,亦无市井之闹,高朋雅友时来相聚,粗茶淡饭甘之如饴,谈古论今,言孝励廉,友朋之益,乐莫大焉。三,尽管生活清贫,然有孙辈绕膝,尽享天伦之乐,孙奇逢先生甚感欣慰。而让他更感欣慰的是,几位儿子既耕且读,淡泊名利,知让互敬,一大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四,更有众多学子,或追随从学,或远来问业,或做数日之谈,或结庐长期相伴,言谈无俗语,致力道学传,师弟相勖勉,统绪共力肩。五,孙奇逢先生虽年届高寿,但对学问的执着和体悟,则愈老而弥笃、弥透,俗人之语不入于耳,非圣之言不入于目。他既无意于逃禅谈玄,也不拘滞于学术门户纠缠,而是以通达的识见,去探求学问的真谛,更倡导学贵躬行实践,莫做不切实际的口舌空谈。六,在历经了故园涂炭、遍尝了人生百味之后,孙奇逢先生的心地越来越豁然、恬淡,然对家乡容城的牵念、过往岁月的思味,却并未因星转斗移而稍减。时代、人事迭变换,容城、夏峰两相隔,此情此景,已非悲喜二字能况孙奇逢先生的心境了。因此,横一把琴,阅几卷书,为了人生的那件大事,孙奇逢先生亦可谓弹奏出一曲人生的天籁之音,谱写了为学术、为道统、为文化命脉更好衍绪的华丽篇章!
  而在孙奇逢先生人生情态的诸多面向中,笃师友之义、学有宗尚而不拘门户之见,尤能体现其立身为学取向的精神。
  《夏峰歌》中所言“生平性癖,师友倍多缘”,可谓很贴切地刻画出孙奇逢先生笃师友之义的嗜好。而在其相关言论中,于此更三致意焉。如《日谱》顺治八年(1651)三月十二日载:“仆生平无它嗜好,五十年来以友朋为性命。”[35]又康熙六年(1667)十二月初七日答汤斌问学书称:“仆生平求友,老而转切。”[36]又康熙十四年二月初一日答诸同人问“人生何事最乐”曰:“逢良友最乐。”[37]孙先生之所以以友朋为性命、以得良友为最乐,是因为在他看来,“昔人谓友朋之益,如二炭相燃,其中焰生,盖物聚而气胜也。分而置之,不独无焰,且将不燃矣”[38]。尤其是若能“得同志人共读书,疑义相质,更可乐也”[39]。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何以会发出“离友朋之乐,无乐也;有朋,则山可乐,水可乐,即无山水亦可乐”的感慨了。不过,孙先生所谓“朋”,是有特指的,即“能起予,匡之不逮”的“有识趣人”方可称之为“朋”。[40]与当时那些“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甚有肝胆与共,死生相期,而意忤言觭,凶终隙末”[41]的所谓“交”者迥异其趣,孙先生心目中论交友朋的标准,乃在于“道义”。他强调,无论生死、肝胆、声气、托寄、忘形、忘年之交,还是贫富、贵贱、饮食之交,“以道义出之,一一皆道义也;不以道义,纵许人以死,匹夫之轻生者耳。肝胆非真,声气皆假。托寄无关于名谊,山水无借于品题。忘形忘年,亲溺之私耳;富贵贫贱,谄渎莫甚。以文字相夸诩、酒食相征逐,皆其交之蠹也。损益相邻,受益难于受损。故正人难亲,匪人易比”[42]。因此,交友是一件非常严肃、性命攸关的大事,不可不慎。正因如此,孙先生不唯自己一生很注重交友之道,而且在训励弟子、子孙时,也常常以“亲师取友”来严格要求他们。在《为苏门交友序》中,孙先生曰:“窃思凡过苏门者,非我所敬事之人,则其事我之人也。我所敬事,则我之师友也;事我,则我之子弟也。乐莫乐于良师友,乐莫乐于佳子弟。”[43]由上不难看出,孙奇逢先生之所以独“癖”于师友,实乃蕴含着深远的意趣。
  而作为明清更迭之际的一位以读书为至乐、力图挽救学风流弊的思想家、学问家,孙奇逢先生更是以笃实、深思的治学所得,阐释了学问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在致崔蔚林书中,孙先生曾强调:“学问一事,原为自家安身立命、入圣达天。所称天下第一等急务、第一等快乐者,无逾于斯!然非天下第一等人,自昧焉而不知求,惮焉而不敢任。何幸耄年而得不待教之豪杰,为之强辅,助我烛光,此岂偶然也哉?非求异,不苟同,便有深造自得之趣,此所以欲罢而不能也。格致、鬼神辩论,胸中了彻,笔无粘滞,可谓发姚江之蕴矣。正中自有感之意在。”[44]而为达此境界,“学人第一要有识见”,若“识见不高,纵有小执持,亦不过规规自完,能干得甚事”?所以,在他看来,“古来能办大事之人,须开第一等眼界,认第一等题目。做第二等人,便是无识”。[45]此一开示,并非故作高深,实乃针对当时为学者存在的诸多弊病而发。比如,有的人“虽知学路,而恣情纵欲,不肯为”,有的人“畏其事大且难,而不为”,有的人“求而不得其路”,有的人“未知路,而自谓能知”。孙先生认为,“不肯为与不为,其病柔而脆;未知路自谓能知,其病躁而伪;独求而不得其路者,最可悯恻”,凡此皆因不得为学要领所致。[46]而针对一些学人“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等“支离”陋习[47],孙先生更强调道:学问须从源头上彻悟,不可“逐事、逐句、逐人比拟较量,分门别户”。[48]苟能明乎此,也就可得为学大体了。于此,孙先生在《题洤孙史约》中曾有详细揭示:“凡经史载籍,总以明理。读书破万卷何为?然理须证之事而始明,盖天地间无离事之理,故穷经者必考史,庶不至有体而无用耳。真能领悟者,任举一事而理在,任举一史而经在。万殊原于一本,一本散为万殊,此物此志也。”[49]
  更有进者,在孙奇逢先生看来,“学问在躬不在口,区区一得之见,只随时随处体认天理,此外更无他说。我辈试自认如何是天理?天理是如何体认?则一切可相忘于无言矣”[50]。也就是说,做学问不能仅止于舌上空谈,关键是要能躬行实践。在《复梁以道》中,孙先生论“躬行”的重要性曰:“学问之事,患无下手处,故无得力处。知在‘躬行’二字上着手,便一了百当矣。读古人书有一字不明,只于自己身上体贴,于古前言往行有一事不合,只于自身上体贴,则不明者无不明、不合者无不合。所谓《五经》《四书》皆我注脚,前言往行皆我尘迹,我一身足以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直取之当下而足矣。”[51]那么,“躬行”又如何下手呢?孙先生指出,应“从人伦日用处下手”。这是因为,“圣人,人伦之至也。尽得一分人伦,便是一分学问,人伦无缺陷,学问始到家。孩提爱亲,稍长敬兄,是学问的本体。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是学问的工夫。耽声色,殖货利,斧斤之伐,牛羊之牧,是戕贼学问的路数。吾党试于日用间嘿自体勘,爱敬之良到底汩没不得。为不为,欲不欲,初以不自主,渐至不自觉,遂成旦旦之伐。此语真堪痛苦!雨露之润,日夜之息,是学问胚胎处。大约不重名节、不修行谊之人,决不可以谈学问。”[52]基于此,他进而强调,学人若能于日用饮食、人伦处,加以“慎独”功夫,体认学问之道,也就可以“证圣”了。[53]
  正因为孙奇逢先生对学问有如上通达的识见,所以他能超然于当时的程朱陆王门户之争。在他看来,学人们之所以纠缠于“朱、陆异同,聚讼数百年,至今犹纷纷也”,固然与此两贤“不识无字理,故多为字句所障”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学人们心存偏见和胜心,而“偏见与执守相近,然一偏则愈执而愈成拗矣;胜心与自任相近,然一胜则愈任而愈背矣”。[54]在致张凤翔书中,他更表明自己对学术纷争的态度曰:“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迩于同志中得两人焉,一守建安,一守姚江。某尝举先生‘建安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姚江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守建安者谓建安何病,病在姚江之支离建安;守姚江者亦极言姚江无病,其守之专,而卫之严。两人者固各守师说,不至流为陈相,但未免虚益虚、实益实。倘于先生之言更有会焉,且于陈良有光矣。孔子教人之法,孟子教人之法,虽稍有异,朱则成其为朱,陆则成其为陆,圣贤豪杰,豪杰圣贤,即有不同,亦不失建安、姚江面目,又何病焉?某谓学人不宜有心立异,亦不必着意求同。先儒不同异,后儒何处着眼?”[55]即此不难看出,孙先生为学尽管由程朱入手,后在友人鹿善继的启发下服膺于王阳明《传习录》之教,但并未像两家有的后学那样执守师说、为争正宗门户而冰炭不相容,而是致力于融通前人之学[56],是其是,去其非。
  当然,孙奇逢先生为学是有宗尚的。在答贺应旌书中,他强调:“我辈今日遵紫阳,是欲从紫阳以见尼山;遵阳明,是欲从阳明以见尼山。盖紫阳、阳明各有得于尼山,犹颜、曾、由、赐诸贤,各有所得,各不相同。总之,要各成一个面目,正不必强而同之。”[57]又《麟书抄序》曰:“噫!理学而必无事功,必无节烈,则一乡党自好之士耳,奚孔孟之足云?窃思道统肇自伏羲,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自孔子而颜、曾、思、孟以至周、程、张、朱其人止矣。岂皋、箕、伊、傅不得进而与程、朱比隆耶?盖唐、虞之时,五臣皆圣,春秋之际,闵、冉皆贤,取其最者而已。孔子曰:‘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孰谓周、程得与斯道之传,余皆为门外人哉?忠节亦学也,事功亦学也,文章亦学也,莫不有孔子之道焉。是岂可以执一论哉?”[58]由此认识出发,他遂旗帜鲜明地表示:“间尝思之,固不敢含糊一家之言,亦不敢调停两是之见。念不坠之绪,即剥丧蔑贞,必存乎其人……总之,学以尼山为宗”[59];“孔圣人万世之师,道之宗也。学者立必为圣人之志,只折衷于孔子足矣。”[60]而以孔子为宗,亦正是对道统的承继和赓扬。[61]《夏峰歌》中所称“说甚么程朱王陆,门户便相悬,从陆征鞍,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就是孙奇逢先生此一为学取向、宗尚的揭示。由此以观《理学宗传》之纂辑,更可见孙奇逢先生的深层用意之所在了。
  孙奇逢先生尽管为学以孔子为准衡、为宗尚,但他并未执滞于此,而是力求于学问之道能深造自得。在《日谱》中,他曾记载自己的为学体认曰:“一场大事,真是奇怪,人却看得平常,漫不警省,无怪乎以因循而成暴弃也。偶拈此句,告我同人,幸于平常中看得奇怪,又于奇怪处看得平常,方可登圣人之堂、入圣人之室、为圣人之徒也。个个人心有仲尼,不求吾心之仲尼,而求仲尼于仲尼,愈求而愈远矣。”[62]又其告诫子孙曰:“学问之事,人之所是者,勿便以为是,须实见得是;人之所非者,勿便以为非,须实见得非,乃为自得。迩来觉得方寸一点灵明,是我真实家当,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与我都不相干。”[63]总之,在他看来,“学问之事,只是要求自得。自得,则居安资深,而左右逢源,才是集义;不能自得,纵无破绽,终是义袭……所谓本体皆顺,而功夫皆逆,学问全在逆上得力。”[64]正是有了这样的为学心胸和境界,所以,在别人看来“莫不骇为神奇高远之事”的治统、道统,他则以为“总只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上”,因为“天下最神远之事,正从最平易中做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治统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此道统也。故曰天德王道,一而已矣”。[65]而对聚讼纷纭的尊德性、道问学之争辩,他则强调两者“说虽不一,本是一事”,因为在他看来,“盖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耻躬不逮,圣人固虑之矣”。[66]又如在对《易》的理解上,他并未像众多学人那样阐释得玄虚高渺,而是认为:“《易》为道学之源,不知《易》,则不知天地之消息,而我亦藐焉一物耳。盈天地之间,只是阴阳两端,□之其间,一消一息,有许多变化之理,而要归之近取诸身,故圣人一一以身印之。六十四卦之体具,则天地万物之理,总在一部《易》书中矣。”[67]基于此,他不认同如有的人所称的“《易》之精蕴,程朱说尽,后儒不必再言”,因为果如此,“则乾坤之毁也久矣”。在他看来,“程朱言程朱之言,瞿塘言瞿塘之言,层层相生,各具一体,皆所称大《易》之功人也”。也就是说,《易》是一个开放的话题。那么,孙奇逢先生又是怎样体认的呢?在答汤斌之问时,他曾强调:“平常谓《易》是本书,不知《易》却是个人;谓《易》是羲、文、周、孔四大圣人,不知吾心中亦各具有一部《易》在。学《易》者不必向羲、文、周、孔问《易》,第问之自心而已。”[68]这话乍看上去不好理解,但若结合以下言论来看,就豁然了。在《兼山堂讲语》中,孙先生开示其弟子耿极曰:“吾尝读《易》,见乾坤六子是一大人家。乾坤是老夫妇,六子是小夫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不独是说家人,一卦正是说乾坤六子。一部《易经》,皆乾坤六子之事也……孔子之门,便是乾坤六子之门;孔子之家,便是乾坤六子之家。学孔子在此,学《易》亦在此,此之谓实学。”[69]又其致弟子赵御众书中曰:“天地间只有这件事,无精粗、大小、内外之可言。会得此,无时无处非这件事。圣贤随人指点,总之是这件事。《五经》《四子》,任举一语,皆要归到原原本本处,《易》曰‘一致’,子曰‘一贯’。理也,中也,静也,无欲也,矩也,一而已矣。工夫更无两般,下手处便是究竟处,此言尽之矣……仆耄而病,所急望同人者,总之要在躬上取齐。”[70]又其语弟子郭治化曰:“学问之道,二帝三王、伊、周、孔、孟,以暨周、程诸儒,一言以蔽之曰:止至善而已。然善无声臭,止鲜持循,必修身有实功,斯至善有实际。盖至善犹的焉,而修身则张弓挟矢,以收命中之能者也。故一止善,而旁蹊曲径、权谋功利之说,无由入矣;一修身,而凌空驾虚、饰知惊愚之习,无容混矣。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刘念台曰:‘三十年胡乱走,而今始知道不远人。’语修身也。此孔子之所以语曾子者。”[71]观此,孙奇逢先生所倡导的为学要能深造自得,确为其切实体悟。而他所强调的“为学有一大公案,非徒恃空谈也”[72],亦明显是针对时人为学之弊而发的。故《夏峰歌》中所称“道同源,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洵谓得孙奇逢先生为学之肯綮。
  在《自赞》中,孙奇逢先生曾对自己有过这样的评价:“垂髻有志,白首无闻。既虚可畏之时,思效补拙之勤。七十较六十而加毖,八十视七十而更殷。秉烛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但循卫武切磋之咏,可策太公敬胜之勋。引养引恬,野鹤孤云。不慕利禄,可谢元勋。聊以为后学析疑而辨惑,亦可为乡人排难而解纷。予盖窃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窃自信天终不欲丧斯文。”[73]又于去世那一年的正月初八日答弟子耿介书中曰:“自念此身一日不填沟壑,尚期策灯烛之末光,得与良友遥相闻问,共证斯道,是亦极称穹苍之一端。”[74]由此不难看出,孙奇逢先生虽历经明清鼎革时代巨变、流离之苦,但并未因世变纷纭而放弃心中的执着和理想,而是以艰苦卓绝的毅力、勇于担当的精神,孜孜于学问的探寻、道统的赓续、文化命脉的传衍,从而谱写了其很不平凡、“别有天”的人生篇章。而《夏峰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孙奇逢先生很不平凡、“别有天”人生篇章的既通俗易懂又简洁凝练的一种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从略。如欲详览或征引,请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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